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五年（1045）深秋，欧阳修从定州望都县（今属河北）东南的阳城淀畔出发，赶赴贬谪地滁州。船只在河南荥阳北部进入汴河。
滁州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山高水清，地势险峻。这里地僻事简，民俗淳厚。欧阳修被贬至此，正好悠游山水。
滁南有座丰山，山势一面高峰，三面竹岭。山前竹林中，隐隐流出一股清泉，名叫紫薇泉。初夏，欧阳修踏着小径，找到了丰山紫薇泉的源头。还在山间疏泉筑亭，名为“丰乐亭”，并写了《丰乐亭记》。
丰山偏西，另有一座景致优美的琅琊山。欧阳修常携酒往游，流连忘返。山间的清风拂去他身上的尘垢，酿泉的流水濯除了他心头的烦恼；山林的逸趣感发了他无拘无束的本性，大自然的神韵唤起他奔腾洋溢的激情。他常常哼着山歌，和当地老人一起漫步，或在山泉的清响中，与宾客们对弈。他用九射格游戏代替酒令为朋友们助兴，自己也陶醉在美酒和山光水色之中，忘记了负谤遭谪的羞辱，忘记了自己还是一州之长，甚至忘记了刚满四十的年龄，自称为“醉翁”！索性连亭子也叫做“醉翁亭”。在他酒醒之后，又一口气将山间朝暮和四时景色，以及滁人与自己的游乐，挥笔成文，并请人刻于石上，这就是着名的《醉翁亭记》。
《醉翁亭记》所反映的，是欧阳修在滁州生活的一个侧面。这个侧面不同于朝堂上下的角逐，也不同于西京幕府里的宴饮，而是暂时摆脱了世俗纷扰的一种恬静生活，是欧阳修用他“与民同乐”的理想彩笔描绘的一幅写生图画。作者的笔触或许不免于夸张，但那种和谐优美的气氛与诗一般的情调，仍给人以轻松、欢乐的享受。而作者自己那受伤的心灵，也由此获得慰藉。
据朱熹说，有人曾买到这篇散文的初稿。其开端原是叙列四方诸山，共数十字，后来修改，统统删去，只剩“环滁皆山也”五字。劈头而起，突兀不凡。朱熹赞叹这番修改，说是“改到妙处”。《醉翁亭记》不但剪裁得体，铺排有序；而且笔墨清隽，语言酣畅。对于滁州四季景致的刻画，又不同于《丰乐亭记》。秦少游说它是赋体，却无丝毫雕琢痕迹。它全篇虽采取同类句法，即前半句叙述或描写，后半句就前半句进行说明；但各句都有变化，不显雷同。它一口气用了二十一个“也”字，虽未免造作，但音美韵长，令人一唱三叹。创意立法，前所未有。如果说，韩愈的文章象澎湃的浪涛和滚滚的潮头，那么，欧阳修这样的散文，便是潋滟的秋波和澄彻的春水，委婉清浅，越发衬托出一种雍容的气度。
《醉翁亭记》在当时已广为流传，一位任太常博士的音乐家沈遵，甚至被它吸引到滁州来。他将自己的观光和体验，回去谱成琴曲，创作了《醉翁吟三叠》，又称《醉翁操》。节奏疏宕，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十年之后，欧阳修在奉使契丹途中，与沈遵重晤。夜阑酒半，沈遵又再次为他弹奏。后来，欧阳修与梅尧臣一起，为该曲填了词，还写下《赠沈博士歌》。欧、沈死后，庐山一位道教乐师崔闲，又请苏轼重填新词，到处传唱。欧、苏之词尚存，可惜沈遵的琴曲却失传了。
欧阳修在滁州时，也常有一些人慕名而来，向他请教古文。他对那些确有才志的后学，总是乐于为他们延誉，使他们“成就美名”（《梦溪笔谈》卷十五《艺文》）。在这些后学中，除章生、王向、孙秀才、徐无党和徐无逸兄弟外，还有一位江西秀才曾巩。曾巩（公元1019-1083年）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他第一次给欧阳修写信，是在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庆历新政”期间，他曾将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欧阳修看。这次来滁州，又将王安石的作品当面呈送欧阳修。欧阳修读后很欣赏，准备将其选入正在编辑的《文林》之中。但是，他发现王安石的思路不够开豁，作文有些机械模仿孟轲与韩愈，还存在着自造生僻词语的毛病。他表示很想见王安石一面，帮助他开阔文路，克服缺点。曾巩后来将欧阳修的意见转告王安石，王安石也完全接受了这些宝贵意见。
欧阳修贬往滁州时，梅尧臣曾寄给他一首长诗，诗中说：“仲尼着《春秋》，贬骨常苦笞。后世各有史，善恶亦不遗。”（《宛陵文集》卷二十六《寄滁州欧阳永叔》）梅尧臣这时年近五十，诗名虽愈来愈高，生活却仍然穷困不堪。对于自己的诗稿，他也往往不大收拾。其中一部分作品，还是妻兄之子代他整理成十卷，请欧阳修作序。欧阳修在这篇序言中，阐述了他关于诗歌的重要理论：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梅圣俞诗集〉序》
这是欧阳修认识上的又一进步：穷困的生活和苦难的遭遇，不仅是许多诗人共同的命运；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诗歌创作的主要源泉。他指出，并不是作诗能让人贫苦，而是艰难的境遇使诗人的抱负不得施展，于是，便不能不将内心蕴藏的情感，设法用最准确和巧妙的语言表达出来。他提出“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的卓越评断。这就把过去被颠倒了的因果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从而也在关于社会实践对文学创作的决定性问题上，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穷而后工”论是欧阳修继白居易之后，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重要贡献。它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欧阳修这一时期的诗歌，如《题滁州醉翁亭》、《谢判官幽谷种花》、《答吕公着见赠》、《游琅琊山》、《班春亭》等，也大都具有新的特色：一方面吸收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将诗歌散文化、议论化。另一方面，又在保持韩诗雄伟气魄的同时，避免了韩愈用语险怪的缺点，形成了平易晓畅、洒脱清新的风格。可以这样说，他的“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其实并不仅仅是从梅尧臣的经历中总结出来的，这中间，显然也包含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在内。假如要说“庐陵事业起夷陵”的话，那么，夷陵的确也只是一个开始；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获得成功的主观条件，是在他“十年困风波，九死出槛阱”的长期逆境里逐渐积蓄起来的。而当某些客观条件也接近成熟的时候，这一运动的高潮便快要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