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是川剧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新旧社会的交替，为我国民族艺术的发展开辟出广阔的新天地，也为濒于灭绝的川剧带来了生机。早在1949年7月，周恩来同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现在我们是新时代了，我们应当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尊重他们方能改造他们今后，一定要和全国一切8意改造的旧艺人团结在一起，组织他们，领导他们，普遍地进行大规模的旧文化改造。如果不团结广大的旧艺人，排斥他们，企图一下子代替他们，是不可能的。”这里明确地表达了三重意思，一是要尊重旧艺人，他们同人民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理应受到尊重，尊重他们方能改造他们；二是要改造旧文艺；三是要团结旧艺人，改造旧文艺。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有其延续的传统，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并不能割断历史文化的传承，但必须对旧文化进行改造，使之能够为新的社会制度服务。对属于旧文化的旧戏曲如何改造？新中国刚建立，1951年5月5日政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这个后来被戏曲界称为“五五指示”的重要文件对戏曲改革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规范性要求，其中说：“凡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又说，“目前戏曲改革工作应以重要力量审定流行最广的旧有剧目，对其中不良内容和不良表演方法，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修改。必须割除有重要毒素的思想内容，并应在表演方法上删除各种野蛮的、恐怖的、猥亵的、奴化的、侮辱自己民族的、反爱国主义的成分。”根据这一指示，川剧同全国其他戏曲剧种一样，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川剧界进行了普遍的“改人、改制、改戏”的“三改”工作。这其中，关于“改戏”的工作延续时间最长，甚至可以说，这项对于旧文化的改造工作一直持续至今，而对川剧聊斋戏的推陈出新，就是其中卓有成效的一个部分。
一、建设新戏曲的基础工程
随着国家“一化三改造”的结束，四川省原有私营川剧班社普遍改建为国营和集体所有制川剧团，“改人、改制”的任务初步完成，“改戏”工作也在实验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经验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全面展开。20世纪50年代中期那次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开展的自上而下、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剧目鉴定工作，就是川剧从旧文艺向新戏曲转化过程中完成的一项具有奠基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基础工程。
1.剧目鉴定的由来
1954年川剧进京在国务院小礼堂为中央领导演出，休息时剧院领导向周总理和朱德、陈毅汇报工作，说一年间整理出两台大戏，满以为会得到表扬。周总理说，你们常说川剧剧目是“唐三千，宋八百，数不清的三列国”，加上高腔四大本、弹戏四大本、江湖十八本，还有这个多少本，哪个多少本，你们算算看，按现在这个速度要多少年才能整完？弄不好岂不成了陈老总说的“端着金饭碗的讨口子”？你们回去研究一下，能不能集中一段时间，发动更多的剧团，翻箱倒柜地搞它一下。要知道，有些本子还在老艺人的肚子里，不抢救就有丢掉的危险①。事后，朱丹南、彭长登等同志把周总理的指示及时向文化部和全国文联的领导作了汇报。他们都说这个指示很重要，川剧是个大剧种，家底子厚，先搞一下，对其他剧种会起推动作用。根据1954年8月全国戏曲工作座谈会精神及中央有关领导指示，在中共四川省委和文化局有关领导的关心指导下，1955年成立了四川省传统剧目鉴定委1会，并于重庆、成都两地各设一个办公室，负责剧目鉴定的具体组织领导工作。同年2月27日《四川日报》刊登了剧目鉴定委1会成1名单，成都办公室主任为彭长登，重庆办公室主任为裴东篱。文化部和全国文联派出了以赵树理为组长，张东川、晏甬为副组长，有专家沙梅、赵慧深等参加的工作组赴川具体指导，一场声势浩大的传统剧目鉴定工作就此展开，并由成、渝两地扩展到全川，自贡、南充、雅安、温江、绵阳等地区的川剧工作者纷纷响应，积极投入到这项工作中。通过广泛的“翻箱底”，全省各地老艺人自觉捐献手抄本、口述本及各种藏本达2000多个。从1955年至1957年在重庆、成都两地共鉴定传统剧目321个②，其中成都鉴定145个，重庆鉴定17远个（含书面鉴定22个）。
2.鉴定工作的程序
剧目鉴定实际上是“三改”中“改戏”工作的继续深入，是一次对传统剧目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在新的文艺思想观照下加以推陈出新的过程，也是有史以来集中最多人力、物力、财力对川剧传统剧目进行最为系统的全面整理的一项浩大工程。
正如刘厚生先生所说：“是把一种完全诞生和成长于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上层艺术建筑，把一种虽有刚健清新气息但又有陈腐粗陋因素的艺术整体，经过扬弃继承下来，使之初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成为能够为当代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艺术。”③川剧形成于清代乾、嘉年间，200多年来植根于巴山蜀水的土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声腔形式和表演艺术，积累了丰富的剧目，为四川人民喜闻乐见，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于那些显然落后于时代的内容如不经过推陈出新，必然为时代观众所抛弃。所以，进行大规模的剧目鉴定，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川剧自身发展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剧目鉴定工作得到了川剧艺人最衷心的拥护和支持，他们口述、捐献了大量传统剧本，基本上摸清了川剧的家底。大批的戏改干部、川剧艺人、川剧编剧、大学教授、学者、新文艺工作者汇集到一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对传统剧目进行了彻底、认真的清理。据195远年《四川省川剧剧目挖掘、鉴定和整理改编工作的情况与经验》④一文记载，剧目鉴定程序为：
1.搜集剧本2.清写剧本3.挑选剧目4.内部演出5.剧本整理远.鉴定演出7.座谈会，讨论分类8.整理改编9.编印出版
这个过程表明，当时的剧目鉴定工作是积极而慎重的，在指导思想上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着眼于对民族传统艺术的保护和扶持。这首先表现在对散存于民间的剧本不分优劣高下进行普遍搜集、清写，为川剧积累了宝贵财富；其次对名艺人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在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确定鉴定剧目；再则，采取内部和公开演出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听取群众、艺人、干部的意见，对基础较好的剧目进行改编提高，从大方向上避免了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比如公开鉴定就是一种广泛吸取群众意见的很好的方式，对大部分剧目的鉴定都采用了这种方式。成都《工商导报》1955年4月22日刊登了公开鉴定演出的剧目广告：
“为了加快鉴定工作进度，将于周六、周日加演夜场。”可见当时剧目鉴定工作是紧迫而认真的。而且每次演出前都要向观众解释这个戏的有关问题，并在节目单背面印制意见表发给观众，收到了积极的成效。据当时的资料记载，每个剧目都收到了群众填写的意见表，有的意见书甚至长达几千字。据不完全统计，1955年成都办公室收到意见书437份，重庆办公室也收到100多份。
这说明当时的群众对剧目鉴定工作是十分关注的。这种公开鉴定的做法既能调动广大观众参与的积极性，也有利于了解群众对剧目的意见与要求，使专业工作者在整理改编时能更好的校正主观意识，体现时代和群众的需求。
3.鉴定剧目的分类
根据剧目鉴定委1会的要求，鉴定剧目主要从思想性、艺术性两方面着眼，大致分为四类，通过鉴定分别采取或基本不动、或整理改编、或保留选场、或全剧停演等不同措施。据195远年《四川省川剧剧目挖掘、鉴定和整理改编工作的情况与经验》记载，成都方面的分类情况为：
第一类：思想性与艺术性均较高，稍加整理即可成为优秀剧目。如《一只鞋》《鞭督邮》。
第二类：思想性和艺术性与第一类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要大加工，如《芙蓉花仙》《芙奴传》《萝卜0》。
第三类：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差，不够优秀剧本的水平，只能作为一般演出剧目。如《崖山恨》《兰衫配》。此类戏暂时不花大力气去整理。
第四类：思想性与艺术性很差，全剧难以整理，其中某些单折戏可作一般上演剧目。如《金钗钿》《竹林堂》。此类戏也暂不整理。
其他类：即问题太多或毒素太重的坏戏。如《珍珠衫》。
重庆与成都对剧目的分类情况基本相同，小有差异。据剧目鉴定委1会重庆办公室1955年编印的《剧目鉴定座谈记录》（摘要初稿）记载，其四项分类如下：
第一类：思想性、艺术性都强，不加整理或稍加整理即可演出和推广者。
第二类：思想性较差，但艺术性较强，必须郑重研究，重新整理方可演出。
第三类：整个思想性、艺术性都差，只能从某一方面作局部整理或作较大加工后予以保留的。
第四类：问题较大的。
上述《剧目鉴定座谈记录》还记载了当时重庆鉴定的一批剧目的分类情况，被划入第一类的剧目有：《长生殿》《秦香莲》《白兔记》《闹齐庭》《琵琶记》；第二类有：《菱角配》《血手印》《阴阳告》《花田错》《意中5》《乌龙院》；第三类有：《春庭院》《借尸报》《梅花簪》《乐春院》《鸳鸯谱》；第四类有：
《情书报》《风筝误》《黄金印》《金貂记》《景阳岗》。查阅当时对这些剧目进行鉴定讨论的会议记录，其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可以看出，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当时鉴定者们一般都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这些剧目的优劣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在近半个世纪后，我们来重新审视这次剧目鉴定工作，应当承认它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带有较浓厚的时代政治色彩。比如以阶级斗争的观念来评判剧目的思想性，这就难免以偏概全，失之偏颇，但成绩与功劳是主要的，体现在几个方面：（1）在传统剧目中艺术成就较高或有某一方面艺术特长的剧目得到肯定和推广；（2）参加鉴定的各类剧目均得到较好的保存，或加工上演或整理出版，为川剧积累了宝贵财富；（3）经过集思广益的讨论和一批知识分子的加工整理，普遍提高了剧目的文学艺术水准；（4）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改编出了数以百计的适应当时观众审美需求的优秀剧目，其中包括一大批延演至今的传统经典剧目，使传统川剧开始走出封建文化的围城，跟上时代前进的步法。遗憾的是，一些已经纳入鉴定计划的剧目及一些准备开展这项工作的地区，由于“反右”的影响而被迫终止了鉴定工作。
剧目鉴定工作中这些行之有效的作法，使这一工程的预期目的得以实现，也为正确地继承文化遗产，促进川剧艺术的改革和发展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比如在鉴定剧目的选择上侧重于四个方面：思想性、艺术性都强的优秀剧目；久不上演将要失传但有保存价值的剧目；富有本剧种特色或表演上有特殊创造的剧目；注意题材风格的新颖与多样化。这样的选择，对于剧种艺术特色和传统的继承发扬无疑是具有推动作用的。在全省性剧目鉴定的基础上，重庆、四川的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川剧》（单行本）88辑、《川剧鉴定演出剧本选》11集、《川剧传统剧本汇编》33集等，收入了经过鉴定整理的传统剧本300多个。在20世纪50年代，川剧正是依靠这些剧目屡次晋京或到上海等地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随着省区间艺术交流的不断扩展，川剧在全国众多戏曲剧种的比较演出中，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采和剧目个性，其独立的剧种品格和艺术成就得到戏曲界的一致认同。从20世纪50年代剧目鉴定至今的半个世纪以来，除“文革”这一特殊时期外，这些剧目多数一直存活于川剧舞台，成为日常演出中的主要剧目。由于当时反对突出个人的因素，对于绝大部分加工过的剧目都采用的是集体署名的方式，称之为“整理”本，其实对很多剧目脱胎换骨的“整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视为改编或新编，比如由《狼中义》改编的《一只鞋》，由《鸳鸯绦》改编的《拉郎配》等，堪称化平庸为精妙或化腐朽为神奇之作。传统川剧能通过剧目鉴定走上新生之路，并出现“黄金时代”，这是与一大批川剧作家、知识分子的辛勤耕耘与无私奉献分不开的，他们对川剧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将彪炳于川剧史册。
二、参加剧目鉴定的川剧聊斋戏
从1955年至1957年，四川省剧目鉴定委1会在成都、重庆两地鉴定的321个剧目中共有30个聊斋戏，几乎占鉴定剧目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聊斋戏当时在川剧常演剧目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因为川剧聊斋戏在剧本的文学性和舞台艺术的独特性方面均有较高的成就，在观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对这些剧目进行鉴定清理，重新推上舞台，更有利于利用川剧这种艺术形式对人民群众进行新思想、新道德、新观念的宣传教育，并且能够满足四川广大基层民众对文化娱乐的欣赏和参与要求。据当时在成都亲自负责剧目鉴定工作的彭长登先生介绍，新中国成立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受到人们的一致推崇，所以对川剧聊斋戏一般也是持肯定态度，普遍认为聊斋戏是通过鬼的世界来揭露人世间的不平，与宣扬封建迷信有本质区别。因此在剧目鉴定中，是将聊斋戏与当时川剧中数量繁多的三国戏、列国戏同等看待的，认为只要删除其中一些过于庸俗的舞台表演，一般都可以继续演出。比如《飞云剑》是个出鬼的戏，且有一些恐怖的表演，但认为其思想倾向是健康的，在表演技艺上也有特点，只要经过整理便可演出，应该保留下来。基于这样的认识，聊斋戏在剧目鉴定过程中自然处于受保护的位置。据现在可以查阅到的《四川省川剧剧目鉴定目录》记载，有如下聊斋戏剧目进行过鉴定：
在成都参加鉴定的有1远个聊斋戏剧目：
《一只鞋》《窦玉姐》《画皮》《胭脂》《游泾河》《打红台》《痴儿配》《荷花配》《耐冬花》《青梅记》《金镯配》《紫微剑》《冬梅花》《峰翠山》《粉蝶配》《胭脂虎》
在重庆参加鉴定的有13个聊斋戏剧目：
《菱角配》《借尸报》《绣卷图》《洞庭配》《刀笔误》《群仙会》《飞云剑》《宦娘》《双仙5》《夕阳楼》《桂香阁》《双魂报》《玳瑁簪》（另有《十王庙》一剧虽然在《四川省川剧剧目鉴定目录》中没有列入，但在四川省川剧院印制的《川剧传统剧目初步鉴定表》第72号中有此剧目，并签有意见。）其中《窦玉姐》与《借尸报》为异名剧目，但演出路子有较大差异，在成、渝两地分别被列入鉴定剧目。从上述剧目来分析，入选的聊斋戏剧目大致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