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央情报局内行的话来说，封闭的社会很难搜集到情报。而在苏联，搜集克里姆林宫的情报更是难上加难。11月18日，在和几个记者私下的聚餐交谈中，艾伦·杜勒斯提及对批判布尔加宁所产生的困惑，那是情报机构在莫斯科搜集到的消息。除此之外，杜勒斯对这场正在进行中的斗争一无所知，这场斗争是针对柏林政策的制定和他的克格勃对手的未来命运而展开的。但是，因为他预计，赫鲁晓夫不会为了要把西方大国赶出西柏林而甘愿冒险发动一场战争。因此，这位中情局局长对此并不过于忧虑。詹姆斯·赖斯顿参加过《纽约时报》的聚会，指出，杜勒斯不担心此事，最关键的是他相信，“共产党人知道，真要封锁了我们到西柏林的交通，那只会让西方联合起来，这会给他们制造更多的麻烦”。
美、英、法三个主要西方国家驻莫斯科的大使和中情局长持相同看法，即赫鲁晓夫全盘掌握了柏林政策的制定权，虽然他们对赫鲁晓夫能走多远并不乐观。赫鲁晓夫的讲话发表后，美国新任驻苏大使汤普森和英、法驻苏大使就当前局势交换了看法。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米高扬正在做幕后工作，来消除因赫鲁晓夫发誓要放弃波茨坦协定而造成的损失，他们只知道赫鲁晓夫发表这番讲话背后所面临的压力。至少赫鲁晓夫想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维持其现状，后者正在“面对着日趋强大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赫鲁晓夫旨在促成一次高峰会议，“如果要展开讨论，那么，将按照他的条件来讨论两德统一问题”。伦敦和这些大使们持相同观点。此外，核问题的争论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会改变苏联对其德国策略短时期内所产生后果的预测，英国外交部的分析人员对此也作出了正确的预测。“对联邦德国进行核武装会让赫鲁晓夫有一种紧迫感，即他要设法让西方放松对联邦德国的控制。”英国的外交官向首相报告道。
11月20日的主席团会议上，米高扬取得了对赫鲁晓夫斗争的一次有限的胜利。就我们所掌握的这次会议的不完整记录来看，它只是表明米高扬如何联合其他委员转移了赫鲁晓夫的柏林政策议程。会议召开的前几天，米高扬似乎利用了如何对待布尔加宁，还有谢罗夫的前程等话题，以争取苏斯洛夫和福尔采娃的支持，来重新评估最近赫鲁晓夫处理德国问题的做法。会议一开始，赫鲁晓夫意外地发现，自己被迫要为谢罗夫和最近展开的批判布尔加宁元帅的运动做辩护。
对赫鲁晓夫的批评让其放松了警惕，此时，米高扬把话题转到柏林政策上。事后他回忆道，就坚持波茨坦协定的必要性，他做了长篇发言，他主导着会议议程。结果，外交部制定的“计划”被克里姆林宫投票否决了，这个计划与赫鲁晓夫在其公开讲话中所做的轻率许诺有关。
赫鲁晓夫要单方面终止波茨坦协定的计划终于胎死腹中，但是，现在也没有替代计划。尽管赫鲁晓夫发表了公开声明，并对波兰人许诺说波茨坦协定已经过时，但截至11月20日，当被问及新政策时，苏联还不得不勉强决定，它要给西方和东德人一个说法。
在长达几个小时的主席团会议中，葛罗米柯和其手下的德国问题专家们又想出了一个从两方面拖延的办法，以替代赫鲁晓夫对波茨坦协定发出的最后通牒。首先，外交部将起草一个新照会，照会西方大国。照会指出，苏联将会继续支持波茨坦协定，同时，赫鲁晓夫继续要求改变西柏林的地位，改变各占领国和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其次，外交部决定来看看私下接近阿登纳的渠道到底会有什么结果。尽管有证据表明，阿登纳这个老狐狸在核问题上欺骗了他们，但研究苏联外交政策的专家们还是相信，或许可以和西德人私下交流以取得某种成果。外交部的老人们回忆了1920年代苏联和德国保持的那种合作关系。虽然这绝不是赫鲁晓夫或乌布利希所追求的目标，但是，外交部仍然有人相信这种可能性，即某一天会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立的，或许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德国。让德国中立的目标唤起了人们的希望，至少希望苏联官员能敦促西德人找到一条摆脱柏林僵局的出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葛罗米柯向克里姆林宫建议，可以利用奥地利人来把这种精神传达给西德大使汉斯·克罗尔。还不清楚赫鲁晓夫那时是否知道克罗尔是谁，但是，他很快就会知道这个人。
1898年，汉斯·克罗尔出生于德俄边境附近的一个小镇。童年时，他常在两国的界河里钓鱼。河对岸渔民的嚷嚷声，让他首先学会了一些俄语词汇。多年后，克罗尔回忆了这些童年记忆，以此来解释他早年对几乎神秘的俄国所培养起来的概念，还有那种让他尽其所能来了解这个国家的欲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在战后的困难岁月里，他加入德国外交部。和同盟国军队在法国作战时身负重伤。伤愈之后，他为一个监督上西里西亚省公民投票的委员会工作，他就出生在这个省。投票将决定这个省是要加入刚刚独立的波兰，还是继续留在已被《凡尔赛和约》大大削弱了力量的德国。尽管绝大多数人投票要留在德国，但是，上西里西亚省的居民被迫接受了战胜国对这个地区的分割。这种经历使克罗尔年轻的心灵受到创伤。“显然这违背了承诺，”他写道，“公然欺骗了这个地区的居民，也是对公民自决的一种嘲讽。”这促使他投身于德国外交事业，22年后，他成为最年轻的外交专员。3年后，又被派往德国驻莫斯科使馆。
1920年代，他曾在莫斯科工作过两年。作为德国外交部商务处代表，他和俄国人还有在俄的德国人一起工作，这让他真正了解了俄国。拉帕洛协定就是在那时订立的。1923年，当时的魏玛共和国和苏联签订了建立合作关系的条约。这两个国家都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蔑视，尽管意识形态不同，但他们都看到了合作的价值。德国急于想绕过《凡尔赛条约》对其军事规模所做的限制，而莫斯科则有意于扩大两国的贸易。尽管还是一个低级别的外交官，克罗尔还是被邀请参加会议，亲自见证了德国大使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会谈，许多苏联人都讲德语。尽管一些布尔什维克人善于处世，但是莫斯科和柏林还存在着观念上的差别，这意味着两国保持关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然而，克罗尔开始意识到，和东方的俄国保持友好关系有利于德国。由此形成了他对俄外交政策的价值意识。30年后，克罗尔引起阿登纳的注意，后者认为波恩驻莫斯科的使馆需要一位讲俄语，也有能力来让苏联领导层坦率说话的外交官。
尽管不是主席团的正式会议，但会议的主持者还是通过了外交部的建议，即起草一个新照会，以照会其他德国占领国，同时，通过奥地利人来秘密接触西德人。11月22日，葛罗米柯亲自会见了奥地利驻苏大使巴龙·尼可拉斯·冯·比朔夫，请求给以帮助。他想让奥地利人知道，莫斯科怀疑，现在局势紧张，西德人将会把两国的直接接触当成某种政治宣传。作为一种选择，克里姆林宫希望启用奥地利大使比朔夫，因为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沟通渠道”。葛罗米柯问道：为什么西德要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核武器？这也是比朔夫要转达给克罗尔的第一个问题。奥地利大使也提出了西德不愿意和东德建立关系的问题。最后，葛罗米柯对比朔夫说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请告诉西德大使，和德国签订一项和平条约可能会让整个德国问题得到解决。”比朔夫答道，他会照办。奥地利大使也答应不告诉奥地利使馆或其他任何人，这让他节省了不少时间。
几小时后，两人开始共进午餐。比朔夫向其德国同行报告了苏联外交部长的谈话，他所做的比苏联人的指示还要多。他自己手写了一个便笺，把它交给克罗尔，恳求波恩利用这个机会和莫斯科直接谈判，以避免在欧洲的心脏地带爆发一场危机。克罗尔同意这个观点，即和莫斯科签订和平条约是迈出的“第一步”，它将为未来中欧实现和平和稳定开辟一条道路。他答应，要像“一头狮子”一样为德国的和平条约而战斗。然而，克罗尔没有表示他与德国政府的观点有任何的分歧。相反，他认为，西德的立场是让四大占领国首先解决这个问题，这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就是西德允许东德和西德的“专家”参与任何促进和平的活动中。克罗尔个人的看法是，这些专家们将会相互影响，从而为德国的统一打下基础。
葛罗米柯的倡议正在实施，而苏联外交部则在润色外交照会。无论赫鲁晓夫还是米高扬都没有完全达到其目的，因为这份照会只是中和了他们的不同观点。波茨坦协定被肯定了，但并没有被履行。尽管西方被告知，莫斯科并不认为占领区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但是莫斯科还是许诺，在其单方面采取行动之前，再等待6个月，直到5月底。对任何政府来说，很难想象，最后通牒是一个相互妥协的立场。但是，赫鲁晓夫最初提出的计划，即采取更激进方法的计划被否决，这就是克里姆林宫留给人们的印象。
最重要的变化不是采取行动的时间表，而是莫斯科对西柏林未来将要采取的新举措，赫鲁晓夫最初准备把它留给东德人。新的外交照会建议，随着占领区政权的终止，西柏林会变成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实际上是一个既不属于北约，也不属于华沙条约组织的城市国家。传统上，在被邻国吞并之前，自由城市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战前的格但斯克和战后的的里雅斯特就是这样的命运。但是，苏联外交部开始相信这一举措将会满足西方对西柏林的承诺：既不让它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城市，而又能保证让北约军事力量不得不撤离这个城市。
当外交部在千方百计制定新的对德政策时，赫鲁晓夫可能也在草拟自由城市的计划。后来，一位苏联前外交官声称见证了11月下旬的那次会议，赫鲁晓夫在会议中披露了他的这个想法。葛罗米柯准备宣读起草的外交照会，而赫鲁晓夫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讲话。“这无关紧要，”这位苏联领导人拖着长长的声调说道，“听听我不得不说的话，速记员正在做记录。如果它恰巧和你所写的东西一致，那很好；如果不一样，就把你的照会扔到废纸篓里去。”然后，他讲述了其自由城市的想法。讲完后，非常兴奋，以至于猛拍了一下膝盖，大声叫道：“哈，他们确实将要被扔给西方，他们会说，赫鲁晓夫那个婊子养的现在还发明了一个‘自由城市’的说法。”无论这则轶事是真是假，但很快赫鲁晓夫就提出了让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城市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