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互换照会，只是用来确认波恩和东柏林的官方立场完全不同。此后，乌布利希又向莫斯科求助。他认为，在和阿登纳打交道，处理日益恶化的东德形势方面，克里姆林宫一直都很被动。乌布利希最初是在苏联驻东柏林大使馆找到这种支持的。克里姆林宫以前的重量级人物米哈伊尔·别尔乌辛在参与1957年6月反对赫鲁晓夫的阴谋失败后，实际上被放逐到东柏林任苏联大使。对乌布利希要求苏联作出一些和东德签订一项和平条约的姿势，他表态支持。10月初，别尔乌辛和乌布利希会面，后者要求莫斯科支持其提议。向克里姆林宫报告这次会面后，别尔乌辛同意东德领导人的意见。
和柏林的东德人和苏联大使不同，1958年10月苏联外交部还看不出要处理德国问题的迫切性。但是人们明白，应该安抚东德人，遏制最近一直在捣蛋的西德人。然而，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危机正在酝酿中，眼下克里姆林宫也没有采取行动的压力：西德要得到核武器，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它也有时间来处理东德所面临的经济困难。根据提交给克里姆林宫考虑的一项草案，苏联人将要邀请法国、英国和美国召开一次四大国会议，研究解决德国问题。
“这个建议，”德国问题专家在其提交给主席团的摘要中认为，“将会让西方反对和德国签订和平条约的主要根据站不住脚，即和平条约谈判的先决条件是组成一个由多党派参加的德国政府。”这个温和的建议在提交给克里姆林宫之前，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解释道，西方一定会反对这个建议。尽管不会推动德国问题的解决，但他还是把这种反对看成是有价值的。外交部没有一个人认可这种可能性。不，这个策略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在损害西方提出的举行德国全民大选方案的情况下，将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拟订和约和组成一个德国联邦政府的问题上”。
外交部门的步伐有时会比其领导人快一到两步，有时他们也会慢一到两步。就这件事而言，苏联外交部和赫鲁晓夫如此不合拍，以至于他们或许一直在为艾森豪威尔提供政策指导。世界很快就会发现，在德国问题上，赫鲁晓夫已经厌烦了和西德玩弄的这些游戏。
1958年9～10月，在对待德国领导人的问题上，赫鲁晓夫之所以没有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是因为国内有许多问题，让他抽不出时间来关注对外政策。整个秋天，尤其在10月，他在主持着一个复杂的讨论，讨论的是，到196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将会采取何种形式。从1920年代以来，就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克里姆林宫制定了五年计划。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决定要制定一个七年计划，这需要作出更多复杂的估计，提出更多的管理问题。这个计划反映了赫鲁晓夫要实现的那些崇高目标，这些目标是他在1957年发起的赶超英美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计划不仅在时间范围内，而且在它所许诺的改善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方面，都显得雄心勃勃。克里姆林宫希望增加食品和消费品的供应，建造更多的住房和幼儿园，完成庞大的克里米亚北部运河工程，以为克里米亚的农业区提供灌溉用水，为乌克兰南部城市提供淡水。赫鲁晓夫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七年计划的细节之中。高层的讨论包括计划涉及的每一件事，从规划全国牛奶生产，需要多少制糖厂，到投入多少资金建设住房等。苏联的体制要依赖克里姆林宫来制定这些计划，然后恩威并施，通过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官僚来完成这些目标。
尽管克里姆林宫讨论的往往是一些空洞目标，尤其是那些对1965年小麦生产的讨论更是如此，甚至赫鲁晓夫也觉得需要承认生产的极限。他认为苏联不能像他的那些同事所希望的那样走得太远，不能加重苏联人民的生活负担，特别是妇女的负担。一个中央委员会已经建议实行每周30～35小时的工作制。苏联公民星期天还要工作，每周至少工作42个小时。人们对长时间工作的抱怨越来越多。教育和卫生领域工作的大多是妇女，其抱怨更多。克里姆林宫唯一的女委员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不仅要求缩短每周工作时间，还认为政府应该提高每个家庭的津贴，以便让妇女生更多孩子。赫鲁晓夫怀疑国家是否有能力来实现这些应该实现的目标。
到11月初，赫鲁晓夫急不可待地要把党的新经济计划确定下来。七年计划要在1月党的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公布，但是，似乎他自己确定了一个目标，要在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41周年前夕完成计划的讨论。下一次主席团会议定于11月6日召开。这次会议上，他要让福尔采娃，还有那些支持缩短周工作时间、发放更多家庭津贴的人失望了。他不仅担心实行这些主张会造成更大开支，而且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忧虑，因为这些资助直接发给了个人。他宁愿把钱分发给集体农庄、社区和集体组织。他不想让人民成为国家的监护人，而是希望通过这些社会组织，让人民变得自给自足。但是，他的底线是，如果苏联不能赶上美国，在1958年，莫斯科还不能承受任何一种高出生率和低工作时间的试验。
当赫鲁晓夫正忙于如何解释苏联在短期内只能有限度地为其公民提供福利之时，外交部就处理德国问题而提出的刻板建议也放在了办公桌上。他太忙了，以至于不能把德国问题推向一边，因为在夏天他就这样做了，当时伊拉克似乎受到威胁，但是，现在他不能这样做了。
于是，就此问题，他决定在外交政策上冒一次平生最大的风险。他在德国问题上的挫折感日益加剧，连同国内遇到的麻烦，两者交织在一起，让这个容易动感情的男人脾气变得更大。新的档案材料表明，尽管伊拉克已经让苏联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虚张声势，但是，苏联核立场的突然展开却在这个时候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与苏联经济令人失望的消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赫鲁晓夫同时很可能收到了一些有关高度机密的鼓舞人心的核武器计划。早在1955年3月，克里姆林宫就通过了在苏联远东和外高加索地区以及东德和保加利亚部署中程弹道导弹R-5M的计划，其射程为1200公里。第一代中程弹道导弹如果被部署在苏联的欧洲部分，如俄罗斯、白俄罗斯或乌克兰，还打不到巴黎和伦敦。核武器计划遇到许多困难，但主要的瓶颈是苏联国防工业效率低下，部署的最后期限一再被错过。莫斯科最终决定放弃在保加利亚部署的计划，但是，就像赫鲁晓夫在1958年秋所知道的那样，最后还是决定部署在东德。
1958年夏，苏军已经在柏林北部建立了特别基地，包括为那些保护导弹的士兵而建的营房，还有储存核弹头的设施。还不清楚赫鲁晓夫是否被告诉过这些导弹将在何时投入使用，但在1958年11月底或12月初，导弹就已运抵基地。赫鲁晓夫在11月初最充满信心的期待是苏联将对伦敦和巴黎实施真正的核威慑，而不是从1956年以来他一直实施的虚假威慑。尽管没有告诉乌布利希核武器计划，但是，他暗示其信心在增强，即苏联和美国军事力量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原子弹和火箭领域已形成一种势力均衡，西方大国对此知道得越多，对我们越有利。”赫鲁晓夫告诉东德领导人。
莫斯科正在期待布尔什维克革命41周年庆典带来的欢乐，这远胜于革命40周年庆典所带来的欢乐。西方记者对苏联商店悬挂的众多彩灯进行评论，认为这极为罕见。《纽约时报》的马克斯·弗兰克尔注意到，虽然有些彩灯被装饰成极好看的彩链，但更多的彩灯都被连成串，代表某种图案，以显示工业成就。在11月6日星期四主席团例会上，克里姆林宫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没有休那三天的假期。还不清楚是否他们在期待赫鲁晓夫早已为他们计划好的庆典活动。不巧的是，尽管马林参加了这次会议，为会议做记录，但赫鲁晓夫却没有请一个录音师来参加会议。事后看来，这是赫鲁晓夫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赫鲁晓夫以讨论开始了这次会议，讨论的是关于苏联政府能为这个国家的工人做哪些事情或不能做哪些事情，讨论有些让人泄气。赫鲁晓夫向福尔采娃和其支持者米高扬解释道，缩短周工作时间和提高家庭补贴的问题还要再商议。现在已经来不及把它们列入这次七年计划之中。赫鲁晓夫有些痛苦地承认，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梦想还不能实现，只是因为要付出的成本太大。
然后，赫鲁晓夫转移了话题，披露了他的外交政策，让人感到有些意外。就外交部提出的下一阶段对德和约谈判的建议，他决定不予采用。他需要一个更大胆的提议。赫鲁晓夫已经对外交感到厌倦，对为签订和平条约而玩弄的一个个文字游戏，他也感到厌倦。尽管阿登纳还没有核武器，但他设想，华盛顿向阿登纳提供带有核弹头的近程导弹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波茨坦协定还剩下什么？”当提到1945年8月在柏林郊区由杜鲁门、斯大林和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所批准的那些管理纳粹德国的计划时，赫鲁晓夫问道，“他们把德国诱惑到了北约，现在又要给它原子弹。”他的结论是波茨坦协定已经是一纸空文。“是不是要放弃波茨坦协定了？”他问道。他准备向全世界发布这个声明，并且建议道，离合适的时机只有几天了。11月10日，星期一，他计划要在苏波友谊集会上发表一次讲话，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将参加这次集会。虽然会议的中心话题是苏波友谊，它在最近几个月再次变得坚如磐石，但是，他认为这是宣布正式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合情合理的讲坛。
按照讲话的一些方针，赫鲁晓夫将强烈谴责1945年以来欧洲稳定的整个基础，他明确地向其同事指出，他至少清楚一些暗示。他想制定出立即从东柏林和东德撤出苏联军事人员的计划，还要和东德签订一项和平条约，让他们来守卫自己的边界。这项和约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如果美国人想进入政治孤岛西柏林，那么，他们必须得到东德人的允许，以便通过其领空或陆路进入东德境内。
没有理由相信，西方会束手就擒。如果因为苏军撤离而出现混乱局面，美国人和英国人会决定加强其西柏林的驻军，毫无疑问他们会这么做，那么，东德将会做何反应。根据战后的安排，盟军可以随意进入西柏林，截至1958年11月，北约在柏林的驻军已达11万人。
赫鲁晓夫事先并没有要求对这个提议进行研究。外交部则提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设想，但是并没有初步的军事计划。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甚至都没有被邀请参加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只是按照其愿望谴责了战后欧洲问题的解决，对他的支持者来说，这已经足够了，他们完全支持这个想法。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和基里琴科表示一致支持。只有葛罗米柯和米高扬没有表示赞同，葛罗米柯只是担心一些琐事，他还没有进入苏共中央的领导层，不得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不过，他确实提到，应该事先和东德人商量这件事。这位苏联外交部长也认为，在缺乏波茨坦协定的情况下，应该澄清苏联的一些意图。对一个熟练的辩论者来说，这个问题能被说清楚，但是，葛罗米柯“担心赫鲁晓夫有些不礼貌”，他“只是在更多地征求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指示”。
米高扬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也很有说服力。他马上明白，赫鲁晓夫是在谈论柏林的未来。“我们准备在这个问题上走多远？”担心西方会说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纠缠不清，米高扬这样问道。“对此我有疑问。”他补充道。米高扬认为，赫鲁晓夫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谴责波茨坦解决方案。
米高扬没有意识到赫鲁晓夫方案中最危险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希特勒的首都柏林处于一种极为特殊的地位。盟国都在相互竞争，看谁能控制这座象征着战胜纳粹的城市。1944年夏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不久，丘吉尔就开始游说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要向柏林冲刺，以尽快结束战争，切断苏联的西进路线。而艾森豪威尔宁愿沿着更广阔的前线来部署兵力，以便尽可能占领德国西部更多的领土。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即和苏联竞争，先攻入柏林迅速结束这场战争。结果，朱可夫率领的苏军在1945年4月底率先抵达柏林，迫使希特勒在地堡中自杀。在朱可夫占领柏林之前，盟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共同管理柏林。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没有纠缠于那些管理细节问题，如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柏林占领区深入苏联占领区一百多英里，如何向他们提供给养。如果需要，那么会由当地的军事指挥官来作出决定。
欢庆胜利之时，东西方保持着良好关系，以至于朱可夫元帅在1945年6月底曾向西方国家的将领们保证，“西方国家军队进入柏林将不受阻碍”。人们也没有想到需要对进入柏林的公路和铁路通道作出保证。然而，对不受约束的空中通道，倒不是因为政治，而是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意外，确实制定了一套比较正式的空中运输体系。四个占领国在柏林成立空中安全办公室。1945年9月签订一项协议，指定了三条空中航线或空中走廊，西方国家的飞机可以使用这些航线飞经苏联占领区到西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