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赵祯）即位的第二年——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欧阳修十七岁。他首次在随州应举，结果失败了。回来，他取出珍藏的旧本韩文，埋头重读一遍，感叹说：“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记旧本韩文后》）但是科场的衡文标准又是什么呢？他发现周围的士子们，竟无人提起韩文！他们津津乐道的，不是西昆体诗，便是杨、刘“时文”。
两年之后，欧阳修第二次应举。他通过州试，被荐名礼部。但在京师的省试中，又被黜落。
两度落第，未免使他沮丧。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把注意力转移到西昆体诗和“时文”上来。
与此同时，早在二百年前被韩、柳创导的古文运动击败的骈文，在宋初又重新抬头。特别是骈文中的一体——所谓四六文，要求以古代圣人和经、传典故为基本内容，以四言、六言为主要句式，还须讲究声律和谐，对仗工整，遣词雅丽，出语不俗。宋代君主诏令，沿袭唐风，规定用四六文写。刘筠和杨亿，又把它推广到表章、奏疏和书信中。在他们倡导下，这种骈文便披上时髦的外衣，重霸文坛，号为“时文”。
宋人邵伯温在他的《闻见录》中指出，欧阳修学过“偶俪之文”。欧阳修自己也不否认：“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与荆南乐秀才书》）这就是说，他之所以曾经学写一点“时文”，不过是为了做官养亲。自己当时并没有认真研究孔孟经典着作，也说不出什么独立的见解和议论。
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欧阳修以自己新写的《上胥学士偃启》为贽，去拜谒知汉阳军胥偃。胥偃读了他的文章后，大为赞赏，便将他留在自己门下。这是欧集中写作年代最早的一篇作品。
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春，欧阳修二十三岁，随着胥偃来到京师汴梁（今开封）。在国子监考试中，他获得第一名，被补为广文馆生。同年秋天国学解试，仍名列第一。第二年（公元1030年）正月，在晏殊主持的礼部省试中，又列为第一名。三月，崇文殿御试，他名列第十四，荣选为甲科进士。五月，被特授为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西京留守推官。
场屋中的选黜，既不是衡量才能的可靠标准，金榜上的“三元”（状元、省元、解元）和“进士”，也未必真有学问。欧阳修自己清楚，他从两度落第到三试第一，乃至荣选为进士，这中间的奥妙究竟是什么。
对新选拔的进士，朝廷照例要给他们颁赏。胪传唱第之后，由皇帝亲临赐诗，赐袍笏，赐宴，接着便开始驺从游街。他们从崇政殿出东华门，前有引导，后有侍从，在东京街头傲然走过。
欧阳修很感激胥偃——他未来的岳父，也感激本次省试的知贡举——晏殊。
晏殊比他大十六岁，也是江西人。这时已是翰林学士和着名的词家。欧阳修说他“为人刚简，遇人必以诚”（《晏公神道碑铭并序》）。《宋史》也称他“平居好贤”，“文章赡丽”。晏殊的好贤作风和澹丽的词风，都对欧阳修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在这次京师应举中，欧阳修还结识了一对状貌奇伟的昆仲。这是两个开封人。兄长叫苏舜元（字才翁），写得一手好字，草书尤为绝伦。弟弟叫苏舜钦（字子美），不仅书法精妙，还是个美男子。特别是苏舜钦的诗歌与杂文，同他的相貌一样俊美。
和这开封二苏在一起的，还有穆修。穆修虽然早中进士，这时却不曾做官。苏舜钦说他“好诋卿弼，斥言时病”（《苏学士文集》卷十五《哀穆先生文并序》）——喜欢攻击朝中权贵，批评时政弊端。他的散体诗文写得很好。天圣末期，穆修流落京师，住在南河一带。他不顾自己贫困孤独，向人告贷，刻印了数百部柳宗元文集出售。应该说，他和另一位文士柳开，都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前驱者。可惜他人微势孤，柳宗元文集终难推销。卖了整整一年，还得不到百缗，连为他孩子治病的药费也不够。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便在回乡途中郁郁死去。
欧阳修虽以四六文获举进士，但他对不顾流俗而喜作古文的苏、穆二人，却表示由衷的钦慕，称他们是“当世贤豪”，“不牵世俗取舍”的“特立之士”。既然他学写时文只是为寻一块博取仕禄的“敲门砖”，写好古文才是自己的素志，那么，如今宦门已进，这块“砖”便该可以抛掉了。他后来回忆说：“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待到在洛阳结识梅尧臣、尹洙之后，他的诗文写作便进入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