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失业人数也在巨增，至1975年时，全球失业人数达1500-1800万人，创战后最高纪录；而物价却在持续上涨，1974-1975年间，联邦德国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为11.1%，英国则高达43.9%。由于滞胀的加剧、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的瓦解，和中东石油战对发达国家的打击，使1973-1975年危机比起战后至70年代以前的几次西方经济危机都要严重得多。
1973年的经济危机给当时的世界经济霸主美国以沉重的打击。从1973年12月到1975年5月，美国GNP下降了5.7%，工业生产下降了15.1%，其中建筑、汽车、钢铁三大支柱产业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股市走熊，华尔街股市营业厅内人迹寥落，股民的脸都跌绿了，他们不得不承认，交易进行得不再像从前那样顺利了。1975年比1973年相比，固定资本投资共缩减23.6%，企业的设备投资下降48%；企业和银行倒闭均创下战后的空前纪录，失业率高达9.1%，失业人数达825万；道-琼斯指数从1973年1月到1974年12月跌幅达41.9%。而与危机相伴的，则是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1974年美国消费物价上涨11.4%，1975年上涨11%，而拥有50亿美元资产的富兰克林银行也在这时期倒闭，这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事件。
这次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中，受打击最严重的不是美国，而是日本。因为日本国小物乏，所需石油几乎全部依靠进口。石油危机爆发后，高价油不但使国内需求萎缩，国际收支也开始出现困难。危机期间，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下降了20.6%，超过其他主要工业国，纺织、造船、汽车、钢铁、建筑等主要工业部门生产均大幅下降。1974年，日本企业倒闭高达11738家，创战后最高记录，倒闭企业的负债总额比1973年高88%。1975年倒闭企业超过1.3万家，再次刷新了记录。规模较大的企业也在这一轮倒闭风潮中倒下，如阪本纺织公司，东京钟表公司，“兴人”公司等。其中仅“兴人”公司一家即负债2100亿日元。官方公布的完全失业人数高达112万，也创战后最高记录。
英国经济在当时能排到世界第三位，它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1%，其中粗钢产量跌到12年来的最低水平，小汽车产量下降了12%。大批企业倒闭，没有倒闭的企业多数开工不足，危机中最高失业月份的失业人数达125万。企业纯利率从1973年的7.8%下降到1974年的4.9%和1975年的3.6%。1974年12月股价比1972年8月的最高点跌落了76.2%。英国土崩瓦解的股市交易所到处弥漫着混浊的空气，大厅里密密麻麻站了两三排的人着急要把自己手里落价的股票抛掉，在持续跳水的股情面前，根本就如同打水漂一样，变得朦胧模糊可有可无。由于英国工业国际竞争力低下，危机期间贸易逆差上升到123亿美元，比1973年增加了115%。在生产下降的同时，1974年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却高达15.9%，1975年又增加到24.3%。批发物价指数更高，1974年达48.9%。
面对危机，英国着重控制通货膨胀，通胀率从1976年的16.5%下降到1978年的8.3%，代价则是经济增长缓慢，工业生产直到1978年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最高点，失业率也一直保持在高水平上。
这次危机使联邦德国的工业生产下降10.9%，首次达到两位数；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8.6%，失业人数增至119.4万，失业率从1972年的1.1%迅速上升到1975年的4.7%。但总的来看，联邦德国受危机影响的程度比美、日、英等国相比较轻。
危机过后，各国经济没有出现全面高涨，而是进入滞胀时期，经济发展速度减慢，或者说相对停滞，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则很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
美国“赤字财政政策”的实施
这次危机到来后，为摆脱危机恶魔的纠缠，美国采取了赤字财政的对策。1975年财政赤字高达532亿美元，是二战后赤字最高年份1968年（当时正值越战高峰）的两倍多，自此之后财政赤字基本上是有增无减。
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在1971年12月召开的史密森协会达成的货币协议，推动了美国官员把所谓的“善意忽视”赤字政策转变为“故意忽视”政策。这个举动迫使其他国家要么将其盈余贷给美国，为美国赤字融资（在这一过程中，也为美国国内预算赤字提供了融资），要么让美元贬值，从而对欧洲出口商不利，同时对美国出口商更有利。
为了让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的首领，美国把国际收支赤字中过剩的美元大量兑换成马克和日元，从而抬高了马克和日元的货币价格。这种货币连锁涨价的金融波动可能导致贸易协定失效，因为对于外国政府来说，使本国货币与贸易体系脱钩，并安排实物贸易来保护变动的货币关系，甚至实施关税和出口补贴浮动，是阻止美国通过美元贬值获益的唯一方法。但是睿智的美国战略家信心百倍的认定欧洲和亚洲不会让本国货币与贸易体系脱购，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国外经济体最终选择了支持美元，而不愿冒因美国采取行动而导致货币无序状态的风险。
美国的政策目标是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国际收支赤字。毕竟，除非其他国家真正划定底线并停止吸纳过剩美元，否则谁知道美国以借贷买入进口品甚至公司的能力能够持续多久？美国人明白，只有发生世界性货币危机，才能结束免费搭车的现象。显然，在外国的经济生活中，外贸和外资越是重要，越意味着世界性危机对它们的打击比对美国更大。因而，1972年至1973年，随着美元泛滥的加剧，触发一场世界性货币危机的威胁，成为美国挥舞着恐吓世界的大棒。
为摆脱危机，美国的对策是实行赤字财政。财政赤字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范畴，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它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能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积累庞大的社会资本，支持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实际上财政赤字是国家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目标，依靠国家坚实和稳定的国家信用调整和干预经济，是国家在经济调控中发挥作用的一个表现。
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来增加政府投资，刺激社会需求。1975年美国财政赤字高达532亿美元，是二战后赤字最高年份1968年（当时正值越战高峰）的两倍多，而且此后财政赤字基本上是有增无减。这些国债用于设备改进、农林水利等各方面来发展经济，带动了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等投资。通过国债项目的建设，办成了许多想办而限于财力未办的、事关经济发展全局和对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对尽快摆脱经济危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日本的得力措施
日本受到了这次危机最为严重的打击，工矿业生产指数下降了20.6%，超过了世界上的其他主要工业国。纺织、造船、汽车、钢铁、建筑等主要工业部门生产均大幅下降。1974年，日本企业倒闭数创战后最高记录，达11738家，倒闭企业的负债总额比1973年高88%。1975年倒闭企业超过1.3万家，刷新了记录。
日本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大国，资源小国”，所需石油几乎100%依赖进口，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很高。在1973年以前，只要有钱，就能买得到石油，而且日本主要是从国际石油公司购买石油，不是向中东国家直接购买。1973年石油危机后，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面临“油断”恐慌，扶摇直上的油价，严重打击了建筑在进口能源基础上的日本经济。1974年，日本经济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持续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也因此画上句号。
中东战争开始前，日本认为自己与中东危机完全没有直接的关系，却被阿拉伯国家列入“非友好国家”名单，为此还倍感委屈，希望阿拉伯国家不要摧残自己这朵“脆弱的花朵”。当时的沙特石油部长亚马尼则对日本说：“假如你们对我们不友善，你们就休想得到我们的石油；假如你们保持中立，你们可以得到石油，但不能按照过去那样的数量；假如你们表示友好，你们就能得到如过去一样多的石油。”在所有工业国家中，日本是最依赖石油，将石油作为整个能源来源的国家。与美国相比，美国在石油方面的能源比重为46%，日本则达77%。于是，日本选择了中立，但阿拉伯国家认为“中立”是不够的，因为在实际上“中立”就是反对它们的事业。日本此时也犯了难，支持阿拉伯就得背叛美国，但是，石油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基本和可靠燃料，为了国家的前途着想，日本便与“日美同盟”说再见啦。
几天以后，日本得到了自己的报偿，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免除了对它供应量的削减。作为资源外交的一部分，1973年石油危机后，日本政府采取积极进取政策，派遣一大群高级代表前往中东，对当地王室展开公关，利用在政治上投下的果断的一票来经营生意，成功签订“长期供油合同”，获得稳定的“保险价格”。另外日本也获得了新工程项目、合资经营、双边贸易、建造工厂等。
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开始注重发展替代能源和新能源，以减少能源消费高度依赖进口石油的风险，经过技术改造，日本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下降，其中人事费下降27.8%，金融费节约27%，库存费用节省8.9%，营业所和工厂关闭节减费用9.5%，其他费用23.9%。以钢铁工业为例，连铸比从1973年的21.2%提高到1980年的60.7%。日本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下降到0.35-0.4之间，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为0.76。
除了石油上面做出重大决策改变外，在经济萧条时期，日本政府也让企业减量经营，抑制企业规模的扩大，同时加强技术改造与设备的更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65年时，生产能力数量扩大的投资占设备投资的比重占57.5%，1971年为49%，1975年下降为24.3%，1978年更降为15.3%。这种政策的结果，使日本企业提早结束了“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时代，进入了“减量经营、精细化生产”时代，日本的产品也实现了由“重大厚长”到“短小轻薄”的转变，“日本制造”则成为世界的抢手货。
日本应对危机的政策手法，堪称国际经济政策史上的奇迹。它通过减量经营，抑制企业规模的扩大，同时加强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大幅降低日本企业的生产成本。如此看来，日本的应对措施最得力，既有效地抑制了生产过剩，同时又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顺利渡过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
失去理性的投机，才有重复不断的错误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经济危机总是伴随经济繁荣而来的。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抓住了获得新的利润机会，于是开始追求这一新的利润。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在做理性投资，人们手中的钱都用来购买不动产或流动性较差的金融资产，没有钱的人也都借钱或者贷款来投资。就像去电影院看一部国际大片，观众都想占据最佳的位置，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但当剧场突然着火时，每个人都冲向出口，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在股市投资中产生的结果却是悲剧性的。
投资过热使繁荣阶段的过剩本质逐渐体现出来，这时，金融体系开始进入一个“痛苦”的阶段，人们开始急于抛售手中股票、房屋和债券，市场恐慌随之而来。经济恐慌让财富从不动产或金融资产转向货币，或转而偿还债务，终于导致商品、房屋、土地股票和债券价格的崩溃，丢进去的钱还没来得及听声响就打了水漂，投资者们呼天抢地、后悔莫及。这样的危机事件并不是第一次降临人世，然而，世界金融市场尤其是欧美资本市场多年来的稳定发展俨然已使人们忘记伤痛。所以当一切到来时，人们才显得那么猝不及防。
从繁荣的经济到危机真正站在我们面前，需要一个导火索来引爆。如同全世界小孩子都喜欢玩的扔爆竹的游戏，如果甲向乙脚下扔的是一个哑炮，乙小孩拣起这个哑炮扔给了丙小孩，丙又扔给了丁，依此类推，直至丢给最后一个小孩，这个哑炮终于在他的脸上炸开并炸瞎了他的双眼。这里，甲是远因，丢炮给最后一个小孩的是近因，中间还有一系列连接点。那么，谁该对这件事情负责呢？1973年经济危机爆发的远因是投机行为和信用扩张，近因则是侵越战争和中东战争的爆发。一个小小的碰击就足以使象征着这一行情的整座大厦坍塌，这些事情使市场参与者丧失了信心，认为危机即将来临，从而抛出一切可转换为现金的东西诸如股票、债券、房地产、外汇和商业票据。当所有需要货币的人都找不到货币了，金融领域中的崩溃便会传导到经济中的各个方面，导致总体经济的下降，金融危机的来临。
自进入市场经济以来，人类总是在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的开头，都是失去理性的投机心理。在生活中，现代科学对于气象动用巨大的计算能力，天气预报也只有90%的准确率，金融市场定价问题也一样，仍然是不可测的。因此，经济出现了繁荣就要警惕金融危机，至少要警惕经济的衰退。
这次危机的发生，有种种人为的因素在内，如美国侵越战争，中东战争，石油危机等。但危机已经发生了，再去追问这次危机谁应承担责任已没有任何意义，世界各国最重要的就是做好充分的准备去迎接冬季，像树一样，在冬季去积蓄能量，争取在春天开出绚丽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