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清楚不过的是，毛泽东不仅误解了赫鲁晓夫的目的，而且他似乎把这个要求看成是居心不良的俄国人企图攫取中国的主权。历史学者陈兼认为，即使不是因为毛泽东的多疑，在1958年，他也会对他所觉察到的挑战感到特别敏感，那是对中国主权和革命领导人权威的挑战。和赫鲁晓夫一样，毛泽东也刚刚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那年夏天，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采取广泛而又激进的措施来加速中国的工业化，消灭中国传统的农村经济。
对此造成的后果，让赫鲁晓夫感到吃惊。但是，起初他还认为他不得不拒绝毛泽东马上举行会谈的要求。中东局势每天还在变化。“我们倾向于会谈，但是，形势还不允许。”赫鲁晓夫指示苏联外交部向毛泽东写信。在收到艾森豪威尔要求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解决伊拉克危机的建议后，赫鲁晓夫坚持其想法，希望或许应在纽约举行一次峰会。从情报来源知道，尽管美国有些勉强，但至少法国政府正在施加压力，要求举行某种形式的超级大国峰会。
四天后，在和艾森豪威尔再次交换两封信件后，赫鲁晓夫改变了主意。赫鲁晓夫认为，既然尽早在纽约召开一次峰会来讨论中东局势已不大现实，那么，他认为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毛泽东。莫斯科使用特殊的高频电话线路和其主要的驻外使馆保持着联系。7月28日，他给驻北京的尤金大使打电话，要其立即安排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他建议在7月30日开始会谈，是否为正式访问，由中方来决定。
电话接通时，毛泽东还在首都以外的地方。按照日程，次日他将在北京以东250英里的北戴河召开一次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一个助手会见了尤金大使。当周恩来知道苏联大使的要求后，他很清楚，要先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才能答复赫鲁晓夫。他离开苏联大使馆去联系毛泽东。一小时后，他带着毛泽东的答复回来了。中国欢迎赫鲁晓夫在7月30日访华。
1958年7月，对赫鲁晓夫来说，参加这次峰会是一件棘手的事。毛泽东拒绝接受赫鲁晓夫的解释，即苏联大使误解了其口信。赫鲁晓夫艰难地向毛泽东解释道，他从事的军事改革将会加强保护盟国的能力，也包括中国。他回忆了自己的成功，即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他炫耀苏联的中程导弹可以毁灭英国和法国。“危机期间，我们给艾登和居伊·摩勒写信”，赫鲁晓夫说，“既然我们拥有中程导弹，我们也正在卡着美国的喉咙。他们认为导弹打不到美国。”他解释道，正是这个关键的措施才挽救了伊拉克政权。
毛泽东对莫斯科处理伊拉克面临的威胁非常感兴趣。伊拉克危机不但是对苏联保护一个盟国意志的考验，也可以借此深入了解美国接受反对其利益的第三世界国家现状改变的意志。对于西方的让步，毛泽东显得比赫鲁晓夫更为乐观。7月17日，北京已经和莫斯科一道承认了伊拉克新政权，而且还警告道，“侵略者依靠炮舰来征服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毛泽东对英美要联合入侵伊拉克感到怀疑。他确信，伦敦和华盛顿明白，接下去将是一场全面的战争。虽然赫鲁晓夫在理论上同意这种说法，但毛泽东不太相信他能在中东能遏制住美国。
毛泽东的预言被证明极富洞察力。赫鲁晓夫访华期间，美英正在考虑承认伊拉克政权，英国更急于这么做。卡希姆似乎不急于让伊拉克加入纳赛尔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既然已经相信他是一个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麦克米伦就主张承认伊拉克政权，以此作为离间巴格达和开罗联姻的一个策略。美国人还不想急于承认卡希姆政权，部分原因是不愿意让土耳其和伊朗感到失望。但最终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是同意了伦敦的看法，即已经无法避免和卡希姆政权进行直接接触。8月3日，和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之前，赫鲁晓夫得悉美国和英国已经承认伊拉克政权。“这是他们吞下的一枚苦果。”赫鲁晓夫得意地说。
和赫鲁晓夫不同，听到自己的预言变成了现实，毛泽东并不高兴。中国领导人不想让这场伊拉克危机持续时间过长。他担心，在联合国峰会上，赫鲁晓夫可能会利用这种承认来保护伊拉克政权。毛泽东有自己的计划，他要给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制造麻烦。他不想让苏联人以保证台湾海峡和平这个承诺来保证中东的和平。
莫斯科在中东外交上取得的成功，缓和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北京会谈的成果。最后，赫鲁晓夫达到了为苏联潜艇部队建立电台的目的，这是新战略的一个关键步骤。然而，中国并未同意他利用港口设施的要求。他能得到的最好承诺是，中国答应在战时对苏联开放从天津到越南以北的沿海港口。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离开时，他感觉到中国仍然接受了他对世界局势的基本看法。
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莫斯科庆祝在波斯湾取得的胜利。因为相信美国早前确实准备入侵伊拉克，赫鲁晓夫认为他的公开或秘密的威胁政策让艾森豪威尔止步不前。因为不知道7月18日英美已取消入侵伊拉克的计划，莫斯科把伦敦和华盛顿承认伊拉克政权视为美国干预威胁的结束。赫鲁晓夫现在不再对中东问题的峰会感兴趣。
“现在我们已处在近东和中东斗争的第二个阶段，”赫鲁晓夫在次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说，“第一个阶段，我们的策略是要保护处于革命初期的伊拉克。”第二个阶段是要巩固这次取得的胜利。
赫鲁晓夫不再认为有必要和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举行一次峰会。“当初我们建议举行峰会要达到什么目的？”他问道，“就是要避免中东发生战争，不让伊拉克垮掉。”为了提醒主席团委员们注意，为什么对莫斯科来说伊拉克是这次危机的中心，赫鲁晓夫说道：“从维护我们国家的声望出发，伊拉克的垮台就是对我们政策的攻击。伊拉克垮掉了，然后是埃及和叙利亚。对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自决运动来说，那将是一个倒退。”
对伊拉克的担心已经过去，赫鲁晓夫确定了下一阶段的斗争原则：“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和约旦。”他不认为要到纽约或日内瓦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也不认为这件事需要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或戴高乐的出席。回想起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话，赫鲁晓夫想知道自己是否确实想参加安理会会议，“如果按字母排座，那将意味着我不得不坐在蒋介石的旁边？”当被告诉其座位在蒋介石之后时，他说道：“那将是很糟糕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我会扮演一个很糟糕的角色。”
然而，赫鲁晓夫不需要中国来告诉他，此时他不想或不需要围绕美国从黎巴嫩撤军的问题而组织一次安理会讨论。通过高级别的谈判来寻求和西方建立良好关系正是苏联的政策。但是，美国人要做好准备，双方要就一些广泛的议题达成共识，包括从德国的未来考虑而提出裁军问题，这样才能召开一次峰会。“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去和艾森豪威尔会谈？”他大声说道，“去大声嚷嚷他是一个婊子养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但其他的还不清楚。现在会谈的基础还不够宽泛，实际上只会遭受损失。”
赫鲁晓夫对这些事件在中东已经显现出的方向感到极为兴奋。8月4日，他向主席团委员们解释道，莫斯科还不能确定未来卡希姆政权的走向，也不能保证巴格达将会继续听苏联的建议或它们会和伊拉克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然而，他对卡希姆印象深刻，卡希姆遵循了莫斯科通过纳赛尔带给他的劝告，而且也重申了伊拉克以前承担的所有责任。6个月以来，巴格达确实没有正式离开巴格达条约组织。8月底，卡希姆巧妙地向莫斯科发出信号，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却准备和伊拉克共产党一起共事。这也加深了赫鲁晓夫的成就感。“我不是那种害怕共产党宣传的人。”卡希姆对新任苏联驻伊大使如此说道。在这次会谈中，他同样也表明了对莫斯科的信任。他承认缺乏一个情报机构，要求克里姆林宫“以一种秘密方式来告诉他殖民主义者及其帮凶在伊拉克和其邻国玩弄的阴谋”。
事实证明，苏联领导人不必去纽约或其他地方来达到让西方国家从黎巴嫩撤军的目标。从一开始，美国的军事干预就不受黎巴嫩人的欢迎。事实上，美国驻黎巴嫩大使罗伯特·麦克林顿几乎都要冲下大海去阻止第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登陆。随着紧张局势的缓和，夏蒙最后同意下台，主要的穆斯林候选人、陆军参谋长被推选来接替夏蒙。英国也减少了在约旦的驻军。但是，一旦美国开始从黎巴嫩撤军，那么，英国也要撤军。10月25日，最后一批美军和英军分别撤离黎巴嫩和约旦。赫鲁晓夫认为取得了第二阶段斗争的胜利。
对苏联领导人来说，伊拉克的危机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从赫鲁晓夫的观点出发，高声调的警告带来了巨大成功。其政策是削弱美国在中东的势力，伊拉克的命运是这一政策的核心。如果没有战争，他确信美国或许不会允许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垮台。就是这种信念让他夸大了对1958年夏天美国进行军事冒险的担心。然而，一场让美国讨厌的革命已经控制了伊拉克。如果没有英美的干预，巴格达条约组织就会垮台。18个月以来，赫鲁晓夫再次相信，正因为担心苏联的实力，这才阻止了强大的西方消灭其第三世界新盟友的企图。
2003年，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会议记录档案开放。至此，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才知道，赫鲁晓夫对1958年伊拉克危机的看法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当时，赫鲁晓夫的政策似乎可以从他没有能力组织一次峰会判断出来。伦敦和华盛顿都认为，那年夏天中东紧张局势所引发的后果是赫鲁晓夫个人的一次重大失败。1958年8月，危机期间会见毛泽东的消息泄露给了西方，这个消息只会让人们更相信，出于软弱，赫鲁晓夫只好从自己要求召开的高峰会谈中后退。西方外交观察家们认为，赫鲁晓夫似乎确实被中国吓唬住了，中国人不想让这位苏联领导人在纽约的会议中美化蒋介石。
西方一点也没有觉察到，伊拉克革命的幸存为赫鲁晓夫赢得了极大的自信。西方分析家没有感受到克里姆林宫的胜利感，反而却预言赫鲁晓夫将会下台，因为艾森豪威尔和毛泽东已经粉碎了他召开一次大国峰会的梦想。一个老练的西方外交官告诉《纽约时报》，“如果不是在作出轻率的预言，那么或许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确实，它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它不是以西方人所预言的方式结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