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八月，欧阳修回到京师汴梁，不久即迁升为集贤校理。从此他又有机会与京师旧友重晤。苏舜钦这时已考中进士。苏舜钦的好友石延年（字曼卿），与欧阳修也很相投。石延年反对西昆体，以诗酒豪放自得。他是仅次于梅尧臣而与苏舜钦比肩的诗人。可惜，欧阳修返京第二年，石延年就病逝了。欧阳修为他写了《石曼卿墓表》，由苏舜钦当众挥毫，请人刻石。后来又写了一篇出色的祭文：……呜呼，曼卿！吾不见子久矣，犹能仿佛子之平生。其轩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不然，生长松之千尺，产灵芝而九茎。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飞萤。但见牧童樵叟，歌而上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嘤。今固如此，更千秋而万岁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与鼯？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
……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畴昔，悲凉凄怆，不觉临风而陨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飨！
——《祭石曼卿文》
这些悼念文字，写得低回缠绵而又凄清超逸，表现了友谊的诚挚和思念的深沉。从料想不朽，转到万物常理的必然归趋，笔意驰骋，变化自如；是同类抒情散文中的佳作。
这年岁暮，欧阳修应晏殊之邀，到西园赏雪。晏殊此时已升为知枢密院事，主管全国军事；志得意满，广营私宅。欧阳修却在饮宴中想起国事和边兵，即席作了《晏太尉西园贺雪歌》说：“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馀万屯边兵。”晏殊觉出诗中的讽刺意味，因此颇为不满。
在几年的贬谪生活中，欧阳修多少了解了一些社会下层的情况。由于赋税的苛重急切和大地主兼并挥霍的加剧，农民已越来越贫困。纵然在丰收的年景，也往往是十室九空。他这时的一首诗写道：
……军国赋敛急星火，兼并奉养过王公；终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于蜂！是以比岁屡登稔，然而民室常虚空。……
——《答杨子静喜雨长句》
他反对朝廷的横征暴敛和地主官僚的肆意挥霍，曾上书极陈弊事，但朝中却无人理睬。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辽兴宗（耶律宗真）利用北宋的腐败及其在对夏战争中的失败，在幽蓟一带聚兵，声言南下，向宋朝勒索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南）以南十县土地。宋朝派富弼使辽谈判，答应增加岁币银绢，才算没有割地。
但北方才得苟安，西边又告吃紧，而且京东亦酝酿起义。宋仁宗感到危机四伏，走投无路。一面降诏，许百官封章言事；一面任命欧阳修知谏院，与蔡襄、余靖、王素同作谏官。欧阳修回京师任谏官不久，宰相吕夷简便退休，由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富弼担任枢密副使，主持军事工作。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八月，仁宗大开天章阁，召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条列拯救危局的方略。范仲淹随即写了着名的《条陈十事》，建议采取各种改革措施，如严格官吏升降制度、限制官僚子弟做官特权、加强对地方长官的选择、调整过分不均的官吏职田、注意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军备、减轻徭役、树立朝廷的威望，等等。
欧阳修这时已升为知制诰。他除主张革弊救民之外，还建议实行按察法——选强干廉明的人作按察使，监察各路和州、县官吏，定期向朝廷报告；又提倡改革科考中声病偶切的陋习，扩大京师太学和设立州县学校等。这些建议与范仲淹的条陈，一度被仁宗采纳，着为诏令，颁行全国，号称“新政”。
由于“新政”措施触犯了贵族官僚、大地主利益，遭到了朝廷内外的激烈反对。欧阳修提出的按察法，更引起反对派的忌恨。夏竦、王拱辰等旧官僚，攻击范仲淹、欧阳修、余靖、蔡襄等结成“朋党”；仁宗对他们也产生了疑惧。为此，欧阳修写了一篇《朋党论》上呈仁宗。他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明白晓畅地回答了反对派：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欧阳修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们是否结为朋党，而在于辨别是些什么人结成什么性质的朋党。他从这一前提出发，运用逻辑推理，论述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不同。接着又征引六件历史事实，就人君处理“朋党”问题的各种结局，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论点。结尾是“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恰与开端“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相呼应。
欧阳修的朋党观念，当然属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体系。它是否具有真理性成份这里姑且不谈，但就这篇论战文字的结构和逻辑性来说，也确是古代散文史上颇具特色的作品。
这时，京东、京西的起义已被镇压下去，党项族人也因连年战争而感到疲惫，仿佛一场风暴已经过去，天下复趋太平。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短暂缓和，改革似乎成为无足轻重的事。仁宗既已派人与西夏媾和，对范、欧等人的喋喋议论也渐觉厌烦。这时，恰好河东（今山西一带）储粮不继，有人请撤销麟州（今陕西神木东北），欧阳修便被借故派往河东，不久又调赴镇州（今河北正定）。范仲淹则自请辞职，回到陕西前线；富弼也被调往河北。宋夏和议订立以后，“新政”一律撤销，朝内外改革派也统统被逐。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三月，欧阳修的甥女张氏犯法，谏官钱明逸、开封知府杨日严等便乘机将欧阳修牵连下狱。朝廷派人“监勘”，守旧派更就他的一首词进行毁谤。后来虽查明诬罔，但欧阳修还是被贬往滁州（今安徽滁县）做知州事。
这是欧阳修第二次被贬谪。他渡黄河，泛汴水，再度戴罪流徙。河滨南飞的鸿雁，又象九年前和他作伴一样，在深秋的霜晨里长鸣而去。他吟着一首新诗——“阳城淀里新来雁，趁伴南飞逐越船；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惊破客愁眠。”（《自河北贬滁州初入汴河闻雁》）心中不免有些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