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造就了很多无家可归者，他们在城市中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的栖身之所，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意在讽刺胡佛总统。除此之外，流浪汉的讨饭袋被叫作“胡佛袋”，由于无力购买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动的汽车被叫做“胡佛车”，甚至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身上盖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头上的苹果小贩则成了大萧条时期最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经营流动水果摊讨生活的人中，有许多从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当时纽约大街上流行这样一首儿歌：“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
由于人们普遍对未来缺乏信心，导致社会道德进一步沦丧，盗窃、斗殴、凶杀案件层出不穷。罗斯福就职之日，胡佛送给新政府一句话：“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我们无能为力了。”
主要受害者德国
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中，受打击最严重的就是美国和德国。德国的打击为什么最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失去了所有海外殖民地、势力范围和海外投资；除了庞大的国外债务，另外交付大量的战争赔款，剩下的就是萧条的国内经济。在危机来临时，它的经济没有缓冲的余地。
屋漏偏遇连阴雨，如此脆弱的经济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洪流面前显然是不堪一击的。当纽约股票交易所在1929年10月“黑色星期二”崩溃时，它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力首先严重地震动了德国。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对外贸易额下降60%，物价下跌30%。其中，主要工业产量下降幅度更大，铁产量减少70%，造船业产值则下跌80%，企业银行纷纷倒闭。
工业危机反过来又导致了金融危机。1931年7月，德国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国家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减少到13.6亿马克，柏林九大银行减为四个。失业率急剧上升，1929年，失业人口达到130万，1932年已增至800万，德国全失业和半失业人数高达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位居欧洲之首。农业危机也随之加重，产品价格暴跌，大批农民破产，被迫卖掉土地。仅1930年，就有2万个农场被迫出卖。
危机期间，德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苦难。德国政府对外宣布停止赔款，对内把纳税额提高了几十亿马克，而且还大量削减工资、救济金和养老金。没有工作、没有粮食，走投无路，许多人对这个世界绝望了，仅柏林每天就有60多人自杀，这还不包括冻死和饿死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对政府的不满逐渐爆发出来，各地斗争、骚乱不断发生，德国处于严重的动荡之中。全国爆发了暴风雨般的罢工和失业者的示威游行，国内的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人民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对魏玛共和国已经彻底失望，他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出路；德国统治阶级对面对危机无能为力的政府也日益不满，他们希望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经济危机使德国的社会局势更为动荡，法西斯势力趁机发展起来。
这次经济危机给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强加给德国的《凡尔赛和约》，使德国失去1/8的土地、1/10的人口、3/4的铁矿、1/3的煤矿资源，以及所有的海外投资和殖民地，还有巨额的战争赔款。列宁称之为抢劫一空、骇人听闻，当时的德国外长因不敢签字愤而辞职。和约不仅给德国人民带来了奇灾大难，也使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使德国从上到下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十月革命和德国11月革命的影响，下层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希特勒抓住了这一机遇，建立了纳粹党，并利用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掀起了对内反对民主制度和共和国，对外要实现民族复仇了浪潮。奇高的失业率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从此，魏玛共和国宣告终结，德国进入纳粹的法西斯专政时期。
就魏玛共和国来说，它的这一最终命运不是偶然的。德国是一个封建残余浓厚、缺乏议会民主制传统的国家，魏玛共和国只是德国战败后成立的一个民主制度不健全的共和国，它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基础是不牢固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面对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形势，显得束手无策。在20年代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魏玛共和国还能维持，但到经济危机袭来后，它就难以继续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上层统治者和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越来越倾向于建立一个独裁的强权政府，以便对内稳定统治秩序、对外夺取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以纳粹党为代表的德国极右势力趁机抬头。应该承认的是，希特勒政权在经济发展上是有很大斗智的，其对外取消债务，对内实施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确使德国的工业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经济迅速发展，工人失业率迅速下降，1938年时失业率低至1.3%。从1932年到1938年，德国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而铝、镁和车床的产量竟高于美国。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2.1倍，消费资料生产也增长了43%。
与德国相比，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则只是暂时缓解了萧条。直到1941年美国参战后，美国国民经济也转入战时计划经济轨道，美国才彻底摆脱了大萧条。虽然德、美两国的政权性质和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大不相同，但就摆脱市场激烈竞争产生的萧条而言，却有着内在的共同性：停止经济战争，统一调配资源，社会各阶层所得比例相对稳定。
相对缓和的英国
危机前英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或缓慢发展状态，剩余资本主要投放到国外，在危机后英国加强了贸易保护，使英国工业的相对市场份额有所扩大。所以与美、德两国相比，英国的危机相对缓和一些。
英国20年代的经济没有出现美国那样的繁荣，工业生产从1929年的最高点到1932年的最低点仅下降了32%，因此这种下降显得更加明显。主要工业部门也受到了严重冲击，钢产量下降46%，生铁产量下降53%，纺织品生产下降三分之二，煤产量下降五分之一。
危机爆发时，英国还没有对农业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使得危机严重影响了农业，农产品价格下跌了34%。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受到沉重打击，造成农业生产萎缩，英国不得不向国外大量采购粮食，当时的英国成了世界各国倾销剩余粮食的市场。
在对外贸易上，英国的逆差从1930年的3.9亿英镑增加到1931年的4.1亿英镑，与此同时，投资利润回流却从4.1亿英镑减至3亿英镑，英国的对外贸易也出现了巨额赤字，国际收支逆差超过一亿英镑，大批黄金外流，黄金储备急剧下降。
这次危机促使英国最终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建立帝国关税特惠制，采取了保护关税，减少从国外进口有竞争力的商品。联合政府为挽救经济，首先是放弃了金本位制，并且把英镑贬值1/4，增加了英国出口竞争的能力。前者保护了英国的国内市场，后者增强了英制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两者的合力使英国逐步克服了金融危机。
然而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对英国的冲击是很大的。在政治上，这次危机对英国的影响更为深远。在l931年11月危机最严重时，内维尔·张伯伦担任了财政大臣，他由于长于理财而在英国赢得了声誉，随后又担任了首相。张伯伦上台后，执行对德、意、日法西斯的绥靖政策，这一政策导致了世界的灾难。此外他治理危机的方法使贫富之间差距日益拉大，给英国人民留下了对保守党统治的恶劣印象。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1945年，使他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战争英雄丘吉尔竞争中败北。
危机中挣扎的法国
法国经济相对独立，既没有对德国的大量债权，也没有与此相应的工业设备输出，因此法国经济危机开始较晚。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繁荣主要依靠德国赔款提供资本扩大生产，依靠低价法郎扩大出口，因此，当美国经济危机爆发时，法国还处在繁荣的顶峰。正当法国朝野为自己的独家繁荣而倍感乐观时，1930年11月，在本国投资过热和国外市场萎缩的双重冲击下，法国乌斯特里克银行宣告破产，危机开始扩大到法国，并且难以控制。接着，法国有大批银行与企业纷纷倒闭、破产，生产下降，失业人数激增。1930年12月失业人口还只有12000人，第二年春天则猛增至5万人。接着物价暴跌，资本输出锐减，对外贸易萎缩。
这次危机也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政治和外交局势。从1929年11月塔迪厄第一次组阁到1935年5月议会选举，法国共更换了8届内阁，每届平均任期不到4个月，都因无力应付经济危机先后下台。其中，塔迪厄、赖伐尔各领导过3届内阁，他们执政期间，对内采用紧缩政策，向广大人民群众转嫁危机，如缩减公务人员工资、减少各种抚恤金、补助金，同时却拨出巨款帮助垄断资产阶级渡过难关，并且用秘密基金资助一些法西斯组织。对外继续孤立和反对苏联，主张接近和亲善德国和意大利。这激化了法国的阶级矛盾，使斗争日趋激烈。广大人民群众为改善生活状况，反对政府和资本家转嫁经济危机并展开了顽强斗争。在城市，广大工人和公务人员等主要是反对降低工资，要求取消间接税。在农村，农民和农业工人也开展反对政府农业政策的斗争。
更有甚者，塔迪厄在1932年2月第三次组阁时，公然主张建立“强力政权”，力主修改宪法，使国家机器能够更好地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这一主张一出笼就遭到左翼力量的一致谴责。在左翼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斗争下，塔迪厄企图消灭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实行公开反动统治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但在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层面上，法国的危机深度要低于美国。以1929年危机前的最高点与1932年危机时的最低点相比，工业生产下降了36.2%。其中，冶金工业下降47.4%，机器制造业下降42.6%，建筑工业下降55.6%。轻工业的受到的危机冲击似乎更严重，1932年法国轻工业比1928年下降64%，然而当德国停止支付赔款，而美国则又坚持要法国偿还战争债务时，经济形势立即雪上加霜。法国曾在1928年使法郎贬值，此后就一直坚持法郎不再贬值，这种僵硬的财政政策一直延续至1936年，它使法国的出口变得日益困难。在英镑、美元相继贬值，贸易壁垒高筑，日本、德国工业军事化，并对外实施倾销的前提下，法国却继续维持金本位制，坚持紧缩通货的政策，使法国越来越深的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继续相对分散的法国工业，出口竞争力大大下降。1937年法国出口几乎比1929年减少了3/4，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法国所占的比重由1929年的6.4%下降到1937年的5.1%。与此同时，法国对外投资的收入却由于外国债务人的破产而减少，降幅达50%以上。由此，法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日益扩大，1932年时即达50亿法郎。
在财政上，法国不但没有采取扩张政策，反而强调财政平衡，坚持通货紧缩。直到1936年9月29日，法国才被迫将法郎贬值29%。此后到1937年4月，法国出口增加了12%，工业生产增加了13%。但是，这一措施来得太晚，1937-1938年美国再次陷入经济危机，才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法郎的贬值。
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类似美国罗斯福新政内容的法令。在农业上，成立了国家小麦局，控制小麦的国内销售及对外贸易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国家对军火工厂实行国有化，使政府有权协调和监督军火的生产与销售；对法兰西银行进行改组，政府任命其中大部分成员，而有的成员本身应由政府官员担任，从而使国家有了宏观调整金融的能力；还改革了税收制度。法国人民阵线政府执行上述经济政策，对缓和危机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在执行中出现问题，发生了偏差，经济仍然萧条，物价上涨，法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
对日本的打击
经济危机首先使世界市场萎缩，日本出口受到严重打击，1930年和1931年，出口分别比前一年下降了32%和53%，进口下降了30%和57%。当时日本的主要出口商品是生丝，1929年平均每捆的价格为1350日元，到第二年9月下降到每捆500日元。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贫乏，市场狭小，过分依赖对外贸易，日美市场联系过于密切。1927年的金融危机已使日本经济十分动荡，在上述情况下，1929年秋在美国开始的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时，日本经济也陷入最大的危机中。
外贸的缩减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开工率只有50%。日本的工业生产从危机前的最高点到危机时的最低点，降低了30-70%。农业生产虽然取得了丰收，但是由于粮食价格大幅度下跌，有些农作物价格甚至抵偿不了运输费，于是出现了所谓的“丰收饥馑”现象，农民普遍负债。农业总产值也下降了40%，生丝价格猛跌，占农户总数40%的养蚕农户遭到致命打击。物价综合指数从174.5%升至120.4%；弱小的企业一个接一个地破产，大企业也被迫解雇工人或降低工人工资。
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日本的对策也是自上而下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从1931年开始，政府通过以《重要产业统制法》为首的一系列经济统制法令，把工、农、金、贸各领域控制起来，又在各个部门中强行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把中小企业置于财阀的控制之下。然后对各垄断企业发出大批军事订货，从1931年到1936年，军事订货共达50亿日元之巨。
在此期间，政府还投资10多亿元兴建、扩建和改组国营军事工业。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最大受益者是新老财阀。到1937年，八大老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浅野、川崎、古河）以及五大新财阀（日产、日氮、日曹、森、理研）拥有的资本达41.7亿日元，占全国公司总资本的27.2%。在接受军事订货的110家企业中，拥有实力的工厂几乎全是属于三井、三菱、住友、大仓、久原等大财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