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和元年（1054）五月，欧阳修丧服期满，朝廷立即恢复他原来的官职。他本来打算等待秋凉以后进京，由于朝廷一再敦促，只得冒着烈日酷暑启程。船过陈州（今河南淮阳），镇安军节度使程琳殷勤款留欧阳修一家，连续几天为他们接风洗尘，然后才给放行。抵达汴京，已是六月一日。
上朝觐见的时候，仁宗看到阔别十载的欧阳修，简直不敢相认。当年风华正茂的庆历谏臣，如今须发斑白，两鬓苍苍。他不由得恻然动心，询问欧阳修在外几年，今年多大年纪，显得格外关怀备至。
七月十三日，根据仁宗的旨意，朝廷授欧阳修权判流内铨。流内铨是吏部的官署。判流内铨一般以御史知杂以上的官员充任，它的职责是掌管文官从初仕到幕职州县官的铨选、差遣、考察等事务，具有一定实权。这时候，朝廷上下官员，大都是反对庆历新政才上台的。他们忌恨欧阳修重新得到进用，更担心欧阳修等人一旦被重用，将危及他们的仕途。因此，他们勾结在一起，形成一股排斥欧阳修的政治势力。
有人伪造欧阳修的一份奏疏，内容是请求仁宗淘汰那些依仗恩宠、谋求私利的宦官。这份伪造的奏折在京师广为流传，朝廷内外，议论纷纷。宦官们对欧阳修咬牙切齿，他们暗中勾结朝臣，多方搜寻欧阳修过失，伺机打击报复。
不久，一个叫杨永德的宦官终于找到了一个把柄，向欧阳修发起了一场攻击。事情是这样的：翰林学士胡宿是欧阳修的好友，他的儿子胡宗尧按例由吏部铨选，改任京官，仁宗批示说：此人曾经犯法，只准“循资”。所谓“循资”，指任官自下而上顺次递升，依格铨授，不得逾越。几年前，胡宗尧在常州推官任上，因为知州擅自将官船借人，胡宗尧受到牵连，也挨受处分。在仁宗召问时，欧阳修指出：胡宗尧当年只是受长官连累，罪责不大，而且事隔多年，根据考任条例，可以调任京官。宦官及欧阳修的政敌们群起而攻，指责欧阳修徇私枉法，庇护朋友的儿子，侵犯皇帝的权力。七月二十七日，朝廷罢免欧阳修的判流内铨，让他出知同州（今陕西大荔）。
欧阳修出守同州的消息传到宣城，梅尧臣还在家里守丧。他不胜感慨，寄赠一首诗歌，题目为《闻永叔出守同州寄之》：冕旒高拱元元上，左右无非唯唯臣，独以至公持国法，岂将孤直犯龙鳞。茱萸欲把人留楚，苜蓿方枯马入秦，访古寻碑可销日，秋风原上足麒麟。他批评仁宗身边尽是唯唯喏喏的佞臣，容不下正直敢言的欧阳修。宽慰老朋友出守陕西，访寻古代金石碑铭，足以安闲消磨时日。
朝廷许多正直臣僚，纷纷挺身而出，请求挽留欧阳修。因胡宗尧案由判吏部南曹改官同知太常礼院的吴充，上疏替欧阳修辩说。他说：“欧阳修因为忠诚正直，所以擢拔为皇帝侍从，不应该因谗言而放逐。如果皇上认为我是出于私情而论救欧阳修，那么，我愿意与他一道受贬谪。”奏疏上呈后，没有回音。
知谏院范镇指出：“吏部诠曹在接到仁宗批示以后，有了疑议，申述自己的观点。这是官府常事。讲谗言的人诬为是侵权。这样一来，上下官员彼此畏惧，恐怕没有谁敢于议论朝政是非了。”他请求公布进谗言者的名单，给予处罚，恢复欧阳修等人的原职。
殿中侍御史赵也上书论救欧阳修，说：“最近这段日子，正直的官吏纷纷出守外郡，侍从大臣当中，象欧阳修这样贤明的能有几个？只因为公正行事，不会逢迎权贵，就被逼出朝廷。这样办事，受伤害的人一定很多。”大臣们再三进言，仁宗渐渐有了醒悟。
八月十五日，刘沆出任宰相。去年，他以参知政事兼任《新唐书》提举官，实际主持纂修事务的宋祁出知外郡，唐书局缺乏一位主持工作的刊修官。第二天，他上朝面请仁宗，留下欧阳修刊修《新唐书》。仁宗当即同意了。并且对他说：“你召见欧阳修，向他说明这件事。”刘沆回答：“明天，欧阳修就要上朝向您辞行。您当面挽留他，那样，恩惠就是出自陛下。”仁宗照办了。十七日，欧阳修被任命为《新唐书》刊修官，主持唐书局工作。
九月一日，欧阳修被提升为翰林学士。次日，又被任命兼史馆修撰。第一次赴翰林院当班，仁宗特地赏赐他一套服装、一条金带、一匹金镀银鞍辔马。不久，又被差遣管理三班院。当时，曾公亮由翰林学士改任侍读学士、出知郑州（今属河南），宰相刘沆奏告欧阳修还没有主判单位，请求让他顶替曾公亮判三班院。于是，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欧阳修入翰林院，担任史官，主管三班院。
从此，他由一个流徙罪官变成侍从宠臣。他穿起对衣，系着金带，跨上装有镀银鞍辔的骏马，参加宫廷值班。“凌晨更值九门开，驱马悠悠望禁街。霜后楼台明晓日，天寒烟雾着宫。山林未去犹贪宠，樽酒何时共放怀。已举萧条悲晚岁，更怜衰病怯清斋。”（《内直晨出便赴奉慈斋宫马上口占》）
对于这种侍从宠臣的生活，欧阳修并不留恋。特别是对用四六文起草内制的翰林职务，十分反感。于是他一面向仁宗推荐富弼为相，一面自己请出蔡州。这时恰适辽兴宗耶律宗真病逝，宗真之子耶律洪基登位（辽道宗），欧阳修便被命充任贺使，前往契丹。
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春，欧阳修从契丹归来；夏末，梅尧臣也由南方到京。欧阳修闻讯赶往城东赚河迎接。梅尧臣感动地写道：“世人重贵不重旧，重旧今见欧阳公。昨朝喜我都门入，高车临岸进船篷。俯躬拜我礼愈下，驺徒窃语音微通：‘我公声名压朝右，何厚于此瘦老翁？’”（《宛陵集》卷四十八《高车再过谢永叔内翰》）欧阳修也曾作诗奉答，表示对梅尧臣的敬重。自从尹、范、石、苏死后，欧阳修越发珍惜与梅尧臣的友谊。为帮助梅尧臣摆脱窘境，欧阳修荐举他做了国子监直讲。同时被欧阳修举荐的，还有王安石、包拯、胡瑗、吕公着等人。
王安石从曾巩那里，早已听说欧阳修对他的好意，但他直到至和末、嘉佑初，才登门拜访欧阳修。欧阳修对他姗姗迟来并不介意，当即倒屣而出，众宾客也随着倾坐相迎。此后，欧、王之间诗文赠答，书信不绝。欧阳修《赠王介甫》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翰林风月”指李白的诗歌。在欧阳修幼年诵习过的《云台编》中，就有咏李白“高吟大醉三千首”的名句。“吏部”指韩愈。“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寂寥二百年，至今埋无光。”（《读蟠桃诗寄子美》）欧阳修这时已年届五十。他深感“平生所怀，有所未毕”，便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等人身上。不阿权贵的翰林学士欧阳修，对一个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晚辈后生竟如此真挚热情，在封建时代是不多见的。
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知礼部贡举。和他一同负责这次贡举的，还有韩绛（字子华）、范镇（字景仁）、梅挚（字公仪）、王（字禹玉）。他们推举梅尧臣为参详官，又称小试官。梅尧臣五十岁才被赐同进士出身，如今当了试官，不免向欧阳修表达内心的感慨。他们在监场之馀彼此唱和，写了不少诗歌。
这时的科场，依然盛行着四六时文。特别是京师国子监出身的举子们，普遍追求四六文用语的新奇怪僻，钩章棘句，借以取胜。所以人们把四六时文称为“太学体”文。正是由于“太学体”四六文在科举中几乎独擅胜场，它对整个文坛风习也就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欧阳修和他的前辈、同辈们，已经为反对这种文风做过很多努力，可惜都收效不大。这次，欧阳修决心以他古文写作方面的威望和选拔人才的权力，痛革科场积弊，从而刷新文风。他知道京师许多权贵人家和浮薄子弟是“太学体”文的支持者，力矫文弊风险很大，但仍然不顾一切地严申考场纪律，提倡应试文字要采取比较实用的散文，并明确规定，本次衡文标准，力斥险怪奇涩、空洞浮华的文章。当时一个喜作险怪文字的士人（刘几），在试卷中空论一番后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在他文后戏批说：“秀才剌，试官刷！”用大朱笔横抹一道，黜落不取。另一位举子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写得通达畅快，雄浑朴茂，颇有《孟子》之风。梅尧臣建议擢为头名，欧阳修疑是同乡门生曾巩，为避免他人闲话，便置为第二名。后来才知道，这位举子并非曾巩，而是苏轼。曾巩和苏轼之弟苏辙等，也同被录取。
那些写四六文的名流们，大多落榜了。他们深怀嫉恨，俟机报复。一天清晨，欧阳修上朝走过大街，这伙人一哄而上，拦住马头，辱骂诋斥，怨谤喧然，连街司逻卒都难以制止。甚至还有人写祭文送到他家中，咒他该死。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兄弟的日子也不好过。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中举进士，没有任何旁门，全然靠自己写得一手行云流水般的古文。他后来在欧阳修的吸引下，坚持不渝地致力于散文创作，获得辉煌的成就。苏辙（公元1039－1112年）字子由，才能虽不及乃兄，却直言敢谏，写的策论尤为切至。苏轼、苏辙的父亲苏洵（公元1009－1066年）字明允，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他两试不中，便埋头深究六经、百家书。这次携二子来京，才谒见欧阳修。欧阳修称赞他那贾谊、刘向似的议论，代他延誉。后来又写了《荐布衣苏洵状》，苏洵因而成名。
不论一些士大夫怎样咒骂欧阳修，这次贡举还是狠狠打击了四六时文，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庆历新政”提出的科举改革任务。从此以后，场屋风习幡然转变，人们纷纷寻找汉、唐古文诵读，韩愈的文集又重放光彩。
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韩愈逝世，到宋仁宗天圣、公元（1023－1031年）初韩文遭人冷落，恰是二百年左右。欧阳修开始学习韩文而在科举中两度落第，是天圣初年的事。自那时起，直到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已由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变成了五十岁的老人。从伊洛之滨到颍水河畔，从黄牛峡口到琅琊山麓，他始终把韩愈的文章作为学习的楷模，时时研习。只有不追时好，不逐势利，不急名誉的崇高志趣，才能在上上下下的宦海浮沉中“进不为喜，退不为惧”，才能坚持不懈地为古文运动的胜利而奋斗。
由于欧阳修奖引和荐拔了大批优秀散文作家，特别是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他倡导的古文运动便蓬勃发展起来，终于以波澜壮阔的声势扭转了形式主义文学逆流，他本人也成为文坛公认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