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苏联领导人强调新策略的结果：“采取进攻性策略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需要谨慎从事，在这场游戏中，我们不能像赌徒一样来打赌他的口袋里到底有什么东西，然后拿起一支枪射向自己。”但是，他也清楚，这将会被苏联东欧集团的一些人，特别是中国人视为软弱行为。中国人坚持要继续发出最后通牒。“我们的朋友将会指责我们，并在这件事上来利用我们……”北京嘲讽他在柏林问题上过于谨慎，激怒了赫鲁晓夫。他回忆道，1958伊拉克危机期间，毛泽东曾问他：“你们愿意打仗吗？”赫鲁晓夫回答“决不打仗”后，毛泽东答道，“对，没有必要。”赫鲁晓夫认为，中苏关系的紧张才能解释毛泽东现在的行为。“如果我们现在有良好的关系，那么毛泽东将会给我们写一封友好的信件，他会问，‘你们想和西方在柏林问题上打一仗吗？’‘决不会，我们还需要为此打仗吗？’那他就对了。”
赫鲁晓夫想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去试探北京，因为北京在1950年代也发出过有关金门岛和马祖岛的最后通牒，这两个岛屿仍然被蒋介石政权所控制。他也曾建议就中国容忍英国控制香港和葡萄牙控制澳门地区而驳斥他。赫鲁晓夫提醒与会的苏联外交官，中国一再反对使用武力来解决他们自己的柏林问题。
赫鲁晓夫也建议，应向东德人，还有那些对苏联为何不勇往直前并和东德单独签订和约而感到纳闷的人们做些解释。他提醒与会人员，柏林策略旨在捍卫东德的主权和苏联的声誉。如果条约不能解决西方在柏林的军事存在和进出柏林的权利问题，那么这个合约就没有任何价值。1958年，他曾急于要宣布单方面终止西方在柏林的权利，但是米高扬和其他一些人劝他，这么做的代价太大。
赫鲁晓夫还向与会人员披露，他认为“最终会在柏林问题上打一仗”，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不想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直到他确信华沙条约国家能够经受住西方的经济封锁。他预料苏联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后，北约将首先实施经济封锁。希望这场仗不会拖延得太久，赫鲁晓夫还补充道：“加速东德的经济转型是必要的，以便使其经济脱离西德而转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作为新政策的一部分，其间还要继续施加压力。赫鲁晓夫敦促苏联驻外使节，不要让东方或西方国家设想莫斯科已经放弃柏林问题：“你们的声音必须要给人们留下深刻的、确定不疑的印象……不要担心这会引发紧张状态，否则我们将一无所获……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在外交关系上退却……那么，你们的讲话将毫无价值。你们的讲话中，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要有自信心，就像我们迄今所做的那样。”
这场值得注意的政治说教以一个警告而结束，很大程度上这既是对赫鲁晓夫自己，也是对与会外交官的一次警告。他以一个发人深省的警句，建议不要让柏林绑架苏联的外交政策，“对我们而言，西柏林绝不能成为一个嗜酒的醉鬼。还是让它顺其自然吧”。
“不知道事情的进展真让人沮丧。”肯尼迪的首席苏联问题观察家卢埃林·汤普森可能一直梦想着能够了解克里姆林宫的内情。在1月2日柏林问题的新一轮会谈中，他首次会见葛罗米柯，除重申这个问题所面临的障碍外，一无所获。9月中旬，肯尼迪曾下令进行重新评估，但它历时三个月才告完成。尽管要求提出一些新颖的或能引起赫鲁晓夫兴趣的思路，但这个进程一直让肯尼迪感到局促不安。
肯尼迪总统已经发现，其欧洲盟友对西方在谈判中的新思路并无任何兴趣。西德总理阿登纳利用11月访问华盛顿之机，反对肯尼迪可能不得不提出的任何计划，如承认西柏林的独立或承认东德，以引诱赫鲁晓夫最终接受已存在16年的西方进出西柏林的通道。与此同时，戴高乐也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法国总统一如既往地相信，因为赫鲁晓夫不想打仗，没有理由改变两个德国的现状。维也纳峰会之前，他曾向尚未经受过考验的肯尼迪表达过这一看法。戴高乐的做法并未能阻止盟国间对此问题的讨论，尤其是麦克米伦和英国政府，他们和华盛顿一样急于找到一个方案，以劝说赫鲁晓夫停止把柏林当做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但是，没有法国的参与，美国也不能保证是否可以达成一个所有西方占领国都接受的方案。这些未知因素，还有阿登纳的坚决反对，都让美国一方难以提出任何建设性方案。整个讨论过程中只产生一个新想法，即提出一项国际通行权，它将保证在（苏联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后西方进入西柏林的权利。
表面上看，这个建议并非臆想。但是，肯尼迪对和约签订后西方进入西柏林权利的思考暗示着他或许最终会把西柏林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完全背离西方现在的支持，就像以前一样，作为一个德国的城市而听任其自然发展。国际通行权利方案是肯尼迪唯一一个没有提交盟国批准的方案，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向苏联人提及这些方案之前先要通过盟国的批准。1961年11月底，在和赫鲁晓夫女婿阿朱别依的会谈中，肯尼迪提起过这个建议，阿登纳闻听此事后非常气愤。
如果卢埃林·汤普森知道1962年1月赫鲁晓夫对其同僚讲的那些话，那么他就不会对这位苏联领导人的设想感到吃惊。赫鲁晓夫的设想是他将不得不继续这场柏林游戏，以便让西方提出任何有兴趣的建议；赫鲁晓夫自卫的语调也不会让汤普森感到吃惊。汤普森是最敏锐的观察家之一，他看出了赫鲁晓夫的自卑情结，并先于美国的大多数克里姆林宫观察家而预言了中苏关系的破裂。然而，美国大使没有看到或者说不能理解的是，对这位苏联领导人来说，柏林问题的解决办法没有多大的协调余地。实际上，美国不可能接受赫鲁晓夫的底线，除非它放弃对西柏林所做的承诺。而美国大使却往往会指责其政府错失缓和中欧紧张局势的良机。汤普森尤其认为，柏林墙建成后，美国政府可以设法让赫鲁晓夫走上一条减少对抗的道路。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不是不可能，但正像1月初汤普森对美国前驻苏大使乔治·凯南所透露的那样，“困难的是，苏联人几乎从未首先说出自己的报价”。
1月11日，汤普森与葛罗米柯的谈判继续进行。葛罗米柯拒绝接受国际通行权利的说法，因为“（它）侵犯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并且实际上制造了一个国中之国”。苏联外长也强调，西柏林成为自由城市后，如果西方继续驻扎军队，那么，苏军也将不得不在那里驻军。此外，苏联人在谈判中首次提出要求，未来要签订的协议应包括一系列的保证，如禁止两德拥有核武器，保证东德边界，以及订立一个北约和华约互不侵犯条约。听到葛罗米柯的这些话，汤普森表示，这次会议是“一个倒退”。
和驻苏大使一样，约翰·肯尼迪也有同样的反应。苏联人不仅在拒绝他的种种努力，而且还在下赌注。看到别无选择，肯尼迪又再次启用其弟弟的秘密联系渠道，即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这个渠道。三个月前查理检查站处于紧张状态时，肯尼迪兄弟就曾利用这个渠道以引起赫鲁晓夫个人的关注。
博利沙科夫和罗伯特·肯尼迪在1月中旬曾会面两次。或许赫鲁晓夫只需要一个比汤普森大使级别更高的官员来提醒的那些希望破灭了。1月18日，赫鲁晓夫利用博利沙科夫这个信使向美国对手传递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件。
“（我的）建议不会伤害任何人。”赫鲁晓夫争辩道，美国应为这种僵局负责。赫鲁晓夫回到实力这个主题，以此来说明美国人不妥协的原因。“美国总统本人曾经说过，而且每个人都清楚，现在国际间保持均势，那么，在对等的条件下，又怎么可能来试图推行一种侵蚀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政策呢？但是，美国政府的建议正是要侵害我们的利益。”信的末尾，赫鲁晓夫暗示，如果肯尼迪不给他想要的东西，那么，他将让华盛顿遭到惨败：“如果美国一方不能展示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那么，一段时间后，全世界将会见证，这一政策将会同样遭遇失败，比以前的失败更大。”
莫斯科对美苏关系的理解和肯尼迪兄弟的思考，确实是南辕北辙。鉴于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说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是“一丘之貉”，而且对这些话能否改变任何美国总统的想法并不抱有希望，但肯尼迪仍然相信，通过发展和苏联领导人的个人关系，能够缓和两国的紧张关系。
1962年1月，罗伯特·肯尼迪和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就柏林问题进行多次会谈，这加深了两人的关系。罗伯特称赞这个俄国人身材结实、动作敏捷、体型好。博利沙科夫很快发现，自己成了肯尼迪希科里山庄的常客。参加聚会的记者西奥多·怀特把这样一个夜晚称为“波比（罗伯特·肯尼迪的昵称）的疯狂之夜”，毫无疑问，博利沙科夫已经进入这个小圈子。
肯尼迪兄弟设想仍然可以和赫鲁晓夫建立起一种个人关系。这个小集团都非常喜欢博利沙科夫，然而，他们还没有理由认为，博利沙科夫能接近赫鲁晓夫。肯尼迪想再找一个和赫鲁晓夫核心圈子有密切联系的人。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依无疑是离苏联领导人最近的人。1961年9月，白宫曾邀请阿朱别依采访肯尼迪总统，但克里姆林宫一直把采访邀请拖到11月底，直到感恩节前才得以进行。1962年初，阿朱别依去南美访问，回国途中再次访美。此次访问是在肯尼迪的要求下安排的。
肯尼迪准备会见阿朱别依。比起他弟弟与博利沙科夫的会谈，以及感恩节期间和阿朱别依的会见，这次他有更多的接触机会。肯尼迪认为，他从维也纳峰会上吸取了教训，其中之一就是要把自己置于对手的思维之中，这一点非常重要。峰会第一天，他就犯了一个原则性错误：和一个理论家就意识形态问题展开一场辩论。从本质上说，肯尼迪并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更有意思的是，他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和阿朱别依的会谈，肯尼迪决定，他不得不尝试着说些赫鲁晓夫可以理解的话。他将会谈到政权、利益、尊重和和平。
1962年1月30日，肯尼迪总统夫妇邀请阿朱别依和夫人——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在白宫共进午餐。尽管拉达·赫鲁晓夫是语言学者，能讲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但其丈夫却不大会讲英语。因此，博利沙科夫担当起阿朱别依的俄语翻译。午餐后参观了白宫。肯尼迪和阿朱别依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他们要进行一次更私密的会谈。之所以在这里，肯尼迪想要强调，他希望在相互尊重的氛围中进行一次范围广泛的会谈。
一俟肯尼迪想为这种相互尊重确立一个原则时，麻烦就来了。他不仅想让苏联人理解美国的利益，而且还要尊重他们。肯尼迪想让赫鲁晓夫彻底接受美国将留驻西柏林的事实。总统强调，进入西柏林的权利与西柏林的自由化无关，这需要得到保证；他不能接受任何强迫美军撤出或要求苏军驻扎西柏林的协议。仿佛这还不足以引起赫鲁晓夫的关注，然后建议还可订立协议，将西柏林现状冻结三至五年。
肯尼迪还要就两大集团的摩擦发表看法，如果赫鲁晓夫听到这些话，一定会被激怒。为让赫鲁晓夫关注古巴事件，肯尼迪把美国在这个岛国的利益和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的利益联系起来。然后，他讲了一个蹩脚的故事。他曾问过艾伦·杜勒斯——赫鲁晓夫讨厌的人，为何苏联对匈牙利的干预非常成功，而美国却在猪湾惨遭失败。“你应该向俄国人学习，”肯尼迪回忆他曾对中情局长这么说，“当苏联人在匈牙利遇到困难时，他们在三天内就平息了冲突……而你（杜勒斯）却从未做到这些。”把古巴比做匈牙利可能是肯尼迪所选择的一种最具挑衅性的说法，他要以此来强调自己推翻这个不受其影响的、不友好政权的决心。
然后，肯尼迪要让阿朱别依了解，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个人有一个日程表。“如果我要竞选下届总统，而古巴问题依然和今天一样的话，”肯尼迪说道，“那么，古巴问题将是总统竞选中的主要议题，而且，我们将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比起那些有关匈牙利的言论，这个主张更让苏联人感到不安。“这是一个令人难过，也让人感到忧虑的声明。”阿朱别依回答道。当谈话内容被传到赫鲁晓夫那里时，美国总统有关西柏林和古巴问题的言论是在向苏联领导人暗示，肯尼迪感到很强大，足以挑战苏联在欧洲和加勒比海的利益，而且他也不准备在谈判中让步。
一个月以来，克里姆林宫发出各种不同的信号，阿朱别依与肯尼迪的会谈结束了这种状态。截至此时，苏联在柏林或其他相关地区的外交行为，都没有一致反映出赫鲁晓夫秘密讲话的精神。的确，在整个1月，从苏联国防部和外交部的行为看，仿佛柏林危机已经最终结束了。如在1月10日，驻东德的苏联集团军将其警戒级别从最高级降至正常状态，而且也停止向赫鲁晓夫每天报告美军军情及西柏林局势。对东德人的埋怨，苏联外交部的处理办法也反映出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的假设。1月，东德人报怨，要对美军使用高速公路进行抗议，而苏联人的答复是我们“也要抗议”。到1月中旬，苏联人已让此事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