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言，侠客们劫富济贫、行侠仗义，得到老百姓的普遍欢迎，对维护社会公平也有一定好处；但是他们任侠行权、睚眦杀人往往会干扰正常的法制进程，给社会制造混乱，尤其是那些盗匪出身的豪侠之士，对统治秩序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每当侠客诛杀贪官污吏的时候，都是在对皇权的一次挑衅，所以，皇帝不喜欢侠客。但对这些人怎样处置？颇令历代统治者头疼。汉初，侠风盛行，侠客众多，为了整肃纲纪，统治者向侠客举起了屠刀，郭解父子人头落地。但是，过多的杀戮会引起社会的恐慌，也有可能失去民心。为此，小说家为统治者开出了药方——“清剿不如招安”。
元末明初，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演绎了一个招安“草寇英雄”的故事。但是，故事的结局却是个大悲剧——接受招安的侠义英雄们东征西讨，死心塌地为朝廷卖命，结果却遭奸臣陷害，个个郁闷地死去。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明确告诉读者，梁山英雄们悲惨的结局，是奸臣造成的，不是皇帝的错。这与英雄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口号是一致的。贪官奸臣的代表就是高俅。他不学无术，陷害忠良，王进亡命延安府，林冲刺配沧州道，杨志流落汴京城，都是他的迫害造成的。他和梁山英雄势不两立，“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他主张坚决“清剿”梁山英雄，并全力实施征讨。宋江等英雄接受“招安”、“改邪归正”后，高球仍然百般挑剔，处处设陷，害死了众多豪杰。
高俅是作者极其讨厌的人，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写，是想让读者人人声讨贪官，人人反对贪官。同时，也暗含了一种思想：如果高俅是一个忠臣，一个清官，那么情况就会截然相反，梁山英雄的生存状态就会好得多。《西游记》也讲述一个英雄（侠客）被“招安”的故事。主人公孙悟空蔑视权贵，桀骜不驯，不把帝王放在眼里。敢于自称“齐天大圣”，高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口号。他大闹天宫，把那些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把玉皇大帝吓得惊慌失措。他在花果山这个自由王国里，过着“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也无人间王府拘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孙悟空这些性格特点和行为与梁山英雄相似，他的花果山与梁山水泊相似，但是，他的命运与宋江等完全不同了。被观音菩萨“招安”之后，孙悟空辅佐师傅唐僧去西天取经，从事“正义”的事业，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求得了真经，取得了事业的胜利，修成了正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孙悟空有一个礼佛向善、道德修养很高的领导人——唐僧。小说中的唐僧，胸怀天下，关心黎民百姓，为了求取真经而不惜远行，并在所到之处宣扬佛法和亲民敬君思想，他分明是一个百姓心目中的“清官”。英雄与清官合作，就能干成大事，干成惊天动地的事业，这是《西游记》给我们的启示，这就是“清官+侠客”叙事模式。
《三侠五义》讲述了又一个“清官+侠客”模式的故事。历史上的包拯本来就是一个不畏权暴、清正廉洁的正直官员，进入文学领域后，这个形象负载着太多的内涵，其中最主要是清官和忠臣两个方面。清官是百姓的期许，所以强化了他为民申冤、公平折狱的事迹；忠臣是文人的理想，所以赋予他明辨是非、忠诚持重的内涵。忠臣与清官的结合，使包公成为实现儒家人格理想的标杆形象。《三侠五义》中包公在皇帝面前是忠臣，在百姓面前是清官，而在侠客面前是明公。他自身的人格魅力，令那些追求个性、闯荡江湖的侠客们折服，他让侠客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让侠客们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也让世人对侠客的看法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文人成就了侠客。
综上所述，说书艺人和文人小说家在侠义小说中制造了民众、侠与朝廷三方面都可以接受的前提：一是最高统治者必须圣明，总领侠客的永远是代表着正义的清官；二则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权奸及其党羽，或打家劫舍、残害百姓的绿林强盗，地方豪强，展示了一个上有明君下有贤臣且辅以义士的完美组合。清官加侠客模式正是文人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解决棘手问题的方案。对于统治者来说，整顿吏治，收编侠客，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实现长治久安是一条康庄大道。
第三节侠客形象的转变与文人的无奈
一、侠客形象的转变
侠义小说在发展过程中，侠客形象经历了一个从剑侠、豪侠和官侠的转变过程，逐渐世俗化的演变过程。而所谓的世俗化并非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平庸或势利，而是指对当下生活的适应，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以及对真实人性的展现。
唐宋传奇小说中侠客，小说家将其神秘化，为他们建立起一个与世人相对立的虚拟的剑侠世界。例如《郭伦观灯》中打抱不平、痛击恶少年的道人向郭伦道：“吾乃剑侠，非世人也。”作者“把没有武功到处受人欺侮的世人，与凭借武功行侠的剑侠明确区分开来，是为了在剑侠身上寄托在人世间很可能根本无法实现的公正与平等”。这些侠客隐身江湖，当别人有危难时就会适时出现，凭借其神奇本领匡扶正义、惩治恶人，事成之后则飘然远逝。例如《红线》中红线、裴铏《昆仑奴》中磨勒、《无双传》中古押衙、聂隐娘、贾人妻和解洵之妾等无不如是。同时，唐宋传奇中侠客们还具有绝情弃欲、不近人情的特点，与真实人类有较大的距离感。例如《聂隐娘》中聂隐娘受师傅之教刺杀大僚时连小儿也不放过，“先断其所爱，然后绝之”；《荆十三娘》中荆十三娘救回女妓并成全了女妓和李三十九郎的恋情，但却将贪图富贵的女妓的父母一并杀死。《贾人妻》中贾人妻和《崔慎思》中崔慎思妻在报了冤仇之后，都杀子绝念，相当残忍无情。这些侠客与世人充满了距离感，充满了神秘感。
但是，近代侠义小说中的侠客“英雄”多是投靠清官，徒供驱遣，充满世俗气息。侠客们走了一条行侠——报国——封荫的人生道路，“依附清官”、“共效朝廷”，成了他们的人生理想和行为准则。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忠义官侠”，“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最终成为清官家奴，失去独立的人格。例如《三侠五义》中三侠五鼠等人都是江湖豪杰，后为清官包公的忠义所感化，成为他辅佐朝廷、为民除害的帮手。《七侠五义》初写江湖豪侠除暴安良、快意恩仇，不免“侠以武犯禁”；后则甘为包公所用，竟变成了“侠以武执法”。如此侠客，与唐宋豪侠的来去无踪、快意恩仇相去甚远，更不用说司马迁笔下“时扦当世之文罔”的游侠了。《施公案》中的黄天霸本是绿林好汉，因义兄贺天保为扬州知府施仕伦所杀，怒而刺杀施仕伦，刺杀未成，反为施仕伦所获。施有意放了黄天霸，并设计在黄为父黄三太办丧事时又捉黄放黄，终使黄天霸明白事理，投靠了官府。黄天霸自称“改邪归正”、“建功立业，除暴安民”（第34回），改名施忠，充当官家的护院和走卒，忠实地为朝廷效力。甚至竟然“仗本领高强，要灭尽江湖上的我辈”，与江湖朋友“断义绝交”，定计斩决十二寇，逼杀结义兄弟濮天雕、武天虬及两位嫂子，邀功请赏。《圣朝鼎盛万年青》中白鹤山五枚师姑再三嘱咐方世玉要学好武功，将来可效力皇家，以图出身。少林寺至善禅师教导洪熙官要学精拳法武功，将来好报效皇家，若得一官半职，封妻荫子，上可以报国，下可以救民。
侠客身上尽管还多少保持着侠的特点，但行侠仗义已退其次，报效皇家，博得一官半职是义侠们孜孜以求的头等大事。这样的侠客形象已经彻底丧失豪侠傲山林纵横天下的豪气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而成为循规蹈矩的忠臣，成了一个注重利益、追求富贵的世俗人士，甚至成了没有个人意志徒供驱策的打斗工具。这时候的侠客形象基本颠覆豪侠的“独往独来”的自由精神，处于似侠非侠的状态。
总之，从西汉到近代，侠客形象实现了自身的变换，由造反者的自由灵魂蜕变为维护封建王权的维护者的过程。
侠客的转型符合中国封建时代真实的社会现实。让现代人羡慕的真正侠客，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其处境是相当艰难的。侠客得以存在和发展，前提条件便是国家机构的不完整与法律的不健全，但“随着封建国家的发育健全，各种体制和机构运作上轨道……各种社会弊端被规定只能在制度内部消解，个人倘要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一定会受到来自法律和礼俗两方面的责难甚至追究。游侠的存在几乎没有可能”。“以武犯禁”，“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以暴抗暴，法外行法的侠客是“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的力量，这和代表‘法律与秩序’的政权或多或少是处在对立的位置”，因而时常受到官府的打击和镇压。这些侠客，要么被收买，要么被剿杀，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所以要想建功立业，就得与当朝统治者合作。水浒英雄之所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朝廷招安，其实是两难的选择。政治上的高压，使得侠客被迫折腰，走向了异化，这是外因。
更重要的是内因，那就是清末民初的侠客义士们有强烈的功名利禄欲望，他们殷切希望从军从官立功，得到一官半职，荣耀门庭，也给子孙后代留个好名声。近代侠义小说创作者在小说中给侠客提供了一个侠客与统治者都能够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平台，那就是清官。圣上是明君，总领侠客的是正义化身的清官。鲁迅说：“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直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着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七侠五义》之流，至今没有穷尽。”打击贪官污吏、社会邪恶势力以及权奸邪党和地方豪强，是统治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侠客们路见不平、仗义行侠，也符合统治者的要求，也是名正言顺，不会招致以武犯禁之嫌。相反，侠客人可以得到世人所渴求的荣华富贵。《施公案后传》第九十一回，侠客计全施规劝何路通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想你我幼年之间，不务正业，打劫为生，空混了半生，年纪都不小了，须当想个养老的主意，才能保得住，收个结果……你我也老了，王法也紧了，这时候，想不出个收场结果来，也难为了一世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