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国时期宁夏的土地所有制形式
民国初期，按照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纲领的要求，“平均地权”被作为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其土地，资其耕作”。那么在以封建地主私有制为主体的土地制度下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提出：“由国家制定土地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并征收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也就是说，由国家出钱把封建地主所有的土地收买过来，再分给农民耕种，实现耕者有其田。在以封建地主私有制为主的土地制度下，土地大多归私人所有，国家有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实现平均地权，地主阶层愿意出让他们占有的土地吗？可见，在中华民国时期，要实现由国家从封建地主手里收购土地后分给佃农耕种，其实现难度可想而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王制度，但中华民国以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及民族资本家为核心统治阶级，国家政权和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软弱性决定了他所建立的国家不可能实现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的主张。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在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明确的土地政策。1930年春，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那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据此，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站稳了脚跟，建立了比较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1936年讲过：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土地不仅是动员、组织农民的有效手段，而且是共产党发展和壮大的根基，通过不断调整土地政策，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而获得了革命的胜利。在国民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根据政治需要，中国共产党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力度有所不同，但使广大农民有地可耕，并从土地上解决温饱和生活富足，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参加革命战争夺取胜利，已成为共产党领导阶层的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宣告成立时，土地改革已经在中国近四分之一的乡村展开，并从旧解放区推向新解放区，推翻了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占有，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并为新生国家的成立和建设积累了资源。
民国初年，宁夏的土地主要被地主阶层所控制，中农和富农也拥有一小部分土地。马鸿逵父子主政宁夏时，由于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宁夏的农业没有多大的发展。1933年，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当时的宁夏省政府设立宁夏垦殖总局，采取了一些措施号召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宁夏的农业才有所发展。但以地主所有佃农租种为主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不可能实现对土地的有效开发和利用。与全国各地一样，土地所有者的贪婪与不愿过多的投入，和土地经营者现实观念及无力投入已成为阻碍农业经济发展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矛盾越积越深，最终成为社会政权变革的炸药库。
四、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宁夏土地的所有制形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于1950年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到1952年全国范围的土改结束。1950年6月3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指出，土改完成后，发给农民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所有权、经营权、自由买卖权、出租权，建立了农民土地私有制，真正赋予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拥有权和流转使用的权利，大大激发了农民进行土地生产经营的热情，但这个时期比较短，仅仅只有两年。
1953年～1956年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主要是改变农业小规模个体经营现状，实现农业大规模合作经营。具体做法是成立农业互助组、建设农业合作社，农民成为公社社员，允许社员保留一小部分土地，将大部分土地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使用，社员按照交给合作社土地的数量和质量获得收益。1955年，为了避免小农经济的局限和生产技术的落后，国家通过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运动，逐步将个体农民私有制的土地改造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实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以土地为主的农业生产资料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1958年全国搞“大跃进”时已经完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土地全部成为国有和集体所有，一些地方开始大搞以水利为主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大跃进”时代集体合作化的经营模式没有得到大型农机具和农业新技术的支撑，农业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再加上各地浮夸风盛行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使我国农业受到了严重的创伤。1962年全国各类农产品的总量回到了1949年的水平，但人口却比1949年增长了1.3亿，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240公斤，平均每人每天的口粮不足0.7公斤，造成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吃不饱甚至饿死，逃荒要饭者随处可见。尽管中央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但由于当时农业、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新中国成长初期工业基础比较落后，甚至用农业来补贴工业发展，大型农机具数量有限，农业生产以人力和畜力为主，施肥以农家肥为主，作物品种以自留种为主，加上一部分人出工不出力，造成农业产品产量低、生产效率低，导致农业生产水平一直徘徊不前，1958年至1965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不足1%。1966年到1978年间，全国进行“文化大革命”，农业进入了“学大寨”的时期，农业在经营体制上开始推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收回农民的自留地，取消农村的自由市场，不允许农民进行家庭自主经营和从事家庭副业，限制和打击了农民自主生产的权利和积极性，农业生产在强大的政治运动面前更加显得弱不禁风，不断地受到冲击，多年没有大的发展，农产品供应不足始终困扰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农村一片萧条。
新中国成立以后，宁夏和全国一样，1950年6月土改工作全面展开，经过两年多时间完成了土改。通过土地改革，宁夏农民共分得土地142万亩，土地真正属于了农民。土改完成后，宁夏各地农村开始开展互助组和农业合作社运动，组织农民入社，将土地和其它农业生产资料也一并入社，农民参加集体生产，实行按劳分配。1952年初，平罗县先后成立的戴玉玺、莫如信两个合作社及银川郊区新城乡罗家庄农业合作社就是宁夏最早的一批初级合作社。1955年宁夏基本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1956年又开始转入高级合作社，宁夏全区的高级农业合作社达到了2218个，入社农户为267544户，占全区总户数的92.23%，值此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宁夏全区农业生产总值达到41781.7万元，粮食产量为76.71万吨，均较建国初增长1.3倍以上。但是受到1957年“左”的思想影响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宁夏各地普遍出现了人民公社化和“共产风”“浮夸风”，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导致全区发生粮食危机。1961年开始进入三年调整时期，宁夏农村继续坚持按劳分配，允许社员种自留地、搞家庭副业，开放村镇集市，允许贸易流通，农业生产进入提高阶段。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政策和措施被当成是资本主义尾巴统统割掉，予以取缔，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以粮为纲，农业生产因此连年下降，1966到1978年的13年间，宁夏农业生产总值有6年呈负增长，有3年增长幅度较低。从70年代开始，宁夏由过去的粮食调出地区变为粮食调入区，农业成为整个文革时期宁夏经济较为薄弱的环节。
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近30年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业和农村政策频繁失误，人民公社时期“一大二公”违背了农村实际情况，高度的土地集体经营模式和不发达的农业生产力表现出严重的不适应，土地在运动中最终被高度化的集体所有制逐步取代，农民不再和土地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所有权关系，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和投入不断被弱化，劳动创造力受到严重制约。宁夏及全国的农业、农村工作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在崩溃的边缘艰难前行，发展缓慢，农民生活举步维艰，吃饱饭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农民生活的主题，农业及农村的危机在各地不断显现。
五、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宁夏的土地所有制形式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农民是中国农业文明史的创造者。
1978年秋，安徽凤阳县遭遇特大旱灾，粮食欠收，不少农户又开始准备出门讨饭。当时的小岗村只有20户人家100多人，是全县有名的穷困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是小岗村当时的真实写照。每年秋后，小岗村社员家家户户都要外出讨饭，全村没有一间砖瓦房，许多农户的茅草屋破烂不堪，家徒四壁，有的穷得全家只剩一床棉被。1978年11月24日夜晚，小岗村队干部召集全村人开会讨论生产问题，最后，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包产到户！昏黄的灯光下，20位农户代表神情严峻地立下“生死状”，在一张秘密契约上一一按上了鲜红的手印：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剁头坐牢也甘心，大家要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会议一结束，他们连夜将牲畜、农具和耕地按人头包到了户。这一秘密契约和李自成“均田免粮”的起义口号不同，和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不同，和中国历史上历次以推翻政权为目的农民起义口号不同，但是在推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却起到了相同的作用。正是这一契约的签订拉开了中国农村波澜壮阔的改革序幕，由此载入史册。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后，一年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1.8万公斤猛增到6.6万公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这一变化不仅结束了小岗村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小岗的成功使周边群众纷纷仿效，“大包干”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了中国农村大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表示支持，同时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1982年1月1日，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宁夏各地陆续开始改革，到1983年宁夏农村全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统分结合的农业土地经营模式。这一改革大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使宁夏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从宁夏粮食产量的变化就可以看出这一变革的成功。1980年宁夏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2.02亿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是1949年3.19亿公斤的3.77倍；2000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25.2亿公斤，比1980年的12.02亿公斤翻了一番；2007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32.4亿公斤，创历史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