第一节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溢出效应是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的课题，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又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对外开放和内部经济所有制结构的优化构成了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制度性推动力量。一方面，对外开放的首要表现就是“引进来”，即外商直接投资（FDI）。FDI对国内经济的直接作用主要在于弥补发展初期的资金缺口，引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同时也可以增加国际收支盈余。但是无论在经济理论上还是决策者的政策构想中，FDI的间接作用即“溢出效应”也同样受到重视。这主要是因为通过内资企业的模仿、各种渠道的技术获取、人员流动、增加市场竞争程度以及推动内资企业的出口等渠道，FDI可能会促进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增长（Gorg and Greenaway，2004），从而使我国经济获得“额外”利得。
另一方面，内部所有制结构的优化则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上。民营经济从无到有，目前其贡献已占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一强（IFC，2000；ADB，2003）。民营企业的扩张不仅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构成了一股潜在的技术创新力量。毫无疑问，FDI与民营企业这两大经济力量的互动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培育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尤其是在加入WTO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度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民营企业能否在日益开放竞争的环境中积极地取长补短，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具有深远的意义。本章的目的就在于深入考察FDI对民营企业生产率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及其作用途径和表现特征，探究其背后的理论和现实含义。
本章以下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节评论现有的文献并阐释本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三节介绍经验研究的方法；第四节对数据和变量进行描述性说明；第五节和第六节是对估计结果的分析和解释；第七节是结论与启示。
第二节文献评论及研究创新
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外资企业的活动可能通过技术溢出、商业往来、人员流动以及提高竞争程度等途径而产生外部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外资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优势，这种外部性可能是正的，从而这些国家的经济有可能从中受益。单纯关于FDI溢出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文献已经有相当的积累，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献的研究对象是相对发达的国家。尽管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使用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来检验FDI的溢出，但其所得到的结论仍然是相当混杂的，这里不再赘述。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排除数据质量和估计方法的技术性因素，这些研究是否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独特性？更具体地讲，经典的研究似乎更注重FDI溢出的“供给面”，即溢出效应本身是否存在，而较少关注溢出的“需求面”，即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内部探究吸收溢出的条件是否也影响到溢出的结果。
最近，部分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这个曾被忽视的一面。事实上在国外的经验研究中，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Kokko（1994）和Kokko等（1996）就已经利用乌拉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会反向地影响到内资企业对FDI溢出的吸收，即技术差距过大会阻碍溢出；但是Sjoholm（1999）利用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Borensztein等（1998）和Xu（2000）从不同数据角度（宏观和微观）均发现人力资本对FDI的技术溢出有重要影响，并且存在着一个门槛值；只有超过这个门槛值，FDI的技术溢出才能发挥作用。通过将FDI与人力资本和技术差距变量交互，Li和Liu（2005）同时发现，人力资本和技术差距分别从正向和负向影响着FDI的溢出。另外，也有研究证实金融和制度也是影响FDI溢出的因素（Durham，2004）。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的几个研究文献开始将企业生产率的相对水平（相对于前沿水平）理解为是一种“吸收能力”的反映，并且通过条件分位回归模型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即这种吸收能力对FDI的生产率溢出有显着的影响（Girma and Gorg，2002；Dimelis and Louri，2002；Békés等，2006）。但是，由于生产率水平本身部分地受到外资溢出的影响，所以若将生产率相对水平直接作为吸收能力的度量则可能存在内生性。
遗憾的是，国内现有的研究对于“FDI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这一基本问题也还没有统一定论。在没有考虑吸收条件的文献中，大部分研究发现FDI在工业部门具有正的溢出效应，但是是有条件的溢出。其作用大小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自身技术水平和市场规模等条件（何洁，2000），此外也受到竞争程度的影响（陈涛涛，2003），而且还存在着地区差异性（潘文卿，2003）。张建华和欧阳轶雯（2003）进一步确认了模仿与产业间的联系是广东省FDI对经济增长溢出的传导途径。陈涛涛和陈娇（2006）的研究表明产业本身的增长特征为FDI的产业内溢出创造了有利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张海洋（2005）通过引入R&；D对吸收能力进行了分析。在控制了自主R&；D以后，张海洋发现FDI对内资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没有显着影响，其解释是“内资部门较低的R&；D吸收能力抑制了生产率的增长”（张海洋，2005，p.107）。而在最近的一项基于普查数据的研究中，平新乔（2007）的经验证据表明，FDI的技术溢出已大为减弱，并且FDI会阻碍内资企业通过研发而缩小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差距的努力。罗长远（2007）则从投资的角度发现FDI对国内资本有“挤入”作用，即促进国内投资增长的作用。
尽管在文献中将生产率的相对水平理解为“吸收能力”显得过于草率，但是它却提醒我们外资溢出的影响对不同的企业可能存在异质性。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对FDI溢出的吸收程度可能不尽相同，中国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本章的研究正是受这些问题启发，并且围绕着它们展开，试图在分析中对此作出初步的但尽可能合理的回答。
在正式进入研究之前，我们首先归纳了现有经验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的经验研究）结论混杂的几个原因，以利于在研究设计中作出进一步的改进。第一，从机制上讲，外资企业可能会通过商业秘密或专利等知识产权保护手段来有效地确保技术或管理模式的创新不会溢出到其他企业，这导致溢出效应在实际中并不存在或不显着。第二，企业的异质性使得不同性质的企业对溢出的吸收程度并不相同。比如高生产能力的企业可能具备更高的模仿和消化能力，类似地，企业规模、出口倾向性等因素也有可能影响到对溢出的吸收。如果这种企业间的异质性确实存在，那么上述利用产业加总数据的研究就很可能会使估计结果产生难以预测的偏差，将降低结论的适用性。第三，现有的研究也没有区分外资在企业内和产业内存在方式的差异。对于合资企业而言，企业内外资的溢出是在企业内部发生的，而对于全内资企业来说，FDI的溢出是通过企业间的联系发生的。一般来讲，合资企业可能比全内资企业能更方便、更有效地吸收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如果将这两种形式的FDI进行混同估计，可能会低估企业内FDI的溢出，同时高估企业间FDI的溢出。第四，由于我国的统计规范处于不断的完善过程中，因此使用时间序列产业加总数据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统计口径不一致和加总误差（特别是外资部门经济指标）等一系列数据质量和测量误差问题，由此造成的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比较现有的文献，本章的可能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本章的研究焦点是FDI对中国民营企业的溢出效应。尽管上文已经提到FDI与民营企业这两股力量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工作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如缺少可靠的微观数据）至今尚未展开。第二，与大部分经验研究不同，我们使用的是来自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大型微观数据集，这不仅大大拓展了样本容量和代表性，也能够得到比较规范、可靠和具有可比性的各类经济指标，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结果的准确性。第三，与通常使用的条件均值回归模型不同，本章引入了条件分位回归（Conditional Quantile Regression）模型。条件分位回归的好处在于其估计结果对误差项的分布比较稳健，不易受异常值的影响，同时还可以考察解释变量对不同水平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即不同生产率水平的民营企业对FDI溢出吸收的差异，从而揭示出作用机制的内在异质性。在有较大样本的保证下，其优势是很明显的。第四，在具体分析FDI溢出的产业渠道时，本章从产业渠道区分了水平和垂直产业关联，并将垂直关联进一步细分为前向和后向关联。同时我们也专门考察了企业层面FDI的溢出，从中可以比较企业个体吸收外资程度与生产率溢出的关系。
第三节经验研究方法
一、计量方程设定
这里的i表示观测点，由于本章采用截面数据，它事实上代表一个企业。y表示劳均产出，k表示劳均资本，m表示劳均中间投入。在实际分析中，我们采用对数值来构建这三个变量。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具有不变规模报酬性质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ε表示误差项。z代表一组与FDI有关的变量，通过估计各个z的系数，我们可以考察FDI溢出的各种渠道及影响方向和大小，这也是本章关注的焦点。
尽管在理论上FDI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着多种作用途径，但是关于作用方向理论上通常存在多种可能性。即使在理论上是明确的，在现实中这些作用机制是否存在以及它们的作用方向如何却完全是另一个问题，需要仔细地加以检验。为了较好地识别这些可能存在的溢出机制，我们将通过以下四个主要模型来进行估计。这四个模型又可以分为两类：基准模型和扩展模型。前者在估计溢出效应时不区分所有制，后者则借助虚拟变量来单独考察民营企业对FDI生产率溢出的吸收情况。
基准模型1：这个设定实际上来自Javorcik（2004），它是对Aitken和Harrison（1999）模型的改进。在Aitken和Harrison（1999）的模型中，溢出机制只包括企业层面的FDI和所在产业层面的FDI两个渠道。但是一方面正如Aitken和Harrison（1999）自己指出的，产业内的溢出既可能包括正的知识溢出，也同样可能包括由于外资企业瓜分市场带来的负的竞争效应。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往往处于若干种上下游的产业链关系环节中，所以产业间的垂直溢出也很有可能发生（Javorcik，2004）。
基准模型2：与基准模型1不同的是，基准模型2按外资参与企业中外资控股与否分别构建产业层面（包括产业内和产业间）的溢出变量。如horzmajj表示企业所在产业中外资控股企业的外资占行业总资本的比重，backmajj表示其他产业内的外资控股企业的外资成分与产业j的后向关联，forwmajj表示其他产业内的外资控股企业的外资成分与产业j的前向关联；反之亦然。
扩展模型1：为了区分出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对FDI生产率溢出吸收的差异性，我们在基准模型1的基础上设置了（内资）民营企业虚拟变量与溢出渠道变量的交互项，通过它可以检验这种差异性是否显着。
扩展模型2：同样，为了单独考察民营企业在吸收FDI生产率溢出方面与外资企业的差异性，我们在基准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民营企业虚拟变量与溢出渠道变量的交互项，以此来检验这种差异性的显着性。
二、估计策略
本章采用条件均值回归和条件分位回归两种方法来估计上述四组方程。由于就本章的研究目的而言，后者比前者更加可靠，并且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接下来我们主要侧重利用后者的估计结果来进行分析，将前者的结果作为参考。但是在进行条件均值模型的估计时，我们仍然希望在方法上尽可能地避免由截面数据的分布特性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干扰。现将两种估计方法说明如下。
1.条件均值回归模型
设因变量为y，自变量为向量x，其相应的系数向量为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