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生产的制约因素
2003年以来，宁夏城镇化建设进度加快，城市容量增大，功能显现，带动第三产业迅猛发展。2009年，全区城镇人口达到288万人，城镇化率达到46.53%，城镇化率比1999年的33%提高13.53个百分点，比2001年的36%提高10.53个百分点，位居西部地区前列；全区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527.23亿元，比2003年的137.8亿元增长3.8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02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7175元低3150元，低18.3%，比2003年增加7494元，增长114.7%。
尽管近年来宁夏农村面貌有了较大改观，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农业生产有了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但从总体上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赶不上工业化与城镇化进展速度，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落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宁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已由2003年的3.20：1扩大到2009的3.46：1。
和全国农村一样，解放前，宁夏农村土地为私人所有，农业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贫苦农民苦于无地或少地，还要承担繁重的苛捐杂税，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通过1951年至1952年的土地改革，将被地主、富农和官僚占有的土地分给农民，得到土地的农民生产激情奔放，农村经济得到了发展。但由于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灌排体系不健全，旱涝灾害频繁发生，农业生产水平低而不稳，得到土地的农民缺耕牛少农具，经营土地困难重重。1952年至1956年，通过互助组、合作化及人民公社运动，将土地、耕牛、农具集中使用，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农民群众实现了有史以来的联合大生产，解决了发展农村经济生产工具不足的突出问题，促进了生产的发展；20世纪60~70年代，依靠集体的力量，宁夏灌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基本农田建设，形成了完善的农业水利灌排体系和标准化农田体系，配合农作物品种更新、增施有机肥等项技术措施的推广应用，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但集体经济出工不出力，劳苦不均，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和大锅饭也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宁夏农业生产出现滑坡，产品短缺，农村经济徘徊不前。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中央在全国农村推行以分田到人、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承包权和使用权归农户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宁夏农村从1980~1982年，用三年时间完成并建立了将土地分配到人、包产到户的家庭承包经营体制，有效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大发展。到1990年，宁夏粮食总产达到19.01亿公斤，比1979年的10.6亿公斤增加8.41亿公斤，增长79.3%，粮食人均占有量由1979年的291公斤提高到1990年的408公斤，提高了40.2%。可以说依靠推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和我区的农产品短缺的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带动了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作物产量的不断提高。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广大农民迫切需要走向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小康社会。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农村千家万户的家庭分散小生产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严重制约着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各地纷纷推行以联结小生产与大市场为特征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依靠抓主导产业基地建设和发展龙头企业，实现了农产品产加销一条龙和贸工农一体化格局。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农产品总体商品化率已由1985年的34.3%稳步上升到了2006年的65.6%，上升了31.3个百分点。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及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社会迅速步入工业化时代。城镇居民收入大幅提高，而广大农民由于家庭经营土地规模小，依靠经营土地增收步伐缓慢，二元化的城乡格局制约着农民在非农领域的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资料显示，至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175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3：1，绝对差距为12022元，为32年来最高比值。与全国情况相同，2009年宁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02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048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46：1。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拉大，严重影响着社会和谐与稳定。如何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加快农民增收步伐，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资源共享，农村与城市共同发展，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是进入21世纪摆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农业部门面前的头等大事。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主人，在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智慧和创造力。和历次破解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样，在如何加快农民增收致富上，宁夏各地广大群众探索了很多路子，也创造了许多成功经验。其中，由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新技术组装配套应用催生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农业规模经营创造了农民走出农村、离开土地增收致富和依靠土地规模经营实现快速增收致富的好经验。惠农区礼和乡礼和村农民、全国劳动模范马学良从2000年开始，长期租赁400多亩集体荒地开发改造后发展规模种植，共生产粮食150多万公斤，家庭年均实现纯收入20多万元，成为远近有名的种田致富能手。从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中尝到了甜头的马学良已年过60岁，2009年年底他又承包开发了300多亩集体荒地用于发展规模种植。
目前，马学良耕种土地的规模已达到700多亩，购置使用的各类农机具有20多台。马学良种地农业机械化作业率高，科技成果组装配套应用效果好，规模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对周围农民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惠农区于2009年成功引进世界500强企业中粮集团，租赁本区3个乡镇8个村3.6万亩农户承包土地实行规模经营，实现了机械化种植和科学化管理，加快了惠农区农业现代化步伐，带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增收，促进了惠农区城乡一体化发展，使流转承包土地使用权的1.17万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加2000元，拉动全区5.3万农民人均增收442元。惠农区礼和乡红柳岗二队马少祥、李惠萍夫妇于2001年就将10亩承包地转包给其弟经营，夫妻带着一个孩子到银川商城从事服装营销，家庭年均纯收入5万多元，相当于在家经营土地年收入的5倍多。宁夏各地像上述依靠土地经营权流转实行规模经营和走出农村离开土地增收致富的例子不胜枚举。
从这些事例中不难看出，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为引信，带动了农民离开土地增收致富和依靠土地规模经营走向富裕及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等连锁效应。目前，宁夏新一轮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势头强劲，为农民离开土地实现增收拓宽了渠道，农业产业化发展为规模经营奠定了基础，农业现代化手段和技术为农业规模经营提供了支撑，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的成功和推行为土地经营权流转和规模经营提供了降低农业自然风险的保障，特别是中共中央于2001年下发的《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指明了方向。宁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需要下兴起和发展的，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较快的石嘴山市近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表现出了显著的效果和强大的生命力。2008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做了进一步的阐述，2010年1月，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见》。中央和自治区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指导和推进宁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符合时代发展特点和破解“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性布署。
（三）宁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客观发展的现实性
1.从历史必然性上看，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活动。从农业文明步入工业化时代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的客观必然选择。人类社会在经了漫长的农业文明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于近百年来先后都进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时代。新中国诞生前，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处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解放后，党和政府在注重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在加强农业投入，保持农业基础地位的基础上，把推进工业化进程和加快城镇化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使工业经济和城市建设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已经步入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必然要求农业从业人员的大幅度减少及人口向城镇的集中，这就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奠定了基础。
2.从客观发展的现实性上看，农民愿意离开土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1）务工收入显著高于务农收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近年来宁夏农村劳动力出现短缺，农村劳动力务工收入显著高于务农收入。以石嘴山市惠农区为例，仅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脱水蔬菜加工企业和枸杞采摘每年就需要输入劳动力1.5万人，劳动力务工日工资已由2006年的25元提高到目前的60元以上。2009年石嘴山市农民务工人数达到7万人，占全市城乡劳动力总数的18.9%，占全市农村劳动力约37.8%，全市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5313元，而农业劳动力务工月平均收入已达到1500元。
（2）已在城镇找到了固定的工作。一些农民子弟通过升学、当兵、打工、投亲靠友等途径，已经在城镇安居乐业，有些已步入白领阶层。这些农家子弟不仅自己不需要依靠土地生存，有些人就连父母也搬进城镇颐养天年而离开土地。
（3）外出经商办企业。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农村中一些头脑精明的有识之士纷纷离开土地，走出农村创业经商，有相当数量的创业者取得成功，这部分农村人口已经完全从土地上剥离出来，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
（4）劳均耕地少，不能满足耕种需要。农业从业人口多，耕地面积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约是日本国土面积的26倍，但中国的耕地面积只有18亿亩，仅占国土面积的10%，而美国的耕地面积约占其国土面积的20%。目前，中国农业从业家庭户数约有2亿户，农业从业人口约有3亿多，分别是日本全国农业从业家庭户数和农业从业人数的80倍和100倍。宁夏全区人均耕地2.8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5.2亩，农村户均耕地17.6亩。宁夏农民家庭户均耕地及人均耕地比日本要少的多，更要显著低于美国农户家庭经营土地规模；宁夏银川市、吴忠市及中卫市的农业户均及劳均耕地低于灌区平均水平。由于人均耕地少，户均土地经营规模小，耕种时间短，闲暇时间多，致使农村劳动力资源浪费严重，农村劳动力不能达到满负荷工作，难以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目标。以2008年为例，我国的农业总产值约为2万亿元人民币，与日本的农业总产值规模相当，但由于农业从业家庭户数和人口多，致使我国的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农业产值仅为日本的1%。
（5）新一代农民不愿务农。农村中为数众多的80后、90后农民，普遍受过初中以上文化教育，接受外界信息多，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经历短，一方面因缺少对土地的深厚情结而不愿意务农，另一方面因缺乏农业生产经营技能而不会种田。因此，新一代农民中有很多人主动离开土地走向城市谋求生存和发展。
（6）年老体弱无力耕种土地。目前农村中务农的劳动力以妇女和老年人为主，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年劳动力日趋减少。一些农民随着年龄的增大，已经没有能力继续耕种土地，也没有能力参加按承包土地面积分摊的公共生产活动和公益事业活动，同时有些农民没有子女继承其承包土地，他们只能选择将承包土地的经营使用权流转出去。
（7）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随着国家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也带动了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作业面积扩大、效率提高，节省出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而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经营权流转。
（8）方便子女上学。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和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现在农民的子女普遍较少。为了望子成龙和望女成凤，农民愿意离开土地搬进城市居住，以使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