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军方首领都是他提拔的，对赫鲁晓夫的提议，他们只是唱赞歌。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单方面裁军计划。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称赞裁军计划，并向主席团保证，总参谋部已经仔细核算过这些数字，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华沙条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也对裁军计划拍手称好，他强调，随着核武器的发展，裁军已经不会影响苏联的安全。那些年轻将领也纷纷表态支持裁军。为了显示自己发展核导弹武器的决心，赫鲁晓夫计划建立一支核武器部队，想让涅杰林元帅来指挥这支部队。涅杰林元帅也对赫鲁晓夫的新战略和裁军计划表示支持，这一点也不让人们感到意外。涅杰林选择基里尔·莫斯卡连科元帅当他未来的副手，即担任苏联战略火箭军副司令。1941年，他们俩就在同一个反坦克旅并肩作战，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苏联最尖端的军事技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站在克里姆林宫老板前的涅杰林说道，“您的建议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早就应该实施了。”莫斯卡连科元帅也称赞赫鲁晓夫，这是一个“鼓舞士气的，也是对民族和历史负责的计划。和平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涅杰林未来的副手接着又列举了一些常规武器，它们也可以被当成过时的武器，包括T-34坦克，还有陆军的大多数火炮。
苏联领导层明白，赫鲁晓夫正在迫使这个国家冒一种巨大的战略风险。这些决定的后果是，它们将暴露出苏联脆弱的一面。即使对核武器充满热情的莫斯卡连科也不得不承认，为防备美国首先发动核攻击，苏联也要进行核反击，但是，苏联可靠的核反击能力仍然落后美国两年。如果限制火箭的研制和生产，不增加苏联常规部队的开支，赫鲁晓夫确信，到1960年代初期，比起美国，苏联的军事势力将会更加弱小。他只能拥有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拥有的一定数量的导弹，但是，他却无法保证实施核反击，这是为了防备美国首先通过陆地、空中和海洋发动的核打击。因此，要对这段困难时期保密是必要的。他不仅要掩饰苏联脆弱的一面，同时，还要设法利用裁军谈判来化解美国的军事优势。
对赫鲁晓夫来说，计划本身也有一定的政治风险。这次大会前散发的备忘录几乎没有掩盖住他的担心，即这种做法会让他无法避免一些政治攻击——他对美国过于温和。“也许我不能预见到每件事情，但是，对我来说，这些方案如果得到实施，将不会对我们国家造成任何损失，也不会对我国国防造成威胁。相反，方案的实施可以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增强我国的实力。”赫鲁晓夫提道，这次会议本来就需要展开一场运动，要让军事指挥人员和克里姆林宫的各个军事委员会都接受这个计划。他预计有人会反对这个计划，特别是那些即将失去职位的军官和退休军官。为了坚定军方和领导层的意志，或许也为了掩饰其不安，赫鲁晓夫发誓不会同情军队中的那些鹰派人物。“让我们收回他们的那些大话……把他们从党的队伍中清理出去，要对反抗行为采取行动。”
如果中情局报告赫鲁晓夫现在想清除军方鹰派人物的大话，艾森豪威尔或许会以其惯有的方式微笑一下。多年来，赫鲁晓夫一直是他们中最善于说大话的人，他声称苏联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人造卫星上天后，又常常夸耀其导弹的研发速度，声称可以打到美国本土。1959年2月，赫鲁晓夫告诉来自苏联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已经安排生产系列洲际弹道导弹”。1959年11月，他还告诉记者，“现在我们拥有许多导弹，还有许多原子弹和氢弹。如果有人入侵我国，我们能把潜在的敌人从地球上消灭掉……一年内，250枚可携带氢弹弹头的火箭将从我们访问过的这家工厂装配线上制造出来”。
艾森豪威尔识破了这些大话，“他们还说自己发明了飞机、汽车、电话和其他东西呢。”他向一群记者挖苦道。对苏联的实力这个话题，艾森豪威尔不想当一个危言耸听者。“如果我们对每一项新成果，像人造卫星，都作出激烈反应的话，”后来他向肯尼迪政府建议道，“那么，我们就被打败了。”艾森豪威尔在军队服役多年，知道军事开支到底有多大。因为莫斯科已经首先发射一枚远程导弹，他不想让美国再在此投入巨资。重要的是，苏联人是否真正拥有他们所宣称的这些导弹，中情局的情报或其他消息来源都不能让艾森豪威尔信服。
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其竞争对手所面临的难题——要完善政权轮替制度。1959年初，艾森豪威尔仔细研究了赫鲁晓夫制定的苏联经济七年发展计划。中央情报局指出，克里姆林宫所确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不现实的，劳动生产率是个“大问题“。显然，莫斯科得不到足够多的肥料和机械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其计划。对赫鲁晓夫来说，要实现其宏伟粮食生产计划的唯一办法就是改变农业的投资办法，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或者增加劳动者的数量。艾森豪威尔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苏联要在国内实现那些华盛顿的灾难预言家所宣称的这些目标——也是赫鲁晓夫所吹嘘的目标，同时还要建立一支庞大的核武器队伍，是不可能的。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国家安全反应冷静，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公众的看法。尽管赫鲁晓夫访美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因为苏联发射人造卫星而让人们第一次绷紧了神经，现在对美国军事的脆弱仍然十分敏感。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甚至那些对艾森豪威尔的防卫态度抱有好感的人来说，1950年代后期军事力量的整体平衡主要取决于每个国家核武库中所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艾森豪威尔政府曾经因为决定削减开支、争取在导弹技术上超越对手的措施而招致批评。军方只买了不多的宇宙神导弹和大力神导弹，以等待新型的固体燃料导弹——民兵导弹被研制出来。后者是一种杀伤力更大的洲际弹道导弹。预计到1962年才部署第一代民兵导弹，而人们担心在这几年时间里，苏联人将会比美国拥有更多导弹。白宫不采购更多的宇宙神导弹的这个决定一直饱受争议，特别受到通用动力公司的非议，后者是宇宙神导弹生产合同的主要承包商。他们不失时机地想引发公众争论，迫使政策制定者改变艾森豪威尔的吝啬做法。
等待部署民兵导弹的明智之处似乎取决于这种估计，即到1961年苏联到底会有多少枚导弹。艾森豪威尔面临的问题是，批评者能言善辩，颇有影响力，而且声称他们知道这个重要问题的答案。政府内部负责指挥全国远程轰炸机和洲际弹道导弹的战略空军司令部（SAC）主张增大宇宙神、大力神和民兵三种导弹的比例。他们认为，到1961年，苏联人将会拥有150枚洲际弹道导弹，正好可以摧毁美国的30处洲际弹道导弹基地，以及包括华盛顿特区在内的20个重要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战略空军司令部特别注意让一些有影响的鹰派人物，如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者约瑟夫·艾尔索普也知道这些估算结果。在一封写给他的朋友、已退休的卢修斯·D.克莱将军——柏林受封锁时美军的指挥官——的信中，艾尔索普赞许道，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高级官员们“并不认为，我也不认为，那些估计根本就是错误的。他们只相信，就像我认为的那样，可能会出错，而这会导致我所描述的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可怕的结果中的一个”。
对美苏两国在导弹数量上的差距，国会最强烈的反对来自密苏里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杜鲁门执政时期，他曾任空军部长。1960年，赛明顿把自己定位为鹰派人物，以争取被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当艾森豪威尔政府平息公众和国会对苏联人造卫星的过度反应时，赛明顿指责政府不负责任，对国家安全选择了平衡预算的办法。“政府到底为什么认为钱比国家安全更重要？”1959年9月他如此质问。同年秋天的国会听证会上，他信心十足地预测，到1962年，苏联人将会拥有3000枚洲际弹道导弹，并强调，这种毫无根据的推测是“创造了纪录”。事实证明，记录显示，赛明顿参议员所声称的这个数字与实际相差了2938枚。赫鲁晓夫访美期间，赛明顿说，不要交莫斯科的朋友，如果杜鲁门敢邀请斯大林访问美国，他将会被国会弹劾。“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认为赫鲁晓夫先生的访美是有益的？”
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者，绝不是赛明顿一个人意识到了要在导弹数量差距上大做政治文章。所有的总统竞选人谈起这个问题时，似乎都觉得那是事实，即从1960到1964年，苏联的核导弹数量将会大幅超过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林登·贝恩斯让人们对导弹数量的差距产生恐惧心理，以显示自己精通外交事务。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则加剧了美国人的这种恐惧心理。早在1958年年中，肯尼迪就发出警告，美国很快就要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届时我们导弹的进攻和防卫能力都将远远落后于苏联，以至于我们会处于一个极度危险的境地。”
艾森豪威尔可以被谅解，如果他对这场孤陋寡闻的辩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四年前，就是这一伙人曾就苏联人是否拥有比美国更多的远程战略轰炸机而展开过辩论。事实证明，这是些危言耸听的话，但是，这些话却会让人们产生疑问。为挽救其声誉，这些人声称，赫鲁晓夫突然决定，要把更多的钱投在导弹的研制上，而不是生产更多的轰炸机。
1956年，在戳穿苏联轰炸机优势的神话中，U-2飞机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1959年，U-2飞机的侦察飞行却没有获得有关苏联导弹生产和部署的更多情报，未能平息有关两国导弹差距的辩论。1958年，出于担心侵犯苏联领空而带来外交风险，艾森豪威尔因此停止了U-2飞机的侦察，只是在1959年年中进行过一次对苏的侦察飞行。与此同时，美国间谍侦听截获的苏联情报都不足以搞清苏联导弹的生产和部署情况。其结果是，两年中，美国情报分析人员不得不向决策者们承认，他们无法搞清赫鲁晓夫导弹计划的进展状况。情报分析人员听到了赫鲁晓夫的大话，但当他们派出U-2飞机拍摄导弹发射场，或者截获其导弹试射的电子信号后才发现，这与赫鲁晓夫谈论的那个庞大导弹计划一点也不相符。为了达到每月生产6枚弹道导弹的速度，美国实施了115次导弹发射试验。而从1957年夏天到1958年5月，中央情报局只探测出苏联的6次导弹试射，而从1958年5月以后到1959年，也没有探测出大规模的导弹试射。中情局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没有间谍，也无法监听克里姆林宫的通信，他们不知道赫鲁晓夫的决定：跳过R-7导弹而发展R-16和R-9导弹项目。
对于苏联战略导弹的规模和能力，虽然美国情报部门缺乏可靠情报，但是人们还期待着发布一个年度核武器评估报告，以便帮助五角大楼获得导弹生产的预算。20世纪50～60年代，中央情报局长负责有关苏联军事力量的国家情报评估（NIEs）工作，主要由中情局官员来撰写这些评估报告。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任期内，中情局提供了一份被认为立场中立的评估报告，评估介于美国空军对苏联导弹力量的过高估计和美国陆军的过低估计之间。1958年，评估报告称，到1959年底，苏联人将拥有10枚R-7导弹，一年后将达到100枚，到1962年某个时间其总数将达到500枚。尽管国家情报评估在最后告诫人们，这些数字是“随意选择的，旨在对苏联的生产能力作出评估”，“其出发点不是对苏联可能的需求或者核武库作出评估”，但它们成为讨论苏联近期核武器制造能力的参考标准。采取中间路线被认为是对“天将要塌下来”的这种态度的理智回应，而战略空军司令部、约瑟夫·艾尔索普和那些有望成为总统的民主党人则抱着这种态度。但是，即使这是一种温和的评估，它也夸大了苏联的核武器制造能力。
1960年1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次公开会议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单方面裁军。就像赫鲁晓夫所希望的那样，它引起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注意。给艾森豪威尔的印象是，声明是严肃而积极的，但不是所有的总统顾问都同意这个观点。但是，艾森豪威尔相信，赫鲁晓夫正在努力减少国际紧张局势。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同一天举行的一次会议中，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贬低了赫鲁晓夫这个声明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讲话，”情报局长坚持其说法，“从军事角度来看更是如此。”在艾森豪威尔的眼中，赫鲁晓夫这个举动引人注目，是一次真正的裁军，和他在戴维营的谈话是一致的。这可以被视为他迈出的富有建设性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