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需要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下来。1956年10月，要对东欧问题决策的压力让他无暇顾及纳赛尔和埃及的问题，但这并不说明赫鲁晓夫对埃及领导人的热情减退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和这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领导人建立了稳定关系，苏联已经成为中东的一个要素。但是苏联的核心利益在东欧，逐步恶化的局势需要克里姆林宫马上采取行动。
10月初，波兰共产党恢复了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的党籍，他曾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改革家，后被波兰的斯大林分子逮捕入狱。哥穆尔卡被视为反苏维埃的人士，恢复他的地位说明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爱德华·奥哈布的权威遭到削弱。出于对未来苏波关系的重新考虑，这些事都促使莫斯科要解决波兰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煤炭是波兰最主要的出口商品，现在莫斯科仅以10%的国际市场价格来购买波兰的煤炭，而波兰人则迫切需要得到更多外汇来购买西方的机械产品和食品。
那些事之所以悬而未决，纯粹是出于经济原因。如果苏联不以折扣价格得到波兰煤炭，那么，它要么向其使用的煤炭支付更高的价格，要么通过国内生产来积累资金。赫鲁晓夫夏季的顿巴斯煤矿之行让他颇为失望。“形势糟透了。”当他在8月底回到克里姆林宫时这样告诉其同事。顿巴斯地区需要投入许多，才能见到效益。尽管如此，随着哥穆尔卡声望的恢复，赫鲁晓夫想到，他不得不给波兰人想要的东西了。10月4日，中央主席团提高了苏联购买波兰煤炭的价格。
克里姆林宫明白，奥哈布需要得到的还不止是煤炭价格的让步。波兰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要求减少对苏联的依靠。9月，奥哈布已经提出，要求苏联从波兰内政部撤走其克格勃顾问。克里姆林宫当天就答应了这个要求。这也说明，苏联愿意接受更高的煤炭价格。
与此同时，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匈牙利的形势似乎比波兰还要糟。和波兰一样，匈牙利领导人发现，对于那些走上街头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改革太慢了。7月，莫斯科想挽救局势，要迫使走强硬路线的党的领导人马加什·拉科西下台。但拉科西的继任者则是意志薄弱的艾尔诺·戈罗，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以至于在其短暂任期内，一半时间都用于出国访问，向南斯拉夫的铁托、北京的毛泽东，还有在克里米亚的赫鲁晓夫请教。
戈罗低估了匈牙利人对共产党不满的程度。结果，他为安定局势而采取的措施反而加速了政治局势的变化。戈罗允许把拉伊克的遗骨迁葬布达佩斯。拉伊克是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在战后席卷东欧的大清洗运动中，于1949年被处死。在1956年的紧张局势下，拉伊克变成了匈牙利斯大林分子执掌政权时期非正义行为的一个象征。10月6日，他的遗骨被运回布达佩斯，这触发了苏联建立强硬统治后东欧国家发生的大规模政治示威游行。
成千上万的人静静地而又意味深长地行走在布达佩斯街头，这个景象让戈罗的精神受到创伤。“国家的局势比我先前的设想要复杂、严重得多。”他对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说道。“迁葬拉伊克遗骨，”他说，“对党的领导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党的权威就一落千丈。”这年夏天，戈罗说这个问题只存在于匈牙利知识阶层中。现在，这种不一致已经波及匈牙利大多数工人和农民。这次政治示威后不久，颇受欢迎的伊姆雷·纳吉——匈牙利的哥穆尔卡，党籍被恢复。在东欧的两个卫星国，赫鲁晓夫现在都面临着严峻挑战。
当华盛顿的树叶变黄之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极大的兴趣观察着东欧事件，但是却没有认真去考虑支持波兰或匈牙利的民主力量。11月大选之前，艾森豪威尔希望避免来自外交方面的任何挑战。如果要有问题，他预计，那会是苏伊士运河问题，而不是波兰或匈牙利的前途问题。
10月初，白宫从中东收到的一些令人不安的情报称，那里的局势仍然不稳定。10月初，一架U-2侦察机发现，以色列最近刚刚得到50～60架法国制造的战斗机。根据西方三大国达成的中东三方声明，如果法国出售武器给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或以色列，都要通知美国和英国。法国承认卖给以色列24架飞机，而不是60架最新型号的战机。至少美国的一个北约盟友没有就其在这个地区的军事活动讲真话。
尽管对以色列的军事集结有怀疑，但艾森豪威尔政府还坚持认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实际上正在逐步缓和。英法似乎非常真诚地在联合国举行谈判，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埃及或者以色列有异常举动。10月10日，中央情报局还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近期，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不可能爆发大规模敌对行为”。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两周后，10月24日，美国情报机构中的观察委员会提醒政府注意中东局势的变化，它用了这样的措辞：“因苏伊士运河而引发的敌意行为正在消退。”
在澄清其盟友的苏伊士行动计划方面，美国情报部门并没有给决策者提供多大帮助。法国和英国正在作出最重要的决定，而美国人却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些秘密会议，他们也没有实施任何间谍行为。
甚至在安理会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之前，法国就已经退回到和埃及交战的战争之路上，而伦敦会议期间他们曾放弃了战争。被中东地区事件的进程所激怒，而且也不能确定艾登政府是否会真正采取行动，法国总理居伊·摩勒在9月底转而与以色列制定了一个旨在推翻纳赛尔政权的进攻计划。9月30日，由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率领的一个高级代表团抵达巴黎，和他们的法国同行协商行动。借助法国的帮助，以色列准备对埃及发动进攻，只要法国人能保证，如果约旦、以色列边境也发生敌对行为，伦敦不会求助于约旦。反过来，法国拒绝卷入同时展开的对埃及的进攻，但是承诺为以色列国防军另外提供坦克和半履带式车辆。双方确定10月20日为以色列发动进攻的日期。
得到英国的支持仍然是法国调遣其部队的先决条件。自纳赛尔运河国有化以来，到10月初，英国政府就是否要随时对埃及动武产生了更大的分歧。夏秋两季被延长的外交活动似乎对官方支持进攻埃及的行为造成很大伤害。两个著名的内阁成员现在反对使用武力来解决运河问题。从不支持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外交大臣塞尔温·洛德，现在从联合国会谈中看到了真正的希望。10月中旬，他认为已经和自己的埃及对手达成了指导危机解决的六项原则，包括埃及所有的重要人物都许诺，把运河问题和国内政治分开。洛德偏向于和平解决争端，这也是英国国防大臣沃尔特·蒙克顿的观点。在他的监督下，修改了苏伊士军事行动计划，把英国在埃及任何可能的登陆行动推迟到至少1957年春季。
然而，艾登的战争立场还是一如既往。埃及在联合国的灵活性使得洛德得以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六项原则，这也动摇着英国首相推翻纳赛尔的目标。10月13日，艾登指示外交部长接受法国的建议，即把一个有害的修正条款加入到这个外交解决方案中，让纳赛尔难以接受。法国的建议需要埃及也接受美、英、法的计划，这个计划在8月的伦敦会议上也得到了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且在9月已经被纳赛尔拒绝过一次。那天晚些时候，英国把修正过的外交解决方案作为决议案提交安理会。正如艾登和法国所期待的那样，苏联代表投票反对这个修正过的安理会决议案，整个外交解决的进程被中止。
当艾登在逃避联合国的谈判时，他转而向保守党的普通成员寻求道义上的支持。出于对帝国的怀旧情绪，忠实的保守党成员对以武力清除纳赛尔的政策从未动摇过。10月13日，艾登在保守党会议上告诉那些兴高采烈的听众：“我们拒绝说我们绝不使用武力。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可以作出这样一个保证。”
来自英国情报部门的消息也加强了艾登了动武的决心。日期为10月11日的一个主要评估也重复了他的想法，如果纳赛尔侥幸拥有苏伊士运河，那么，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将很快就会垮掉。在伊拉克、约旦和波斯湾地区的那些纳赛尔的支持者们成功地赶走亲西方的政权，扩大开罗和莫斯科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之前，这仅仅被看作是一个时间问题。
10月14日，一个法国代表团抵达伦敦，要讨论英国参加以色列、法国攻打埃及，以及除掉纳赛尔的计划。艾登没有以色列的朋友。他一度曾和外交部里的阿拉伯人一道反对建立以色列国。然而，英国首相已经下定决心，不能再推迟这场战争。法国人解释了现有的两国行动计划，以及英国为什么要把它转变为一个三方进攻计划的原因。他们建议在以色列发起攻击数小时后，英国会同法国，命令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从运河地区撤走他们的军队。然后，一支英法军队应该占有运河地区。他们还要告诉全世界，其目的是要保护苏伊士运河的航行自由。事实上，法国预计，这个共同行动将导致纳赛尔和其政权的垮台。尽管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对此有所忧虑，但艾登还是同意把英国纳入行动计划中。
艾登对法国战略的支持扫清了对纳赛尔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障碍。英国表明会晤以色列的愿望以后，10月21日，法国邀请英国在巴黎开会，讨论联合进攻事宜。会议同时也决定这个计划要对美国，当然还有苏联保密。
当法国在巴黎筹办此次会议时，赫鲁晓夫还在华沙。波兰局势变化很大。在获得政治局委员资格后的短短几天里，思想独立的哥穆尔卡已经成为波兰政府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奥哈布被迫辞职。从其亲苏的前任那里接掌权力以来，哥穆尔卡的行为已经让赫鲁晓夫的焦虑情绪变成了担心。“波兰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从我们这里分离出去。”赫鲁晓夫事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道。除克格勃人员被清除出安全部门外，波兰人现在还要求解除苏联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的职务，此前莫斯科强迫波兰人任命他为国防部长。这项要求苏联也已经答应。
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军队有必要让波兰留在华沙条约组织中。但是，他将第一次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直接面对哥穆尔卡和波兰共产党领导层。这将是哥穆尔卡展示其对苏联东欧集团效忠的一次机会。如果赫鲁晓夫不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保证，苏联军队将在次日进入华沙。为了准备这次进攻，两个战斗师已被命令设想占领华沙市郊一百多公里远的一处阵地。
10月19日，在中央主席团委员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朱可夫的陪同下，赫鲁晓夫到达华沙。哥穆尔卡此前拒绝向苏联代表团发出访问邀请，这个行为被赫鲁晓夫以后形容为“就像我们的脸被蜇了一样”。苏联人来到波兰，波兰人别无选择，只好接待。意识到那些待命的部队近在眼前，波兰人然后选择了顺从。哥穆尔卡讲到了牢固的波苏友谊，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动武。“这里的每件事情都会井然有序，”他肯定地说道，“但是，不要让苏军进入华沙，否则会使局势失控。”
是否满意哥穆尔卡和波兰政府其他领导人的话，赫鲁晓夫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一开始，似乎他认为危机已经被化解。他告诉自己的老朋友米高扬，经过考虑，运用武力将是一个错误。但10月19日一回到莫斯科，似乎他就改变了主意。“毕竟我们已经决定我们的部队明天上午应该进入华沙。”这让米高扬大吃一惊。
幸亏一些专家被米高扬阻拦，对波兰人的进攻才没有发生。米高扬强烈反对使用苏军。他非常了解赫鲁晓夫。虽然赫鲁晓夫喜欢冒险，敢作敢为，但如果给一个喘息机会让他全面考虑问题，这位苏联领导人也能被劝阻不鲁莽行事。10月21日，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选择相信哥穆尔卡的话：“我们需要展示耐心。”他说道。苏联部队解除了警戒状态。
当波兰危机被避免之时，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抵达巴黎，就联合进攻埃及之事作出计划。他对纳赛尔颇为愤怒。这位以色列领导人急于结束埃及非正规部队对以色列的进攻，他们是越过边境进入以色列的。以色列总理希望军事行动能为以色列航行苏伊士运河和蒂朗海峡打开大门。和英国外交大臣洛德一样，他的访问也严格保密。会谈将在宜人的巴黎郊区塞夫尔的一处私人寓所举行，这里远离国际新闻媒体，还有苏联间谍和美国间谍的监视。
本·古里安对不得不依靠英国感到不安，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指责英国阻碍成立以色列国。为了保持和阿拉伯人的关系，英国曾经有意放缓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速度。直到1948年，巴勒斯坦一直是英国的托管地。法国外长坚持认为，以色列领导人要宽容他们过去和英国有过的分歧。“英国人，”他说道，“没有借口无法行动。”本·古里安明白，他不得不为英国参与军事行动制造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