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伊拉克危机中脱颖而出的赫鲁晓夫深信两件事：第一，西方以前准备彻底消灭伊拉克进步政权，但迫于苏联的压力，被迫后退；第二，施加压力是西方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
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一切，这确实是一己之见。1956年英法之所以停止对埃及进行军事干预有着极复杂的原因，就像赫鲁晓夫从未明白这一点一样，他也不能完全理解，苏联的政策对1958年夏天艾森豪威尔不愿入侵伊拉克这件事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但是，在国际政治中，感觉是主要的。而且赫鲁晓夫把这两场危机的结果视为其个人的巨大成功。伊拉克危机之始，他夸大了对自己地位的威胁，现在，当他保住自己的位置时，又感觉到一种莫大的宽慰。
“历史在我们一边。”5月，赫鲁晓夫曾告诉纳赛尔。既然夏天发生的那些事情已经让他确信，第三世界的形势正在转向他这一边，那么，他就能多冒一些风险来巩固这种优势。首要的一个风险就是向埃及阿斯旺大坝工程提供援助。两年来，苏联官员已经多次向赫鲁晓夫建议，苏联无力提供援助。至晚在1958年纳赛尔访问苏联时，他也曾拒绝向其提供援助。但是，伊拉克费萨尔王朝垮台了，随之而来的是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瓦解。阿斯旺大坝协定将是他感谢纳赛尔、巩固苏埃关系的一种手段。1958年10月，阿米尔元帅应邀到莫斯科以结束阿斯旺协定的谈判。
如果赫鲁晓夫日益膨胀的成就感只是导致苏联向埃及承诺，要在沙漠里建设一座巨大的公共工程，那么，西方或许也不会关注苏联领导集体从伊拉克事件中所吸取的教训。但是，对处理其他地区的外交问题来说，赫鲁晓夫的中东成就感却有着广泛的含义。
对世界其他地区，尤其对美国和西欧而言，1958年之所以会被记住，不是因为中东地区出现了短暂的紧张局势，而是因为对分裂的德国的前途问题，特别是北约设在西柏林孤零零的军事基地问题，而开始的新一轮东西方冲突。历史学家们开始把柏林系列事件中的每个事件都看成是一次独特的危机。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新档案证实，在德国问题上，赫鲁晓夫发动了三次不同的攻势。第一次就发生在1958年11月。
在伊拉克取得的假想中的胜利，与赫鲁晓夫决定在1958年秋冒险与西方对抗有关。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苏联很快要在东德部署核武器的消息也是克里姆林宫在1955年采取的“新”策略的一部分。此时，赫鲁晓夫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反映了两个德国人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在为1958年11月做准备工作。
枯瘦的西德总理阿登纳是一个熟练的魔术师，喜欢讲他初中时候的故事。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却安排了最大的一次欺骗阴谋。一个同学找到了年度德语和拉丁语考试答案，这位未来的总理心生一计，要让同班的21个同学利用这些答案而又不被抓住。他推测，如果所有同学都交上一份完美或近乎完美的考卷，学校就会产生怀疑。因此，年轻的阿登纳要求每个同学在考试中都要犯一定数量的错误，这依照他一定的成绩而确定。他们从未被抓住过。事实上，1894年毕业的那个班被宣布为最出色的班级。
到1958年秋，苏联领导层已经不得不承认，近两年来，阿登纳一直在利用他弄虚作假的才能和莫斯科玩着一个极其危险的游戏。从1956年的某个时期到1957年初，阿登纳的结论是，联邦德国需要得到核武器，以成为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那些协议使西德在1955年宣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作为协议的一部分，阿登纳断然放弃了未来西德军队要得到或制造核武器的计划。这个决定深受西德人民的欢迎，也成为以后苏联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
然而，阿登纳对军队力量的设想却在不断变化。二战刚结束的几年里，他认为西德可以建立一个没有军队的主权国家。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似乎更加坚定了他最糟糕的一种设想，即克里姆林宫有意要使用武力来传播共产主义。其结果就是西德随之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到1950年代末，或许是对赫鲁晓夫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一种反应，阿登纳认为，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加强德国自我防卫的能力。1957年5月，西德正式要求美国提供战术核武器，步兵可以在战场上使用这些短程核武器。凭借这些核武器，德国联邦军队将不需要其他国家来保卫德国。西德将会把国家安全事务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是拥有主权最实质的前提条件。
德国总理一直向德国人民保密需要核武器的想法。直到1957年秋大选，绝大多数议会成员被更换，这个想法才为人所知。西德公众舆论仍然强烈反对核军备。这会成为选举中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他不能冒这个险。相反，在选战中他坚定地承诺“不再搞新的试验”，巧妙地将其主要竞争对手、社会主义党（SPD）描绘成危险的修补现状的补锅匠。
阿登纳对他如何设法欺骗苏联人尤其感到自豪。1957年4月，他在波恩和苏联大使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中否认其政府拥有核武器，或甚至已经向美国要求提供核武器。“苏联大使从未问过我是否会在未来提出核武器要求。”这位老人事后对杜勒斯国务卿说道。这次会谈后一个月，阿登纳正式向美国要求提供“最现代化的、最有效的武器”，这是对核武器的一个比喻。
尽管克格勃在西德的消息来源极为广泛，但是，直到1958年春，赫鲁晓夫才开始严肃对待西德可能拥有核武器的问题。而且，那时也只是因为阿登纳有意要披露其目标。连任后，这位德国总理感觉到，在获得核武器这个问题上，他能再向前迈步。尽管不是以绝对优势赢得选举的胜利，还需要和一个小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但是，阿登纳相信，他有足够力量来继续实现其野心。在经历了1958年1月的失败后，3月，阿登纳得以让联邦议院通过一项法律，允许获得核武器。联邦议院的辩论持续很长时间，辩论充满了敌意。但是，阿登纳达到了目的。他希望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德国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联邦德国的安全”。
显而易见，德国总理是谋求核武器的主要人物，即使如此，赫鲁晓夫也难以相信，阿登纳在背后推动着联邦议院的辩论。虽然把阿登纳视为一个聪明、可怕的对手，但是，赫鲁晓夫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象到，一个82岁的老人缺乏策划所有这些政治游戏所需要的意志力。这样，赫鲁晓夫就把核武器策略归咎于西德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把他形容为阿登纳政府中的希特勒。在赫鲁晓夫看来，阿登纳似乎是一个滑头政治家，以至于他不会选择核武器。他设想阿登纳实际上是想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阿登纳是个十足的反共人物，赫鲁晓夫认为，他的这一动机不应归结为他作为总理的个人意愿。相反，赫鲁晓夫认为迫使阿登纳和莫斯科打交道的正是德国公众的意见。
结果，当1958年3月德国总理赢得联邦议院辩论胜利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苏联人发起了攻势，它直接面对德国人民。3月31日，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警告西德人，他们的政府已经落入同样保守的领导人手中，就是这些保守的领导人让希特勒在1933年攫取了大权。而最高苏维埃也一同发表一封致德国联邦议院的严肃信件。同时，苏联人也在谋求社会主义党（SPD）的帮助。苏联驻德外交人员向社会主义党领导人泄露了外交抗议的方案，引发了对德国基督教联盟新外交政策的激烈辩论。
最后的策略是直接针对阿登纳。以文化和贸易协定长期被拖延为借口，莫斯科安排米高扬在1958年4月中旬应邀访问波恩。尽管米高扬比赫鲁晓夫年轻，但他担任主席团委员（政治局委员）已经十年。长期以来，他一直对德国怀有浓厚兴趣。1920年代，米高扬就是对外贸易部的人民委员，在所谓的拉帕洛条约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这个条约是以意大利小镇拉帕洛的名称命名的。在那里，苏联和德国外交人员就军事和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会谈。米高扬最后签署许多文件，确立了莫斯科和魏玛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1958年米高扬的西德之行就是要和阿登纳建立某种关系。西德外交政策似乎发生了较大转变，他要评价政策转变背后的那些原因和人物。克里姆林宫仍然相信阿登纳，因为他在1957年曾发表个人声明反对拥有核武器。
米高扬的柏林之行失败了。不仅苏联所支持的大规模公开辩论毫无结果，而且米高扬发现自己也是精明的阿登纳的一个牺牲品。和这位赫鲁晓夫代表的多次会谈中，阿登纳承认，1957年以来，他确实改变了其想法。现在，他想得到美国的斗牛士导弹，这种导弹既能装载核弹头也能使用常规弹头。对苏联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出于某种原因，阿登纳又来劝说米高扬，并通过他来劝说赫鲁晓夫，如果几个大国的大规模裁军有所进展，购买武器的决定还可以被修改。
阿登纳的表演显得特别巧妙，他设法要让苏联人相信，他不仅不愿意重新武装西德，而且尽管联邦议院已经授权要让德国成为一个有核国家，但是绝不会发生什么坏事。克里姆林宫决定，尽管试图改变联邦议院公共外交政策投票的结果失败了，但是没有必要重新评估苏联对西德的政策。奇怪的是，在这个阶段，苏联试图要控制阿登纳，但是，却显然没有考虑对美国表明自己的姿态。如果没有美国，波恩不可能得到核武器。阿登纳在1957年5月要求得到战术核武器一事，莫斯科显然一无所知。可能莫斯科的设想是，如果阿登纳正式提出这个要求，那么，艾森豪威尔将会向他提供斗牛士导弹。然而，苏联阻止西德拥有核武器的政策主要针对西德行为的改变。当那年夏天中东的战争阴云密布之时，克里姆林宫感觉到，如何处理阿登纳问题，它还可以再等待时机。
如果不是因为同时面临着东德问题，那么，赫鲁晓夫将会对西德有更大的耐心。波恩拥有核武器的梦想给莫斯科带来危险，而1958年东德发生的一些事情则加大了这种危险。东、西德国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东德的经济更糟。1958年7月，东德领导层把西德当成追赶的对象，也实施了东德式的赫鲁晓夫赶超战役。这些努力没有振奋东德人民的精神，反而造成政局不稳。凭借西柏林这个外逃出口，每月都有12000多人离开东德。这些东德人大多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工程师、医生和其他专业工作者，柏林政府离不开他们。
一个非常坚强的德国人是东柏林经济赶超战役失败的原因。乌布利希几乎比阿登纳年轻一代，但他参与了1920年代以来的德国政治斗争，那时他是德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1933年逃出纳粹德国后，他在莫斯科待了12年。在莫斯科，乌布利希最终被斯大林指定为德国统一社会党（SED）——苏联占领区共产党的第一任书记。他蓄着与众不同的山羊胡子，他最显著的特点是，共产党人几乎完全不喜欢他，资本家也不喜欢他。人们认为他是一个鲁莽、自大、教条主义式的人物。但是，斯大林曾经喜欢他，赫鲁晓夫也决定宽容他。
1953年，乌布利希差点丢了权力。当时德国统一党试图把不成熟的集体化方案强加给苏占区，从而导致东柏林发生骚乱。1958年，他试图要紧紧控制东德经济以使其更有效率，再次面临着大众普遍不满的后果。乌布利希并没有被国内所遇到的这些麻烦所吓倒，其回应就是试图强行加速就德国未来问题和西德进行的谈判。他设想，那些条约能确定东德东部边境，关闭东德人从西柏林出逃的通道，而这又会加强统一社会党对以前的苏占区的控制。
1958年9月，乌布利希发出信号，东德政权急于得到莫斯科更多保护。他不隐瞒自己对波恩想得到核武器的关注。这种新武器打不到莫斯科，但在一场意外发生的战争中，却能使其德国同胞遭受损失。除这个中期问题外，还有一个迫切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两个德国正在加深的不平等。和人口更多、面积更大的资本主义兄弟的竞争中，东德最希望能被平等对待。但是，随着东德专业人才的流失和西德在政治、经济，而今又是军事力量的发展，东德领导人产生一种紧迫感。
1958年秋，赫鲁晓夫把德国问题交给苏联外交部来处理。1958年9月，东、西德国和占领国之间交换了照会，但却未起什么作用。双边就是否要在一个代表两德的委员会组成前后启动两德和占领国之间签订一项和平条约的问题展开讨论，这个委员会本身就是为签订这项和平条约而筹备的。透过所有的外交辞令，问题的真相是，想让东德消失的西德希望举行一次两个德国的大选。即使1700万东德选民全部投共产党的票，乌布利希也会被打败，东德领导人非常清楚这个结果。他们把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东德和这个能保证两德平等的条约体系牢牢捆绑在一起。在他们眼里，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就是莫斯科和东德签订一个条约，宣布正式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允许东德士兵和警察来代替苏联士兵，部署在西柏林和西德边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