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岁月的递，欧阳修的官运愈益亨通。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欧阳修五十四岁，以礼部侍郎拜枢密副使，又同修枢密院时政记，参与军机要务；五十五岁转户部侍郎，拜参知政事，还进封为乐安郡开国公；五十九岁又进阶光禄大夫加上柱国；直到年逾花甲，居然成为显赫的功臣勋贵。
在那些步步荣显的日子里，他曾大考天下兵数及北三路屯戍状况，研究加强国防与平均赋税的办法；也曾举荐王安石、曾巩、三苏、司马光等人才；但是，革除弊政的锐气，毕竟已不如庆历时期。对于王安石在《上皇帝书》中提出的大胆变法主张，他也保持着稳重的缄默。他最关心的，是仁宗晚年多女而无子，皇位该由谁来继承；他屡次在诗中吟咏的，是斋宫摄事（祭祀）和宫禁值宿等。官爵虽然荣显，思想却有些空虚。
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常常流露出对梅尧臣、苏舜钦的怀念：“兴来笔力千钧劲，酒醒人间万事空；苏梅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翁！”（《马上默诵圣俞诗有感》）“黄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鸣凤不再鸣。自从苏梅二子死，天地寂默收雷声。”（《感二子》）一想到梅、苏，眼前这显贵的生活便黯然失色了；仿佛应该就此离去，远走高飞：“稻梁虽可恋，吾志在冥鸿。”（《下直呈同行三公》）在秋风秋雨中，他记起韩愈的《秋怀》诗，也为自己的衰老和碌碌终日而悲哀；倒不如象晋代刘伶那样“常乘鹿车，携一壶酒”（《晋书》卷四九《刘伶传》）而隐居，将形骸置之度外的好。于是，他也挥笔写了一首《秋怀》诗：节物岂不好？秋怀何黯然？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感事悲双鬓；包羞食万钱。鹿车终自驾，归去颍东田。
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仁宗病逝，英宗赵曙即位。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的春天，欧阳修患了消渴病（糖尿病）。他昏晕无力，衰弱不堪。而着名的《相州昼锦堂记》，就是这时在病中为韩琦写的。
相州（今河南安阳）是韩琦的故乡。韩琦在至和年间以节度使判相州时，于后宅园圃中修筑了昼锦堂。“昼锦”之名，显然有荣归之意。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韩琦出任宰相（同平章事）并进封魏国公，可谓富贵之至。但欧阳修在这篇散文中，却说他不以富贵为荣耀，而志在为国为民建功立业。这就不仅远远超出了韩琦的本意，而且从更高的思想境界给韩琦以勉励，也给众多读者以新的启发：
仁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悔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而莫敢仰视。此一介之士，得志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馀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不足为公荣；桓圭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相州昼锦堂记》这篇散文结构紧凑。除运用反衬、对比手法外，还围绕对比，反复展开议论。就语言特点来说，一是以不断变化的语言，申说同一主旨；二是间或采用长句式，迫使人一口气读下去，从而增强文章气势；三是避免古奥字词，尽量使用宋代通行的文言。
欧阳修很重视这篇散文。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语气却更为流畅。他十分爱赏，后来请人书写刻石，置于胜处。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英宗去世，神宗赵顼即位。欧阳修转尚书左丞。因他在丧服里面穿了紫袄，被御史弹劾攻击。前此他推荐的蒋之奇，反转来诽谤他“帷薄不修”，“私从子妇”，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神宗派人查核，证明纯属“诬罔”。蒋之奇等被贬黜，欧阳修也解去尚书左丞、参知政事等职，以刑部尚书出知亳州（今安徽亳县）。
继一贬夷陵和再贬滁州之后，这是第三次贬谪了。不过，他早已心在江湖；这次外贬，倒适得其所。他特意枉道过颍，看看该怎样安排退休后的生活：“齿牙零落鬓毛疏，颍水多年已结庐。解组便为闲处士，新花莫笑病尚书。青衫仕至千钟禄，白首归乘一鹿车。况有西邻隐君子，轻蓑短笠伴春锄！”（《书怀》）
在亳州，他像作《试笔》、《笔说》一样，将史官不记的社会风习与士大夫轶闻趣事，随手写下，名之为《归田录》。《归田录》属于随笔或笔记小说的性质。据说，这书未出而序先传，神宗急派太监索阅。由于书中载有关于时政的见闻和议论，遭遇三次政治波折的欧阳修，不得不格外谨慎，另缮一本进上。这部书的本来面目，从此不复得见。尽管如此，传世的《归田录》还保留了一些讽刺时政的篇章；而且，对宋代及以后的笔记小说、野史札记有不少影响。
欧阳修居亳一年之后，以特进行兵部尚书，改知青州（今山东益都）。到青州第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神宗支持他“变风俗，立法度”，实行了着名的熙宁变法。这次变法比“庆历新政”深刻得多，也激烈得多。其影响则极为复杂。王安石变法雷厉风行的声势，冲破了北宋朝廷暮气沉沉的局面，惊呆了尸居禄位的文武百官；以至韩琦、富弼和欧阳修等庆历旧臣，都在它面前感到茫然失措，继而又纷纷从当年的激进立场转向稳妥循守，并在许多具体政策的争论中，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
一般地说，欧阳修并未笼统地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两次上书，奏明强制向农民发放官债——青苗钱，于民不利，并擅自“止散青苗钱”，坚决抵制了这一政策的推行。在那变法斗争异常尖锐的时刻，照例这是必须要被问罪的，然而神宗和王安石竟宽恕了他。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欧阳修除判太原府，被命赴阙朝见神宗。有消息说，神宗等他出任宰相。他知道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守拙”、“循常”，坚辞未赴。他早已托人在颍州买田结庐。既然屡求致仕不能如愿，只好暂请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以便离颍州西湖更近一点。
这年九月，欧阳修从青州来到蔡州。他应襄阳知府史中所托，写了一篇《岘山亭记》；又继续整理和搜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文字，编辑一部考古学资料专集——《集古录》。他翻阅梅尧臣等为《集古录》断片写的跋尾，不免想起唐史局中的故友。当年的六位同事，如今已经死去五位，而自己也已老态龙锺，所以决心提前退休。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六月，他终于得到神宗恩准，以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带职致仕，回归颍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