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秋，冷战双方势力均衡发生明显变化。和过去一样，在人力、军事和经济方面，美国和其盟国远远超过苏联东欧集团。发生变化的是影响力——19世纪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称之为要素，现代的政治学家们则称之为软实力。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造成的自我伤害严重地影响了苏联的影响力。一方面，这增强了美国的自信心，而另一方面，则引发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对莫斯科的疑虑。
赫鲁晓夫决定中止在柏林问题上的对抗进一步验证了华盛顿一些人得出的结论，即在这场战略实力的较量中，美国占了上风。10月21日，肯尼迪让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向惊恐不安的美国公众披露，无论核武器的质量还是数量，美国都超过苏联。赫鲁晓夫撤销最后通牒4天后，吉尔帕特里克发表了这次讲话。之所以如此，除安抚美国民众外，肯尼迪还希望以此来警告美国军方和国会的支持者，不要再利用恐吓手段来获得不必要的军费投入。以空军为例，它们正准备发动一场宣传战，以争取再采购2000枚民兵弹道导弹。国会议员们也正在摆出一副架势，要用B-70轰炸机来对抗苏联的“莽汉”轰炸机。
本来麦克纳马拉要发表这个埋葬导弹差距的讲话，但因为日程有冲突，而改由副部长吉尔帕特里克在弗吉尼亚的一次商务会议上发表这次讲话。“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遏制共产主义国家的行为，或者抵制其核恐吓，我们的信心来自于对双方相关军事力量所做的符合实际的评估。事实上，美国拥有一支核反击力量，它是毁灭性的，以至于敌人的行动将会招致自我毁灭……我们核武器的运载工具，包括战术和战略工具，数以万计。当然，每一个运载工具都有不止一枚核弹头。”
到执政第一年的年底，观察家们注意到，肯尼迪显得更加轻松。“形势在变好，”他和善地告诉记者休·赛迪，“我们各个方面都在进步。”其他人对肯尼迪语气的变化给予更高的评价。诗人卡尔·桑德堡的代表作是一套多卷本的林肯时期战争研究，对肯尼迪最近处理国家面临的危险所做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他的处理方式太完美了，以至于不像是真的。”
表面上看，1961年秋，赫鲁晓夫的个人权威似乎达到顶峰。10月30日，在他的指示下，斯大林的遗体被从列宁—斯大林墓地迁出。门口上方的大理石匾额被布遮住，上面只有“列宁”两个字。可以说，赫鲁晓夫确实让斯大林这个共产主义的偶像黯然失色，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一天上午11时，另一颗火球为赫鲁晓夫点亮。在他的坚持下，苏联核科学家在北极岛屿爆炸了最大的核装置——一颗5000万吨级的核弹，被称为“核弹之王”（Tsar Bomba）。维也纳峰会后，赫鲁晓夫下令制造、爆炸一颗超级核弹。最初的设想是颗百万吨级的核弹，旨在对美国施加压力，以在发出柏林最后通牒前吓退美国。
结果，到赫鲁晓夫爆炸巨型核弹之时，柏林最后通牒已成为一纸空文。而且，尽管这次大爆炸有其政治效果，但这个装置根本不能当成一种武器用于实战。苏联唯一能运载这颗核弹的飞机是速度很慢的图-95熊式轰炸机，而美国的防空武器可以很容易击落它。而且这颗核弹的威力很大，如果在中欧爆炸，将会伤害东欧居民。
赫鲁晓夫的权威在表面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在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后面，这种差距甚至更大。柏林的让步已经损害了其声誉，当初苏联领导层支持赫鲁晓夫在峰会上向肯尼迪发出最后通牒时，并未料到他会像1959年一样作出公开让步。现在，虽然表面上还没有主席团委员表示反对，但赫鲁晓夫清楚，他需要恢复其柏林政策的一致性。
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在莫斯科受到限制，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其他国家却传播开来。中国也曾支持过柏林最后通牒，他们以为在赫鲁晓夫达到目的之前，苏联不会作出让步。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北京开始把他当成一个软弱的领导人。1961年底，东德驻北京大使注意到，中国人不明白为何赫鲁晓夫没有像1956年那样显示出其勇气。“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中国认为，“苏联的最后通牒是被认真看待的，它吓退了帝国主义分子，并迫使他们停止其入侵行径。”赫鲁晓夫这次作出的退让，“只会让对手的政策更强硬，要求更多，挑衅行为更强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其自身利益，正是中国首先利用了赫鲁晓夫的让步政策，他们迅速放弃了莫斯科和东南亚当地共产党讨价还价后形成的政治和解途径。11月，中国和巴特寮调解后，废除了在中立派梭发那·富马领导下组成一个联合政府的协议。一个月后，北京向河内派出军事代表团，在两周时间内，双方显然讨论了未来老挝的军事行动计划，这违背了赫鲁晓夫和肯尼迪达成的停火协议。
中国不能理解赫鲁晓夫的那些行为，和肯尼迪在柏林问题上摊牌却不了了之，还有导弹差距假象的中止。这些行为显示，莫斯科在这个方面犯了严重错误，即1955年以来莫斯科一直操纵的与西方保持分歧的做法，以核讹诈为幌子，使用最后通牒的手段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计谋。实际上，它引起美国舆论的过度反应，并且刺激美国国会增加更多国防预算，也让国会对切实可行的裁军产生怀疑。有一个时期，美国人仍然怀疑他们的实力，这可能迫使美国人勉强作出一些政治妥协。然而，现在美国人似乎明白，他们至少不落后，甚至还领先苏联。这种政治环境下核讹诈还有何作用？
消极面对这种新的势力失衡不是赫鲁晓夫的个性。鉴于美国这个实力强硬的新对手和自己后院的空虚，一个谨慎的领导人可能会暂停其战略以作出回应。暂停竞争将会为苏联争取时间，以发展技术、改善农业生产状况，并为未来提供新的战略资源和经济实力。但这不是赫鲁晓夫的行为方式，出于本性，赫鲁晓夫放弃了国际事务中的挑衅行为。此外，他被一种根深蒂固的忧虑激励着，即担心西方会利用苏联被识破的弱点来摧毁共产主义制度。这种担心使他不能接受1955年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开放天空计划，而且也拒绝了在1962年实现国际政治和解的可能。相反，他还期盼着要把为实现一个特定目标而偶尔实施的恐吓手段转变为一个中期策略，以便向华盛顿及其盟国施加持续的政治压力。尽管美国实力强大，但赫鲁晓夫深信美国人和其总统将会继续对战争怀有恐惧感，所以其结论是，他或许能利用这种恐惧感来遏制斯威夫特笔下的巨人格列佛。
在其公开的声明和后来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都没有披露国际势力均衡中发生的这些令人泄气的转变。如果提到这些，那么他在1962年那个最危险年份的所作所为就不会显得那么神秘。40年后，赫鲁晓夫在1月8日主席团会议的发言记录被公开，这不是一次全体会议。只有根据这些记录，研究者才能知道其想法，正是这些想法让他冒了冷战中最大的风险。直接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对柏林谈判的落空感到失望。这次会议召开前6天，葛罗米柯会见了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讨论柏林问题，而且苏联外交部也需要新的指示。整个秋天，赫鲁晓夫都在期待肯尼迪提出新建议，而后者则在检讨其策略，并一直在与其盟友协商。但建议提出后，却毫无新意，只不过提出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监督进入西柏林的通道。对于最重要的问题——西方在西柏林驻军的未来问题，华盛顿只字未提。赫鲁晓夫不得不承认，核恐吓和外交手段在1961年都未能奏效，现在需要制定新的策略。
“敌人很强大，”赫鲁晓夫承认，“（他）比我们强大。”克里姆林宫领导层常常使用“对手”这个没有多少威胁口吻的词汇来形容美国。然而，这一天，赫鲁晓夫已经顾不上这些细节了。“那就是他总出王牌来对付我们的原因，我们也要用这招来对付他们——打出实力牌。”1961年5月，赫鲁晓夫曾满怀信心地预言，他能把美国人向前推得更远，比他们想要的还要远，这个预言并未被证实。从柏林危机的处理过程看，白宫已经向赫鲁晓夫证明，它准备以武力来维护其进出西柏林的通道。“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可以预言，这场游戏将会在一场战争中结束或相反。（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赫鲁晓夫说道，“不可能爆发战争，不会发生战争。”
赫鲁晓夫承认的不仅是他对美国决心的误判。其战略也反映了这种期望，即一个像肯尼迪这样既有吸引力又明智的自由资本主义者将会是一个既明智又有权威的人物，出于和莫斯科实现缓和的重要目的，他会接受在柏林问题上作出微小让步。“事实上，谁决定着是否要达成协议？是否要走上绝路——要战争还是要和平的问题？”赫鲁晓夫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着，自问自答道，“肯尼迪决定这一切。”但是，这个期望证明也是错的。肯尼迪或许想改善两国关系，但赫鲁晓夫没有理由认为他会情愿做那些事。肯尼迪“没有权威、道德或政治手腕”，赫鲁晓夫勉强得出这一结论。“这个人年轻也有能力，有必要给他作出这种评价。”他补充道，“但是，他不能在美国民众前站住脚，也不能领导他们。”现在，赫鲁晓夫认为，美国的制度意味着其外交政策由富豪、军国主义者和那些危言耸听者来决定。“在美国的决策圈中，肯尼迪本人并没有多少权威。在这方面，他比不上洛克菲勒和杜邦。”赫鲁晓夫也不准备掩饰其失望，“（不好说）谁更好，艾森豪威尔或者肯尼迪——他们都是一丘之貉……两个人都代表着同一个阶级，只不过有些细微差别罢了。”
赫鲁晓夫的前两个错误，即错误估计美国会接受其条件，以及肯尼迪将利用其权威来遏制华盛顿的军国主义分子，连同他的另一个错误——期待欧洲人让美国人作出让步，让他错上加错。他曾设想，出于对战争的恐惧，在维持西柏林现状问题上，西欧将会放弃他们可能已经拥有的利益。他回忆过曾对法国人雷诺和比利时人斯帕克说过的话：“我们最多能走到这一步。”让他困惑的是，西方在柏林问题上保持着一致。
“他们不会同意，”赫鲁晓夫说，“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不承认他们在西柏林拥有任何权利，不承认他们在那里有驻军的权利。我们对自由进入的诠释和理解完全不同于西方。他们认为西方自由进入西柏林的权利被剥夺，而我们理解这就是自由进入。”赫鲁晓夫的结论有些悲观。“他们现在会同意这个看法吗？”他问自己，“不会，他们不会的。”
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宏论时，尽管会议记录中并未提及反对意见，但赫鲁晓夫自己披露，虽然和西方有严重分歧，他还想与西方就柏林问题达成一致时，大概与会者还是有些骚动。他无意于改变其谈判的底线：不要国际走廊，西方不得在西柏林驻军，东柏林仍为东德的一部分，西柏林变成一个中立、国际化的城市。而且，在这些条件下，他不准备停止其推进柏林问题全面解决的做法。“一句话，”他对面前的官员们咆哮道，“说我们不会赢，还为时过早。我们应当继续努力。我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们将不会同意我们的意见。但那只是意味着眼下还不会同意。一切才刚刚开始，所以这场游戏还值得玩下去。”
赫鲁晓夫还不能肯定苏联要玩多久，才能在这场“游戏”中取胜，他也不能就莫斯科应当遵守哪些自我限制的问题提出建议。毕竟，现在他清楚，有可能把美国推向战争，但他承认，他不想要战争。然而，赫鲁晓夫认为，如果不采用施压策略，要想在这场和美国人的斗争中取胜则毫无希望。
然后，他以液体表面做比喻，来解释现在的看法，即美国在世界上占有战略优势，国际局势的持续紧张对维护并扩大苏联的利益是必要的，“我们应该施加更大的压力，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当压力增大时，我们应该让对手感觉到这种压力。但是，不能再倒最后一滴水，以免杯中的水溢出。就像液体表面一样，它有张力。当形成这种张力后，液体就不会溢出。”赫鲁晓夫解释道，施加压力并非要有意改变什么，而只是不让美国人占苏联东欧集团的便宜，因为他们在这场超级大国的竞争中领先。“如果我们不施加压力，我们就会让敌人过得很安稳。”他说道。
赫鲁晓夫承认，先前发出的最后通牒是一个错误，但他拒绝为解决柏林问题设置最后期限，不想让自己像1958年、1959年和1961年那样，在1962年再次受限于自己的说辞。最后期限的设定让他不能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相反，他想运用苏联的外交政策让西方失衡，直到莫斯科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从而迫使美国给予他所想要的东西。他急于要解决这个问题，而匆忙发布另一道柏林最后通牒并无意义。“我国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以及军事力量每年都在增长。因此，现在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从不考虑它？现在这件事提上议事日程了吗？正好相反。现在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它。如果现在不考虑，那么，明天将会考虑。”赫鲁晓夫那天并未说明，其背后的乐观来自于他的自信心：苏联即将部署其下一代洲际弹道导弹R-9和R-16，这将改变美国对苏联实力的评估，结束华盛顿的骄傲自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