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川口惨败，充分暴露了北宋军事、政治制度的腐败，仁宗为之惊惧，朝野为之震动。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外患渊源于内忧。北宋开国以来，坚持实施佑文偃武、守内虚外、强化中央集权的“祖宗家法”，积久致弊，形成冗兵、冗官、冗费的局面，国家长期陷于积贫积弱的境地。也正是这种内忧外患的朝政危机，点燃了社会改革的希望之火。仁宗迫于形势，走上改革求存的道路，开始酝酿朝政革新。
二月，欧阳修还在为谢绛的丧事忙碌，滑州就已派人前来迎候他赴任。欧阳修等不及谢降落葬，只得在灵前祭奠后，领着家人前往滑州接任武成军节度判官。
四月二十五日，黄梦升在南阳（今属河南）病死，年仅四十二岁。黄梦升，名注，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是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的九叔祖。他与欧阳修交往很深，早在欧阳修八九岁时，黄梦升跟随哥哥黄茂宗寓居随州，当时十七八岁，眉清目秀，气宇轩昂。善于饮酒谈笑，深受欧阳修钦敬。后来，黄梦升和欧阳修同年考中进士，担任江陵府公安县（今属湖北）主簿。欧阳修贬官夷陵途中，在江陵见过面，见他脸色憔悴，郁郁不得志，只有在酒醉以后的狂舞高歌当中，才感觉到他还有青年时期的豪爽气魄。再往后，欧阳修调任乾德县令，黄梦升出任南阳主簿，两人在邓州（今河南邓县）相会。这时的黄梦升更加消沉，但是，他酒后出示自己的文章，依然是那么内容广博，风格雄伟，气势奔放，可见他的志向虽然消磨，文章却没有颓衰。黄梦升恃才自负，落落寡合，一生屈居下位，穷困潦倒，最终被封建社会的庸官俗吏所扼杀。欧阳修对此感叹不已。数年后，欧阳修应其弟黄渭请求，撰写《黄梦升墓志铭》，倾吐心中的悲愤，表达对朋友英年早逝的同情和哀悼。
这个时候，宋廷朝政出现了一些新的征候。二月，在富弼的建议下，仁宗解除了多年来“戒越职言事”的禁令，允许臣僚直言进谏，指陈时弊。三月，更新枢密院班子，晏殊、宋绶并知枢密院。五月，范仲淹、韩琦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尹洙也被调任泾原秦凤经略安抚司判官。
七月十九日，范仲淹从华州（今陕西华县）致信滑州武成军节度判官欧阳修，荐举他担任经略安抚司掌书记。范仲淹《举欧阳修任经略安抚司掌书记状》说道：我询问过士大夫，他们都认为欧阳修的文学才识被大家信服，这职务非欧阳修担任不可。
然而，欧阳修婉言谢绝了。他说：“我当年支持范仲淹同吕夷简作斗争，难道是为了谋取私利吗？同范仲淹一块受贬斥而不同范氏一起被提拔，这才对了。”当然，欧阳修谢绝就职的原因不只是这一点，其要害在于不愿干这种撰写四六文的差事。他在《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当中，直言不讳地写道：若夫参决军谋、经画财利、料敌制胜，在于幕府苟不乏人，则军书奏记，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亲为辞。况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此师鲁所见。今废已久，惧无好辞以辱嘉命。由此看来，不屑于“军书奏记”的“末事”，是欧阳修辞命的主要原因，如果范仲淹推荐的是参赞军机，经画财务的差使，他或许会应命就职。同年，他在《与梅圣俞》书简当中，也直截了当地说道：
安抚见辟不行，非惟奉亲避嫌而已。从军常事，何害奉亲？朋党，盖当世俗见指，吾徒宁有党耶？直以见召掌笺奏，遂不去矣。他自供不愿就职的原因，并不在于要奉养母亲，也不在于避免朋党嫌疑，而在于只是召他去掌管军事奏告之类的文字工作。
从夷陵到滑州这一时期，欧阳修不但在文学创作上有很大提高，而且，在艺术鉴别和文学理论上，也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对梅尧臣的诗歌，他已不再单纯欣赏那“本人情、状风物”的技巧，而是注意到梅诗发扬古诗传统所形成的独特风格，并为此虚心向梅尧臣请教：“嗟哉我岂敢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怜我区区欲强学，跛鳖曾不离泥。问子初何得臻此，岂能直到无阶梯？如其所得自勤苦，何惮入海求灵犀。……有时争胜不量力，何异弱鲁攻强齐。”（《再和圣俞见答》）
梅尧臣含意深邃而语言清淡的诗风，不仅纠正了西昆派的形式主义，甚至也扭转了韩愈以文为诗、追求险怪的偏颇。欧阳修在经过挫折之后，终于领悟到梅诗的 这一特色，确是难能可贵的。这对形成他区别于韩愈的散文风格，也不无影响。
在文学理论上，欧阳修同韩愈的提法一样。他把作品的思想内容称之为“道”，艺术形式称之为“文”。在对待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上，他认识到自己走了一段弯路：“仆知道晚。三十年（岁）前，尚好文华，嗜酒歌呼，知以为乐，而不知其非也。”（《答孙正之第二书》）他当初注重艺术形式而忽略思想内容，这是错误的。康定元年，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更明确地反对那种脱离现实的倾向：
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
他这里所说的“道”，当然还是封建的孔孟思想修养，但对于唐末以来士大夫中间片面追求写作技巧的所谓文癖，确是尖锐的批评。
有位姓乐的秀才，带着自己的古文作品拜访欧阳修。欧阳修告诉他，一个人思想充实，卓有见识，反映在作品中，会产生艺术的光彩。譬如金玉的光泽，并不是用什么颜色涂上去的，而是由金玉本身自然放射出来的。他引用《易·大畜》中的一句成语说明这一点：“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也就是说，内在的蕴蓄越深厚，外在映发的光辉便日新不竭。
另一名古文爱好者祖无择（字择之），是《穆修文集》的编辑人，也派人送来诗赋杂文，向欧阳修请教。欧阳修指出，他的作品言高趣远，但思想内容不集中，议论也不够精炼；劝他先学古代经书，逐步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欧阳修关于文学创作的这些认识，在他给吴充的信中也有明确的表述：“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当然，思想内容对艺术形式有着决定的意义，但艺术形式也必须讲究。欧阳修很欣赏梅尧臣论诗的一段话：“诗家虽主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六一诗话》）这里所要求的，正是意境和语言的统一，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结合。这些进步的文学观念，是从唐代继承下来的，也是欧阳修和梅尧臣在实践中逐步领悟到的。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正月，宋军与西夏在延州（今陕西延安）激战，宋军惨败，连损二将。仁宗大为惊惧，不得不解除“戒越职言事”的禁令，调尹洙为泾原秦凤经略安抚司判官，升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命他到前线抵御夏军。欧阳修也恢复了馆阁校勘的职务。
从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到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经历了四年多的贬谪生活之后，欧阳修又官复原职，回到京师。梅尧臣闻讯寄来一首贺诗，除替他高兴外，其中两句还特别提醒欧阳修说：“重来金马门，莫忘黄牛峡。”夷陵黄牛峡以及乾德、滑州这一段生活，欧阳修是不会忘记的；而且这一段生活经历，对欧阳修一生的文学事业，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