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本·古里安感到不安和疑虑时，在塞夫尔的英国代表也经历了令人厌恶的事，并不介意把它表现出来。洛德反对过艾登的动武决定，他在其他代表前的举止仿佛“闻到了鼻子底下的臭味”。人人皆知，他倾向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只是因为艾登要求他来，他才来到塞夫尔。当本·古里安问道，为什么英国人不在联合国算纳赛尔的账时，这位外交大臣鹦鹉学舌似的重复着艾登的想法：苏伊士运河问题的任何外交解决方案对英国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纳赛尔将继续执政。把他拉下台是艾登的最主要目标。
这位令人不快的英国绅士的话让本·古里安感到很满意。既然确信英国是认真的，那么，以色列就同意了复杂的法国计划。这个计划以以色列进攻埃及为序幕，接着就是英法的轰炸，联军在运河地区的登陆。但三方对以色列发动进攻和欧洲干预的间隔时间有争议。本·古里安根本不想产生分歧。当希特勒发动闪电战，纳粹德国空军轰炸伦敦时，他正好住在伦敦。他担心，在法、英两国确立空中优势之前，阿拉伯国家轰炸机多架次轰炸会对以色列城市造成一定后果。英国还有另外的忧虑，希望两者之间能间隔三天。他们都做了妥协，达成了共识，间隔36小时。10月22日，会议结束。以色列答应，一周后，即10月29日进攻埃及。
苏联对这些计划一无所知。由于莫斯科缺乏和美国U-2飞机相匹敌的高空侦察机，苏联情报机构很难注意到地中海局势的进展。然而，透过叙利亚的盟友，还有英法详尽的新闻报道，克里姆林宫还是收集到一些有关法英两国部队在塞浦路斯及附近调动的情报。朱可夫元帅向中央主席团的每一位委员提交了一份有关这些调动的特别报告。格鲁乌——苏联的军事情报机构，也探听到法英在这个地区加强兵力部署的消息，但是没有搞清巴黎和伦敦的意图。
克里姆林宫还在为叙利亚总统的访问作准备，这证明莫斯科对近期发生军事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这次访问计划了很长时间，10月30日正式开始。在对叙利亚的需要做计划时，苏联情报机构没有提到中东发生冲突的可能。预计叙利亚总统会要求和莫斯科缔结友谊条约，还会要求为其经济建设提供一大笔贷款。
埃及人自己也在让苏联人相信危机已经过去。甚至和法英在纽约的谈判破裂后，埃及政府还通知苏联人，它不再担心西方国家会进攻运河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说，它已经被解决了。”10月16日，埃及驻苏大使这样告诉苏联外交部。埃及现在用“我们赢了”这样的表达方法来解释现状，运河国有化已近3个月，法国和英国似乎仍然被纠缠在外交解决的难题中。
纳赛尔对约旦的关心更甚于西方国家对埃及的进攻。埃及人批评侯赛因国王，说他和以前埃及的法鲁克国王一样愚蠢。埃及人还非常担心约旦国内的不稳定会招致来自西方或其盟国的外部干涉。纳赛尔特别关心的是他的地区竞争对手——伊拉克的努里·赛义德，担心伊拉克会应邀派志愿军事人员去约旦保护安曼政府，以免遭到以色列的进攻。
当埃及试图让苏联对约旦发生兴趣时，克里姆林宫还是相当冷静的。令莫斯科高兴的是，欧洲对埃及的战争威胁已经消失了，它不用再特别关注于寻求新的资源来和伦敦、巴黎竞争。克里姆林宫提议要沉着、稳健。开罗正在谈论派出一支埃及、叙利亚的联合部队到约旦，以支持约旦。莫斯科不想发生任何事，否则可能会给英国制造向中东派出更多军队的借口。随着苏伊士运河的丢失，或许伦敦正在考虑把安曼当成其中东地区的战略中心。
当许多事情披露后，莫斯科才知道，因为没有洞悉英法的意图，它对苏伊士运河局势的了解远远不足。10月中旬，英国记者汤姆·德赖伯格回来后即向盖伊·伯吉斯保证说，艾登并没有要对纳赛尔诉诸武力的做法。伯吉斯在向苏联领导报告这个消息时，还做了一些保留。他并不认为德赖伯格的乐观是完全正确的。然而，由于苏联情报机构未能找到任何相反的证据，克里姆林宫，特别是赫鲁晓夫，让它们自己也对艾登变得乐观起来。赫鲁晓夫并不相信，英国将会和埃及开战。他说服了自己，东方和西方的斗争，他也把这个斗争解释成对其埃及盟友的侵略。在核时代，这场斗争将局限在政治和经济的竞争上。
在塞夫尔召开秘密会议和以色列发起进攻之间的那个星期里，赫鲁晓夫完全被匈牙利的事情纠缠住了，以至于再没有机会来试试他对中东的各种假设了。就在刚刚建立起对哥穆尔卡的信任之时，克里姆林宫又失去了它对匈牙利领导人戈罗的尊重。波兰发生的事进一步鼓励着匈牙利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去挑战毫无作为的戈罗。10月22日，布达佩斯理工学院的大学生提出16条要求，其中就包括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任命伊姆雷·纳吉为党的领导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组织全国多党选举等。次日，在“国家独立和民主”的口号声中，大学生捣毁了树立在市中心广场的斯大林巨幅塑像。动乱辐射到首都以外地区，这是对苏联式警察政权的嘲讽，它就是用来防止非官方示威游行的。东部靠近罗马尼亚的一个省，大学生们占据了当地党委机关和秘密警察主要的办公区。戈罗刚刚结束与南斯拉夫铁托的会谈，返回国内，也是束手无策。
10月23日这一天大多数时间里，赫鲁晓夫都在和戈罗通电话，了解匈牙利首都局势恶化的最新情况。有关布达佩斯动乱的消息让赫鲁晓夫想到，毫无疑问，这是苏军出兵干预的时候了。苏军早在7月就制定了一个军事行动方案，以粉碎布达佩斯街头的任何示威活动。当克里姆林宫讨论现在要在布达佩斯采取什么措施时，米高扬再次大声疾呼要保持克制。他认为莫斯科应该放弃戈罗，给纳吉一次机会，让他担任领导，来平息事态。或许纳吉会重复哥穆尔卡在华沙已经取得的成果。
米高扬的观点遭到了其他苏联领导人的嘲笑。“在纳吉的领导下，匈牙利的分裂越来越大。”莫洛托夫说道。莫洛托夫迫切要求动武。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国防部长朱可夫和老资格的主席团委员卡冈诺维奇和苏斯洛夫也都持相同的看法。朱可夫和卡冈诺维奇都认为，波兰和匈牙利现在的无序状态没有可比性。这次他们不得不出兵了。
出兵方案次日实施。莫斯科已经把两个机械化师部署在匈牙利待命。10月24日，这两支部队数以千计的士兵被派往布达佩斯。此外，分别驻扎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两个机械化师的部分兵力，也被派往匈牙利，以便来保持首都以外地区的安全。为了给克里姆林宫提供更可靠的报告，并试探一下米高扬对纳吉领导能力的说法，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也被派往布达佩斯。
10月28日，镇压匈牙利民主运动而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的消息传回了莫斯科。此时，苏斯洛夫已和米高扬回到莫斯科，他们报告说，10月24日，苏军对一群示威者开火，至少打死70人。这次大屠杀后，匈牙利人和苏军的关系已降到冰点。匈牙利人开始悬挂旗帜悼念他们。10月26日，在首都的一个区，苏军和一大群拥有武装的匈牙利示威者之间爆发了一次激烈的战斗。苏军使用了坦克以及步兵来镇压示威者。苏斯洛夫报告说，有3000匈牙利人受伤，其中死亡600人。在那场战斗中，苏军自己也死去350人。同时，在血腥的镇压中，戈罗辞职，被纳吉所取代。在官方的会议记录中，赫鲁晓夫的记录员没有写下诸如“无辜的受害者”“残暴”“战犯”之类的词汇。这也说明，与会人员中，没有一人想到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苏军在布达佩斯的所作所为。然而，苏斯洛夫的报告给会议造成了一种令人心寒的效果。
与会的人员并无兴趣来制造另外一场流血事件。苏斯洛夫报告之后，只有年老的伏罗希洛夫元帅还主张使用武力。“不要让我们出于一时冲动来撤出部队，”这位克里姆林宫的老兵说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比苏斯洛夫和米高扬的同志们还要卖力。”但是，伏罗希洛夫的主张很快就被其他领导人的一片撤军之声淹没了。那天早些时候，刚刚组合起来的纳吉·伊姆雷政权号召停火、苏军撤出。赫鲁晓夫坚持大多数人的观点，即应当给这个新政府机会。如果纳吉能够控制住布达佩斯，然后苏联将会考虑停火，并从匈牙利首都撤出军队。
在10月28日的那次冗长而又累人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提醒与会的委员，他们不应该忽略和西方，特别是在第三世界，进行的宣传战。现在，苏联的温和和节制将和帝国主义分子试图要在埃及达到的目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政治上，我们是有优势的，”这位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忘记纳赛尔的问题，“英国和法国正在埃及制造动乱。不要让我们和他们为伍。”
布达佩斯暂停火后，苏军也撤出这个城市。以色列在夜间对埃及发动了蓄谋已久的进攻。10月29日，在离苏伊士运河仅45英里的西奈半岛中部的米特拉通道入口处，以色列飞机空投下伞兵部队。与此同时，阿里尔·沙龙中校——多年后他成为以色列总理，率领202伞兵大队的其他成员越过西奈，和这支先头部队会合。以色列国防部在战略上出奇制胜。埃及人一直预计以色列会进攻约旦，而不是西奈。许多天以来，沙龙的部队一直紧挨着约旦边境，以分散埃及的注意力。以色列的战术也是出人意料。空投伞兵前的两个小时，四架以色列野马战斗机飞入西奈领空干扰埃及的通信系统。这些飞行员冒险把飞机高度下降到12英尺，切断了连接埃及指挥部的电话线杆。
次日，按照塞弗尔制订的行动计划，法国和英国联合发出最后通牒。下午4：15，以色列驻伦敦大使收到了通牒的副本，而他的埃及同行——埃及驻伦敦大使在10分钟后才收到。法国和英国要求双方停火，并从苏伊士运河后撤10英里。为保护中立的运输权，法国和英国宣布，其目的是要“临时占领……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的关键位置”。如果埃及或以色列在12个小时内不履行这些要求，英法两国的军队将“使用必要的力量来干预，以便达到要求”。
得知以色列进攻埃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不感到吃惊。一周多以来，白宫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中东地区的兵力集结。10月20日，中央情报局动用U-2间谍飞机对东地中海地区进行飞行侦察。几天来，就是否要把以色列部队的机动解读为进攻约旦还是埃及，一直有不同看法。但是，到10月28日，当以色列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清楚地向南方的埃及，而不是东部的约旦挺进时，总统才被说服，以色列要进攻埃及。
艾森豪威尔一直怀疑是英法盟友在制造麻烦。间谍照片显示，英法军事力量正在塞浦路斯岛集结，这是不祥之兆。这些照片被冲洗后，并送达白宫。艾森豪威尔注意到，来自法英两国有关外交解决危机的信息大大减少。总统一直还不能确定他们和以色列共谋的深度，但是，这种沉默还是不能让人放心。
当得知以色列进攻埃及后，艾森豪威尔马上通知其顾问，美国的政策是尽一切努力来恢复这个地区的和平。按照1950年签订的三方声明，如果埃及遭到任何一方签署国进攻的话，美国有义务来加入埃及的防卫。法英是声明的另外两个签字国。艾森豪威尔清楚地表明，即使冒险和英法对抗，美国也要履行它对埃及所做的承诺。“在这种条件下，”美国总统声明说，“或许我们不能受我们传统结盟关系的束缚。”他通知国家安全小组，如果证明英国正在和以色列合谋，不要向英国提供任何经济援助，特别是不在外汇市场上保护英镑的地位。他也要求给艾登写信，向英国保证，美国认为它将不得不支持埃及，如果要求遵守三方声明的话。最后，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那天提出一个停火方案。10月29日那天晚些时候，英法采取了拖延策略，把对艾森豪威尔的联合国决议案的讨论推迟到另一个二十四小时内，但是他的其他要求立即生效。
艾森豪威尔的坚决来自于一种深深的忧虑：只有苏联才能从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中受益。法国和英国或许已经取得以色列对其方案的援助，这种可能性只是增加了艾森豪威尔对冲突后果的悲观情绪，冲突不利于西方对中东的影响，这也让他更加愤怒。他怀疑英法两国预计到他将不得不容忍对埃及的进攻，因为在11月的大选中，他需要犹太人的选票。美国犹太人如果作为一个团体来投票，将倾向于民主党，所以这种假设也是很滑稽的。然而，艾森豪威尔要让人知道，无论大选结果如何，他都要反对战争。“我一点也不在乎，”他告诉其顾问，“无论我是否会再次当选，我们一定要信守诺言。”他说，尽管他怀疑美国人民“在这样的形势下，将会把他撵走”。如果他们撵走了我，“就那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