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侠客无奈尴尬的客观现实处境，读者（或听众）的文化心理需求，都促成创作者用大众普遍接受的模式来叙述侠客的故事，让他们公然站在命官名臣麾下，报效圣上，从而获得功利回报，这是合乎情理的，没有必要苛求什么了。
二、文人的无奈
近代侠义小说的侠客形象，正好是文人士大夫对功名事业及完美人格的追求的翻版，侠客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
文学理论告诉我们，文人在塑造文学形象时，自觉不自觉地融入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和是非观。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小说戏曲，或是说书平话，都在真实地表达着人们潜意识中最深层的、不可企及的愿望。在中国文人看来，建功立业，显亲扬名是人生最大的目的，然而现实中并不是人人都能实现这些理想，文学创作则能实现他们的白日梦。文人张扬个性、追求自由的天性，使他们笔下的侠客也向往自由、潇洒自在；文人大多天生浪漫、放荡不羁，他们塑造的侠客也豪爽耿介、敢作敢当。可以说，每位侠客的个性都来自于文人那复杂而敏感的内心世界。文人一直在完善自己的内心世界，侠客是文人世界的实践者；侠客们被认同，文人的世界就得以认同。正如刘岩说的：“侠客们的豪爽，是文人内心的洒脱；侠客们的潇洒，是文人内心向往的自在；侠客们的疾恶如仇，是文人内心的纯真。”侠客的命运昭示着文人的心路历程，是文人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身之块垒”。
关于侠客形象，李欧先生认为应该从三个原型层面去把握，即观念侠、现实侠（实存侠）和想象侠（文学侠）。在观念层面上，侠，就是英雄。侠是各阶层人士意识中的某种理想的人格模式，经现实碰撞后逐渐形成了一种理想形象，一种群体的“超我”形象；侠作为一种文化角色，进入民族的价值系统，成了公理和正气的象征。在现实层面上，侠是一些具有“强力意志”，肆意呈欲的人。他们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将生命情性无序甚至无向地尽力发泄，以野蛮的扩张来突破个体的有限处境。在文学层面上，侠被编织成了一种特殊的角色系统，生活于一种用文化传统观念与时代某种精神倾向组合起来的世界。他既是现实的，又具有英雄性。他让人们似乎能体验到一种更为合理的生存方式，获得一种被提升到更高贵世界的慰藉，在幻想与想象中给受挫的生命一种心理补偿。李欧先生的看法是符合人们的思想实际的，历史上关于“侠”的一些争论往往是由于将这三个层面混为一体而引起的。很显然，中国古代文人思想中的游侠属于文学层面。刘飞滨先生说：“中国古代的文人永不消歇地歌赞游侠，实质上是借以抒发其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积极入世之情。文人与游侠精神的紧密关联有其深层的文化原因，那就是儒与侠这两种文化形态的相通与互斥对文人的深厚影响。一方面，二者在讲义、讲信、讲人格的独立平等、讲复仇等方面的相通使得文人情感在一定情境中往往会表现出激切的特征而与游侠连接；另一方面，二者的柔刚对立使得柔性的文人希望获取游侠刚性精神的济补而形成理想人格。”叙写侠客就是在倾诉自己，对侠客的期许就是文人自我理想的展示。
下面我们以满族文人文康在《儿女英雄传》中女侠十三妹的处境和命运来看文人的自尊和卑弱。
1.以侠女回归家庭来表现男性的自尊。在中国的文人们看来，一个理想的妻子（或情人）应该集美貌、美德、智力和才能于一身，妻子（或情人）越完美，就越能够衬托她身后的男人的高度。这种极强的自尊心理使文人在作品中创造出了一些个性鲜明突出、现实中少有的女性形象。文康出身于簪缨门第，家世显赫，“门第之盛，无有伦比”，但是他却仕途坎坷，加之“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晚景颇为凄凉，其生理和精神都处于深深的压抑之中。于是潜藏于他内心深处的需要便被唤醒，并在他的笔下幻化出一个完美的侠女十三妹。十三妹身上浸透着作者的意志，具有“儿女真情”和“英雄至性”。
十三妹是侠女和贤妇的结合体，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人物。《儿女英雄传》这部小说“原为十三妹而作”。为了写好这个女侠客，燕北闲人“一丸墨是磨灭了，一枝笔是磨秃了，心血是磨枯了，眼光是磨散了”。作者为何如此用心？是做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迎合读者的趣味吗？不是。事实上，十三妹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英雄侠义之举，与旗人妇女尚武好侠的风气和旗人向往女英雄的价值观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十三妹的侠义行为是满族文人文康价值观和英雄观的体现，使他理想的体现。
后来，十三妹回归了家庭，变成了“贤妇”。整个四十回的小说，就有近二十回的篇幅是写十三妹恢复何玉凤身分，由侠女回归家庭并治理家业的故事，可见文康更加重视何玉凤这一“贤妇”形象的塑造。文康要为自己心爱的女性十三妹安排一个最好的归宿——回归家庭的“安乐窝”。这种安排对一个女子而言，是最有人情味的。但是文康并未把十三妹写成平凡女子，“你看那十三妹那等侠气雄心、兼人好胜的一个人，如何肯认‘寻常女子’这个名目？”的确，何玉凤新婚不久，便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菊宴箴夫，把丈夫成就为一个人物；二是主持家政，替安家立起一番事业来。《儿女英雄传》的中心内容就是演叙安家兴旺发达的过程，何玉凤做的这两件事对这个旗人家庭的富贵是至关重要的。旗人是清代的特权阶层，但非宗室，又不农不商，只能走科举一条路，靠读书上进。安老爷就告诉儿子：“只是生为国家的旗人，不做官又去做什么？”安家这种旗人家庭要“富贵”，只有靠走仕途一条路了。而安骥这样的八旗子弟，要改变吃喝嫖赌、玩物丧志的习性，是非常困难的。何玉凤采用各种手段包括酒令改变丈夫，她的酒令虽俗，但也逼得“懒驴上了磨”，让丈夫走上了正途。
其实，中国古代小说作者让人物的性格和行动消融在纲常名教的教条中，以至于失去了常态，是常见的事。十三妹救安骥于能仁寺，双方都严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即使在患难中也不失方寸，不乱一礼。后来她于安骥结婚前提出的“无父母之命”等五条拒婚理由，也无一不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符号演绎。而她一旦恢复为何玉凤，嫁了安骥，就由一位果敢刚毅、豪爽泼辣的女侠，变成一个热衷科举、追求功名、恪守三从四德的贵妇，前后性格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是封建伦理影响的结果，在当时一点不奇怪，同时，女侠向世俗的回归，正体现了男性征服者的自尊。
2.期盼救世主：文人的依附心态与自卑情结
如果我们对比考察中西方文学的爱情叙事问题，就会发现人们对于爱情与婚姻的态度，双方却有天渊之别。在爱情叙事文学中，西方的女性往往是弱者，楚楚动人却弱不禁风，依靠王子或者骑士的救助而获得幸福；而中国的女性则多是扮演救助者的角色，或用金钱，或用武力，或用智慧，帮助才高八斗而手无缚鸡之力的男性获取权势和富贵。之所以会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两性格局，其中固然有中、西方传统观念、道德伦理等不同的因素，但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在于中国古代文人的独特而尴尬的地位。
中国的专制历史禁锢了文人，使许多人在心理上成为弱者：既缺乏独立谋生的勇气和手段，又得不到命运的青睐；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他们都属于弱势阶层，处于尴尬的中间状态，这造成他们强烈的攀附心态和爬升欲望，而这种艳羡和依附一旦落空，又很容易转化为一种自卑情结。当这种依附心态和自卑情结转化为求助意识的时候，文人们就在文学创作中杜撰出一些“他力”，以弥补现实中的缺憾，于是就出现了这种女强男弱的畸形格局。美貌且全能的侠女十三妹便是这样一个男性话语下的产物。安骥手无缚鸡之力，救父路上屡屡遇困，多亏有智勇双全的十三妹相助，才从危机和险境中解脱出来；而且，也是出于这个女恩人的意愿，许给他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张金凤。十三妹实质上承担了本该由安骥承担的责任。
然而，中国文人在“幻想借助‘他力’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掩饰自己的弱者地位”，从而获得心理的平衡和慰藉。“他们从佳人主动追求才子的虚构中，得到虚幻的满足。”在《儿女英雄传》中，言情的成分并不多，早在“缘起首回”中，作者就借助梦中的幻想奠定了这个毫无悬念的“一龙双凤”的夫妻格局。这就给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作者是按照天命观来机械地安排这个既定的婚姻格局的。在两人的婚姻结合中，十三妹看似对安骥毫不动心，其实是很主动的；真正“岿然不动”的“自信者”是安骥。小说中有三个情节可以说明问题：其一是在能仁寺，十三妹强硬地为安骥与张金凤撮合婚姻。其深层原因是，十三妹在内心深处是被安骥所吸引的，为了面子好看就编造一个张金凤出来令其许嫁。其实这暗合了将自己许嫁安骥的潜意识（她和张金凤长得一模一样）。
其二，十三妹在扶母亲灵柩归家的途中所做的骑跨白马的梦，也暗含了性的意味。
其三，在能仁寺时，十三妹将小便溺在洗脸用的铜盆里之后，并没有及时倒掉，而是将它放在了内屋，致使不知情的安骥在盆里洗手。这个不合常理的情节包含着强烈的性的意味。设置这些情节，就说明十三妹的逼婚实质上是她对安骥的诱惑，不过是换了一种面目和方式而已。作者显然有着对女性主动追求的期待，但他只是通过细节进行了含蓄的表达，在小说中强化了男性在女性诱惑面前的被动与无奈。作为依附者，中国的文人需要借助女性的优秀来证明自己的优越地位，因为他们缺乏证明自己的信心和能力。
作为小说的操刀者，文康对于笔下的人物来说，他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在这部小说中，文康式的男性话语随处可见，不厌其烦地表达和宣传着他的道德理念，并不遗余力地构建自己的白日梦。他的白日梦的支撑一半是他的道德理念，另一半则是他的深层欲望，用以弥补他现实中无法满足的生理、权力、子嗣、物质等需要，特别是精神深处对女性的依赖和渴望。文康小说在客观上显示了女强男弱。因为对完美女性的渴望，使注意力形成一种焦点，时时在脑海中显现，故此作者在无意识中就将女性塑造得比男性更丰满。只有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和占有物的完美女性，才能够在性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完整地满足男性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无疑就是梦想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