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危机戏剧性地展示了英国和德国你消我长的竞争地位。德国钢铁工业的技术先进程度、生产集中程度都高于英国，而且采取鼓励输出、限制输入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德国钢铁大量出口英国，并占领英国的海外市场。1900年到1902年，德国黑色金属的净出口增长3.5倍，从1900年的净出口71.5万吨，增长到1902年的320.9万吨。与此同时，英国黑色金融进口额在1900年到1904年期间增加了62%。这就使德国能够尽早摆脱危机，而英国的危机则被延长了。
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德国的崛起，面对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潮流，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始动摇了。英国内阁以张伯伦为首的集团开始主张恢复保护关税，取消自由贸易，代之以“帝国国内特惠关税”。这一主张得到了重工业的大资本家们的拥护，但是，由于英国鼓吹自由贸易日久，以欺人始，以自欺终，这一有利于英国长远利益的主张并未成为新政策。
美国的危机发生得较晚些，但美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经历了两次工业生产下降。当俄国危机出现时，美国钢铁行业最先遭到重创，1900年，美国钢铁产量达到1018.8吨，占据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7%。但这一年也是美国钢铁第一次下降，钢铁生产减少了30％，建筑业减少了1/3。此后，经历了短暂的回升。1903--1904年，当危机开始在欧洲各国缓解的时候，美国工业生产第二次下降，并达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成品钢轨的价格下挫至每吨15美元以下（这个价格几乎跟白捡一样），而1878年是120美元一吨。钢铁企业的股票也成为崩盘的主要动力！钢铁生产削减了51％，铁路修筑量比平均每年减少40%，铁路机车和货车的生产减少了33--63％，造船吨位减少了32％，工人失业率高达15%，工资降低20%以上。而在工资降低的情况下，垄断组织却趁机哄抬物价，使得房租等生活费用不断出现上涨。最终，工人的购买力进一步缩小，危机也就进一步延长……
日本的第一次经济危机
1900年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日本也开始发生经济危机。明治维新加速了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展，日本从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中攫取了2亿两白银的“赔款”，更使日本经济获得了空前的繁荣。这样，加上欧美各国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发生经济危机的条件也成熟了。
日本经济各产业发展不均衡，寄生在地主制下的农户收入低，以及劳动运动管制下的低工资，使制丝业、纺织业和以此为基础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生产的国内市场非常狭小，生丝、棉线和棉布等都必须从出口中寻找出路。虽然农户收入和工人工资水平有所提高，由于人口增加国内市场也有所扩大，但却跟不上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样，农业生产虽有所发展，但工业生产发展的更快。结果日本农业难以供给工业充足的食品和原材料，从而不得不依赖国外的进口。
1900年以后，重工业也发展起来了，然而，由于以纤维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发展的更快，所以以机械为首，金属、染料、药品等重化学工业制品的进口就扩大了。但由于进口比出口增加的更快，所以贸易收支基本上是赤字，导致了外汇储备的枯竭，不得不经常采取抑制经济增长的政策。另外，收支不均衡使日本对外经济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日元的汇率也难以保持稳定。日本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高，市场有限，必然依赖海外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过于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使得日本对本币升值格外敏感。
乍一看，日本在当时更像一个已经迈进了发达国家俱乐部门槛的暴发户，不过在危机爆发的很多方面，当年的日本也确实是受伤不浅。危机首先打击了日本的重工业，使生铁产量下降了46％，造船业削减了27％，铁路建筑下降了约2/3。
无情的资本市场
1900年的经济危机也是先前很多投资人的噩梦。这在20世纪初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状况中就可以看出：1900年，75%左右的美国城市居民生活在租来的公寓里，美国的平均薪水是每小时0.22美元，一般工人的年收入在200美元至400美元之间，处于当时的贫困线下。那时全美只有6%的人为高中毕业，人的平均寿命为47岁。只有14%的家庭拥有浴缸。全美只有8000部汽车，铺好的路面也只有144英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普通家庭将收入的80%用在食物、住房、穿衣等基本需求上。
总的来说，当时基本上只有两个经济阶层：富有阶层和其他阶层。10个家庭中只有一个是富有阶层。也就是说，在1900年的美国有90%的人被划分为贫困阶层。而每一个贫困阶层的人，也正在渴望着实现暴富的神话。并且大都将这个奇迹寄望于股市之中。
1900年初，股市再次繁荣起来，个股股价平均涨幅超过40%，有些股票的涨幅更是高达80%。如此大的利润树立在无数股民中间，便给人一种站在山巅的“眩晕感”，于是每个人都立即有追求暴富的心理滋生和蔓延，使得人们再次失去理性，人性的疯狂又在全球上演，全民炒股似乎预示着一个新赚钱时代的到来。
在这一年开始时，每个人都想尝试着投资炒股来赚大钱，上班族炒股被称为“午餐交易”：在午饭时抓紧时间一边塞饱肚子，一边浏览股市行情和财经信息，早早下单买卖。大量菜鸟挤进炒股大军，使炒股高烧几近疯狂。冲动的菜鸟说：“我不知道股票是个啥玩意，但我知道只要把钱丢进去就能生崽。”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人们表现得极其丑陋，巴菲特曾形容，每到9：30，人们便守在电脑前，就像巴普洛夫拿来做实验的狗一样，摇摇铃，放一碟食物在那里，狗们就知道有得吃了。
“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这是牛顿在1720年炒股赔钱后发出的哀叹。那一年，牛顿买了一只南海公司的股票，不过只涨了一点就卖了，可卖了后继续“疯涨”，心痒的牛顿又高价介入，结果刚买后股票就崩盘了，赔了两万多英镑。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个世道，只要有钱，买了股票就能涨，似乎过去那些所谓的泡沫分析都是瞎掰而失去了意义。然而，随着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到来，全球金融风险也悄悄到来，这个时候，广大在股市失意的投资人才重新拾起牛顿当年的那句哀叹，后悔莫及。
资本无情，在经济危机这个悲痛的日子里，股市也配合着显示相应的低调，面对充满风险的市场，投资人不但要过苦日子，还得当心别给熊市吃掉。工业国家走过了五年高成长、低通膨的经济形势，安逸的经济环境如今急速恶化。不但各国严肃以对，投资人也惊慌起来。市场即便是在震荡后也未能停止下跌的步伐，新低之后再见新低，这就是几近疯狂的市场。正如以前它的上涨一样，没人知道顶在哪里，而现在，也不知道“恶梦”还要多久才能结束。
人们总是过度地高估自己，以为“大国”的崛起就可以不按市场规律出牌，而不断刷新的申购资金天量记录也在刺激着人们对美好前景的渴求。股市的曾经繁荣创造了太多的神话，但当铅华尽洗时，人们却发现不过是做了一场美梦，最终手里的钱或者和原来一样，或者已被别人拿去。
自欺欺人的英国自由贸易
提起自由贸易，很多人都高举双手赞成，认为这是一件利人利己的“好事”，但它具体好在哪里却又不是很明白了。通俗的说，自由贸易比贸易保护要好，它的好处主要表现为商品价格的下降，有助于世界摆脱经济危机，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来到后，世界各国不都还一致倡导要贸易自由化吗？但贸易保护的好处则表现为货币的聚集，这是可以集中使用以增强国家实力的资源。所以任何国家也都不会不顾自身利益地实行贸易自由化。
对于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来说，经济繁荣几乎全部依赖贸易。在所有经历过重商主义实践的国家中，最成功的莫属英国。不少人认为，英国人是以自由贸易起家，靠自己产品的竞争实力成为世界工厂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们的逻辑是不错的，但那只是实验室里的可控实验，是真实世界里国际贸易的乌托邦，只是幻想不能当真。英国人把自由贸易变成贩毒战争的正义之旗，到处打仗。中国拒绝英商走私鸦片时，却被认为是不肯与英国贸易，违反了其国际义务，英国天经地义的动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然后开始大讲自由贸易。由此可见，孤岛外悬的英国人宣扬自由贸易理论根本就是自欺欺人。
17、18世纪之交，印度棉布如潮水般涌入英国，为了保护国内面部市场，英国国会于1700年通过了一项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令。英国人的实际行动，使自由贸易在理论上几乎彻底破产了，但是蛊惑人心的贸易保护外衣却流传下来，而且越发的花样百出。正是在这一法令保护下，英国的发明者和革新者终于解决了用“棉线作经线”的问题，从而以机器同印度人的灵巧的双手展开了竞争，然而这仅仅只是贸易保护的开始。
在英国人眼中，只要符合英国人的利益，就符合自由的理想。英国人禁不住诱惑穿上了“贸易保护”的马甲，为自己谋点儿蝇头小利。在英国人的强霸统治下，印度被迫强加了不公平的关税。1814年，印度对从英国进口的棉丝织品只征收3.5%的关税，而向英国出口棉织品时却要缴纳高达70-80%的关税。结果，在1814年至1844年的30年里，印度输入到英国的棉织品数量从125万匹跌到6.3万匹，而英国棉织品输入印度的数量从不到100万码增加到超过5300万码。“英国制造”出现在印度的大街小巷取代本地产品的事实，常被英国人作为说明英国技艺成就的辉煌例证，其实，这是英国为了自己的私利将高关税制度强加于印度造成的，结果把印度弄得贫困不堪，绵纺织工业方面也没有大的发展。
跟印度相比，当时的中国更强大，市场也更广阔。尽管棉纺织业的“革命”已经发生，即使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棉纺织品的成本还是比中国高。鸦片战争时许多人都预言，一旦英国获得了在中国“自由贸易”的权利，英国工业品的对华出口将会大幅增长。然而1854年英国对华出口的工业品竟仅为1843年的59%。1844年，一个英国人将中国的各种土布的样品寄往英国，并注明了价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诉他，他们不能在曼彻斯特依照他所开列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将其运往中国，因为英国的成本太高。
市场是公平的，它只看谁的成本更低，不管是“工业革命”的产品，还是“传统家庭”的产品，或其它任何一项生产方式，都要靠“眼前”的利润来维持。不要说半个世纪，5年的赔本买卖都作不起，如果真是坚持“自由贸易”原则的话，英国的棉纺织业早就垮台了，更不会在鸦片战争的半个世纪后，英国棉纺织品成为向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宗产品。
直到19世纪初，英国已没有什么大宗产品可以与中国交易，反而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却是英国必不可少又无法替代的，所以只能向中国“出口”大量的白银了。一直到18世纪中叶，在英国的对华贸易中，购买中国货值的90%以上都用白银支付，之后虽然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有大量白银从英国流入中国。
其实这种情形在东西方贸易中延续了上千年。在整个封建社会时代，西方大量黄金都被中国的丝绸换走，也曾引起罗马人的惊恐。一直到英国崛起之前，中西贸易的主要形式就是用中国的产品交换西班牙在美洲生产的“货币”，然而后起之秀的英国就没有西班牙那样幸运，它没有在美洲发现那么多金山银矿。它拿什么与中国贸易呢？
即使是“生产货币”的西班牙，也认为白银流入中国的贸易黑洞不可容忍，以致在其殖民地菲律宾颁布了《禁穿华布令》，更何况没有“货币”的英国。如果任凭“自由贸易”，英国大量靠其它贸易挣来的白银就会无情地被中国吸走，其宏观结果就会造成英国国内的通货紧缩；其微观结果就会剥夺了对大机器工业的投资，英国也就丧失了“经济发展”的货币条件和资本条件。
在这时，鸦片就具有战略意义。撇去道德考虑，鸦片的生产特性是无需复杂的技术，一旦成了它的消费者，就会持续成为它的消费者。鸦片贸易既一本万利，又有着稳定的且不断扩张的市场，不是随便什么商品就能担此“大任”的。然而鸦片作为一种毒品，无论是在当时（包括英国国内）还是现在，又是被排除在贸易之外的“非法物品”。两次鸦片战争，使英国在中国贩卖鸦片完全合法化，鸦片作为英国向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宗“商品”的纪录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90年代。这个“战略性商品”扭转了白银的流向，中国为进口鸦片每年流出3000--4000万两白银，鸦片收入提供了英国进口额的六分之一。鸦片从中国的货币体系中抽血的同时，也为英国的崛起提供了货币条件和资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