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48年6月，这些安排才经受了一次考验。那时，米高扬在莫斯科，他回忆到，当斯大林试图要把西方大国赶出柏林时，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国际危机。盟国为协调其占领区的经济而作出种种决定，斯大林对此非常恼火，他关闭了进入柏林的所有陆路和水路通道。依靠1945年9月协议保证的空中走廊，西方国家空军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空运行动，以保证西柏林居民的生活。1949年3月，在未得到西方任何报答的情况下，斯大林停止了对西柏林的封锁行为。从那时开始，米高扬知道，西方大国已经把西柏林的生存和保证西柏林生存的通道赋予了一种关乎西方声誉的色彩，到1958年，西柏林已有220万人口。赫鲁晓夫中止波茨坦协定的建议实际上将会取消1945年关于进入西柏林的协议，这会让华盛顿、伦敦和巴黎想当然地认为，一场新的柏林危机近在眼前。
当着主席团委员的面，米高扬小心翼翼地表达了反对意见，以避免和赫鲁晓夫发生直接冲突，显然，赫鲁晓夫的决心已定。他建议道，克里姆林宫不要急于解决德国问题。“为什么不等到西德大选以后再说这件事呢？”米高扬说道，以拖延时间。12月西德才开始大选。
尽管赫鲁晓夫集团——主席团里那些得到过赫鲁晓夫恩惠的年轻委员们，全面支持第一书记的建议，但是，米高扬认为，他把这一天拖了过去。主席团没有在11月6日发布任何指示，也没有就德国问题进行投票。政策在生效之前，必须要得到主席团的正式支持，这是苏联的惯例。
但是，赫鲁晓夫对会议结局的理解却颇为不同。他离开了会议室，但支持他的声音还在耳旁回响。当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大声表示支持：“我们必须动手！”而来自乌克兰的基里琴科也嚷嚷起来：“让我们在他们屁股底下放一把火。”赫鲁晓夫自信能说服主席团所有委员，他告诉葛罗米柯，再次召集德国问题专家，为星期一的集会准备一份发言稿。消息也透露给东德驻苏大使，即赫鲁晓夫11月10日的讲话将会有“一些新意”。然而，却不允许外交部官员们向其东德同事透露任何讲话细节。
赫鲁晓夫还不知道，围绕米高扬和主席团的传统程序，他已经引发了一场危机，它将考验赫鲁晓夫对权力的控制能力。米高扬长期和赫鲁晓夫共事。设想着不会再作出什么决定，米高扬离开了会议室。赫鲁晓夫将不会很快忘记他犯下的错误。
11月10日前往莫斯科体育馆前，赫鲁晓夫决定让波兰客人在东欧阵营中第一个知道他将要发表的讲话细节。他告诉哥穆尔卡，准备撤出苏联在西柏林的代表团，美、英、法三国的代表团将被驱逐出东柏林。毫无疑问，他急于要把苏联看管岗哨点的所有责任都转交给东德人。如何处理西柏林通道的问题，将取决于他们。正如哥穆尔卡后来所说，他马上明白，赫鲁晓夫希望“消灭柏林的西部地区”。
赫鲁晓夫披露了其决心：他要修正波茨坦协定所确立的体系。他强调，自己明白这么做所面对的风险。他期待冷战局势会变得像1948年时一样紧张。那时，斯大林封锁了西柏林。这一次，他怀疑西方国家会拒绝接受由东德来控制柏林地区，所有的铁路和公路运输将会中断。“会有某种形式的封锁，但是，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储存，我们将不得不为西柏林提供食物。我们不想这么做，但是那里的市民将会遭受苦难。”
赫鲁晓夫向波兰客人保证，尽管会发生危机，但是他不希望发生战争。“当然，局势会很紧张……将会有一场封锁。他们会测试我们的反应。”赫鲁晓夫解释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在这件事情上保持冷静。”他告诉哥穆尔卡，他认为值得冒这些风险，因为西柏林的局势已经让人无法忍受，“西柏林将会成为反对我们的基地”。然而赫鲁晓夫相信，西柏林不可能引发一场世界性的核战争。尽管苏联还不能向美国发射导弹，但是，它已经有了可以打击美国盟国的导弹。为了模糊两者间的差别，赫鲁晓夫向哥穆尔卡夸口道：“现在美国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的导弹能直接打击他们。”
那天，赫鲁晓夫的讲话很长，虽然并不像他对哥穆尔卡说的那样更直接，但是，传达出的信息却很明确：“波茨坦协定的签字国抛弃柏林残余的占领区政权，有可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确立一种正常的局势，这个时机显然已经来到了。”波茨坦协定已经“过时”。既然美国和其北约盟友准备让西德拥有一支比英法两个国家还要强大的军队，那么，波茨坦协定对莫斯科来说似乎一文不值。盟国仍在遵守着波茨坦协定的唯一一项约定，这决定着他们有权占领西柏林，但是赫鲁晓夫看不出让这些权力持续下去的理由。“谁从中得利了？”他自问自答，毫无疑问，不是苏联。因此，作为二战四个战胜国之一，苏联决定把其仍在履行的这些职能移交给东德。将由东德士兵来守卫那些穿过东德从西德进入西柏林的通道，查验进入西柏林人员的签证。东德人也将代替苏联官员来协调整个柏林地区的空中管理。最终，将由东德人来决定是否允许通过其领空或领土进入西柏林。
起初，西方对赫鲁晓夫的这次讲话保持缄默。尽管赫鲁晓夫的讲话尖刻、愤愤不平，但他从未说过苏联何时要从监督柏林的四国总部撤出其代表团，也未说过何时将把苏占区的边境控制权移交给东德。
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未觉得有必要作出有力的回应，只是命令国务院低级别的官员重申了美国对西柏林的承诺，反驳了赫鲁晓夫对波茨坦协定地位的评价。法国和英国甚至说得更少。与此同时，驻莫斯科的美、英、法三国大使试图从赫鲁晓夫讲话的字里行间来分析其下一步的行动。英国大使将注意力集中在讲话稿的一个更好的译本上，它曾在莫斯科电台上广播过。他知道，伦敦想知道赫鲁晓夫到底是在用将来式或者仅仅是虚拟语气来说这番话的。
这种平静仅仅持续了两天。虽然赫鲁晓夫没有正式终止苏联参与占领德国的行为，但是，驻扎在德国的苏军显然已得到许可，可以对进出西柏林的西方军事人员和物资进行骚扰。按理说，苏、美、英、法四大占领国的军队可以将军事人员或武器运进其柏林占领区，而不必向其他占领国作出声明。12月12日，柏林时间下午一点，苏联人阻止三辆美军卡车离开西柏林西南角一个检查哨所的行为，表明这种改变还悬而未决。苏联人坚持要检查这些车辆后才能放行。遵照美国的规定，那位克制情绪的指挥官拒绝检查。8小时后，一队美军坦克出现在现场，僵局才被打破。苏联人马上意识到，美军准备使用武力来恢复对一支小小车队的保护，他们释放了人员和车辆。
这次边界事件改变了巴黎北约总部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态度。许多人以为赫鲁晓夫纯粹摆出一种政治姿态，现在似乎还有一种军事考虑。盟军欧洲最高指挥官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建议筹备一支摩托化部队，沿着东德到西柏林的高速公路一线运动，这是西方盟国展示要对西柏林继续其承诺的一种方式。
福斯特·杜勒斯对这次意外事件却有着不同的反应。他不想在这场危机中炫耀西方盟国军事解决的决心。对苏联在柏林地区移动的战略含意，他的看法与其对中东局势的看法截然不同。7月，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愿考虑在波斯湾地区实施某种军事行动来帮助英国，他感到非常失望。现在，他却认为美军移动得太快，以至于不能考虑对赫鲁晓夫实施军事回应。
西方不知道，赫鲁晓夫的讲话同样也造成了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混乱。这次意外事件并不是苏联领导集体的想法，西方试图对11月10日的讲话进行分析或对柏林正在发生的一切进行观察，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无论情报机构或外交部门多么聪明或消息有多么灵通，他们都不能预测出苏联政府下一步的行动。赫鲁晓夫要在柏林挑起一场危机的决定已经从一个最不可能的方面挑战着他的领导权威。
11月10日的讲话激怒了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赫鲁晓夫的米高扬。“这是在明目张胆地违犯党的纪律。”米高扬后来回忆道。他自认为要比赫鲁晓夫熟悉国际事务。在他看来，赫鲁晓夫对国际事务只有一些简单的想法。米高扬尤其认为，他比赫鲁晓夫更了解德国。1958年4月米高扬访问德国并与阿登纳会谈后，对西德想拥有核武器的野心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多少有些败坏他的好名声。然而，他认为，赫鲁晓夫所提议的这个政策给苏联安全带来的威胁比阿登纳的所作所为还要大。
米高扬是如何开始实施其谋略的，还不为人所知。但是，几乎从赫鲁晓夫在体育馆发表讲话伊始，他就很清楚，如果要制止赫鲁晓夫搞乱欧洲的行为，他将不得不加快步伐。11月14日，赫鲁晓夫利用对苏联军事学院毕业生发表讲话的机会，向西方发出信号，苏联正在计划就柏林问题制定一个“明确的计划”。他称，文件正在准备之中。
要修改这个新的德国政策，米高扬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帮助。葛罗米柯有可能成为一个盟友，他的德国问题团队在11月3日制定了最初的计划，这是为几天后赫鲁晓夫要发表的讲话而匆忙赶出来的。但是，当米高扬接近他时，葛罗米柯则表示，他不想挑战赫鲁晓夫。另一个可能的同情者就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1957年6月，反赫鲁晓夫的阴谋集团失败后，赫鲁晓夫并没有把他清洗出去。这位老元帅在夏天时一直在质疑赫鲁晓夫冒险接管伊拉克的做法，但是11月6日的会议之后，他对柏林问题一直保持沉默。主席团唯一的女委员福尔采娃或许也是一个帮手。她和米高扬都主张要缩短每周工作天数，进行社会改革。因为成本太大，这些主张都被赫鲁晓夫放弃了。她也对赫鲁晓夫的柏林问题计划保持沉默，但是，不像伏罗希洛夫那样在政治上摇摆不定，她能带来的就是一张支持票。
对米高扬来说，那些赫鲁晓夫提拔起来的新委员更没有利用价值。主席团的16个正式委员中，有10个是1955年以来提拔的，他们程度不同地对赫鲁晓夫心怀感激，尤其是勃列日涅夫、阿韦尔基·阿里斯托夫和科兹洛夫三人都是赫鲁晓夫提拔的，他们不可能挑战他的外交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他们比赫鲁晓夫还要显得无知。对米高扬来说，主席团里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是一匹黑马，苏斯洛夫既聪明又无情，他也支持柏林政策，但是，或许他的看法可以被改变。
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米高扬还是决定：别无选择，只有设法阻止赫鲁晓夫这个可能带来灾难的柏林政策。他清楚，直接挑战赫鲁晓夫或许会遭到失败。因此，他以苏联人的方法，即间接进攻的方式来暗中损害赫鲁晓夫的权威。
多年来，米高扬一直在试图把克格勃主席伊万·谢罗夫赶下台，此人与1930年代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件都有关系。斯大林死后，苏联政权曾经向人民许诺，要限制秘密机构从事恐怖行为。而把谢罗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则让这个许诺落空。柏林问题辩论之前，米高扬曾经试图劝说赫鲁晓夫，政府要继续把苏联安全机构交给像谢罗夫一样令人可憎的人，看上去并不妥当。但却未达到目的。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信任的人不多，他是其中之一。当赫鲁晓夫还是乌克兰的负责人时，谢罗夫就是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那时两人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克里姆林宫和苏联社会的核心集团中一直有一种传说：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谢罗夫亲自监督销毁了斯大林时代那些记录他们卷入乌克兰犯罪行为的档案。
在克里姆林宫这个封闭的圈子里，米高扬知道，通过向谢罗夫施加压力，他能提醒赫鲁晓夫，其权力是受到限制的。但是，作为一个娴熟的阴谋家，米高扬也清楚，他不能把自己的希望仅仅寄托在这件事上。赫鲁晓夫对下台的布尔加宁过于苛刻，这让后者受到同事的责难。1957年，他和那些阴谋家们试图要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作为惩罚，这位和蔼可亲的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被挤出了主席团。米高扬决定也利用这个话题来做文章，以延缓实施针对柏林的新政策。
主席团早在10月就作出决定，在苏共21大之前要开展一场公开的运动，内容之一就是克里姆林宫将要“全面揭露反党集团（1957年阴谋集团）的实质”。赫鲁晓夫和其支持者想让苏联人民知道，反对他的那些人不相信苏联人民的智慧、生产能力和干劲。但是，主席团并没有决定要利用这场战役来毁掉布尔加宁，而决定利用这场战役来把布尔加宁和那些1957年阴谋推翻赫鲁晓夫的人联系到一起的，正是赫鲁晓夫。米高扬清楚，这种不必要的、残酷的政治行为是赫鲁晓夫越权的一个象征，也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削弱他对外交政策的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