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方剂与治法的关系
治法和方剂，都是中医学理、法、方、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法是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总结形成的，是在审证求因明确病机后，有针对性地采取的治疗法则，是后于方剂而产生的。早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已有治法理论的记载，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益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等，为中医学奠定了治法理论的基础。
东汉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创造性地使治法和方证融为一体，创立了辨证论治体系。后世历代医家对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总结，使治法内容更加丰富，且适应各种病证的治疗需要。
方剂是中医临床处方用药的基本形式，是在辨证立法的基础上选药配伍而成的。
所以，首先要理解方剂与治法的关系，才能正确地遣药组方或运用成方。二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方从法出，法随证立，以法统方，方即是法”。简单一点说，处方是依据治法而来，治法是根据证型确立的，明确治法就可以初步确定处方的具体药物，方剂与治法是统一的。
第二节方剂的分类
方剂的分类由于临床医家的意见不一，有多种方法，包括病证分类法、病因分类法、脏腑分类法、组成分类法、治法（功能）分类法以及综合分类法。
以病证分类的首推《五十二病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明代的《普济方》，清代《张氏医通》等，都是按病证分类方剂的代表作。这种分类方法，便于临床按病索方。病证分类法还包括了按临床分科，或以脏腑病证或以病因等来分类方剂的不同方法，如《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都是以病证分类为基础的相关方法结合的方书。
脏腑分类亦系病证分类之属，只是首列脏腑，下分病证，如清代巨着《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的“脏腑身形”等。
病因分类亦属病证分类，是以病因为纲，分列诸证，如宋·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清·张璐的《张氏医通》，都有此项分类。
以组成分类的上可追溯至《素问·至真要大论》的“七方”说。“七方”只是概括地说明制方的方法，并不是为了方剂分类而设。至金代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药方论·序》中说：“制方之用，大、小、缓、急、奇、偶、复七方是也。”这才明确提出“七方”的名称，并将《内经》的“重”改为“复”。于是后人引申为“七方”，是最早的方剂分类法。迄今为止，也还未见到按“七方”分类的方书。
确切以组成分类的当首推明·施沛的《祖剂》。该书选《黄帝内经》《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及后世医家的部分基础方剂，冠以祖方之名，用以归纳其他同类方剂。
清代《张氏医通》除按病因、病证列方外，另编一卷《祖方》，选古方34首为主，各附衍化方若干首。
以治法分类始于北齐徐之才的“十剂”说。唐·陈藏器《本草拾遗·条例》中提出“药有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十种”。宋·赵佶《圣济经》于每种之后加一“剂”字。金·成无己《伤寒明理论》中说：“制方之体，宣、通、补、泄、轻、重、滑、涩、燥、湿十剂是也”。至此在方书中才有“十剂”这个名称。但对十剂分类，还不足以完全概括临床常用方药，所以后世各家又有增益，如《本草衍义》于十剂外增加寒、热二剂；明代缪仲淳增加升、降二剂。方书中除清·陈修园《时方歌括》载方108首是按上述十二剂分类外，其余尚不多见。
明·张景岳按照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阵来分类方剂。有古方八阵，还有新方八阵，为便于专科临证运用，又另列妇人、小儿、痘疹、外科四大门类，作为补充。
可见，张氏的八阵分类方法是对原有功效（治法）分类方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清·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提出：“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明确提出了“以法统方”的思想，也是对方剂以治法分类从理论上的总结。
清·汪昂于《医方集解》中，开创了综合分类法，选“正方三百有奇，附方之数过之”，既能体现以法统方，又能结合方剂功效和治证病因，并照顾到治有专科。分别为补养、发表、涌吐、攻里、表里、和解、理气、理血、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除痰、消导、收涩、杀虫、明目、痈疡、经产、救急等二十余类。这种分类法，提纲挈领，切合临床实用，照顾面广，被后世多数医家所推崇，如清·吴仪洛的《成方切用》、清·张秉成的《成方便读》都是借用汪氏分类法。
总之，历代医家对于方剂的分类，各有取法，繁简不一。古今方书浩瀚无穷，数不胜数。加之一方可以多用，一方常兼几法，在整理历代方剂时，如何使分类细而不烦琐，简而不致挂一漏万，还需要很好研究总结。这实际上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高等中医院校最近几版教材从有利于教学和临床出发，借汪氏分类法为基础，将方剂学的内容具体分为解表、泻下、和解、清热、祛暑、温里、补益、固涩、安神、开窍、理气、理血、治风、治燥、祛湿、祛痰、消食、驱虫、涌吐等章节，并对其中内容较多的大章，再分为若干小节，尽可能做到法与方的统一，条理清晰，便于学习和掌握，为临床辨证论治和遣药组方打下一定基础。
各版《方剂学》教材均将解表剂分为辛温解表、辛凉解表与扶正解表三类，其中前二者主治风寒表证与风热表证，是从主治病证的病性角度分的，而后者主治虚人外感，又是从正邪虚实的角度分的，在一次分类过程中采用了两个分类标准，出现逻辑混乱。
类似错误还表现在清热剂、泻下剂、祛湿剂等章节。由于中医学术本身的特点和方剂学分类的复杂性，为了便于学习和记忆，我们认为教材的分类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本书中，为了便于自学和篇幅所限，我们采取治法分类方法，用八法（即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分类方剂。
第三节方剂的配伍
中医临床用药物治病，多数采用复方的形式。“方以药成”，在审证求因，明确病因病机的基础上确定治则、治法之后，就进入了具体的遣方用药阶段。要开出一首临床有效的方剂，必须重视两个重要环节，一是熟练的中药学知识，熟悉常用药物的功效及其配伍；二是掌握组方的基本理论。
方剂是由药物组成的，是在辨证立法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药物组合成方。方剂的配伍就是要通过合理的组方用药，达到减毒增效、治病救人的目的，充分发挥药物的功用，避免其偏性。所谓“药有个性之专长，方有合群之妙用”，就已经点明了方与药的区别。
一、方剂配伍的基本理论
方剂的形成最早是由单味药演化而来，是临床实践的结果，最早并无理论指导，待临床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为了解释方剂组成的原理，出现了多种理论学说，其中影响最大、比较成熟而且为大多数人公认的方剂配伍理论是君臣佐使理论，还有六气淫胜理论、五脏苦欲补泻理论等。
（一）君臣佐使理论
每一首方剂的组成，必须根据病情，在审证求因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药物，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如君臣佐使等，妥善配伍而成。这样才能达到主次分明，全面兼顾，减毒增效、治病救人的目的。
君臣佐使理论有两种。①《神农本草经》云：“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此君臣佐使为药物分类之理论，后世中药学的分类也并没有照此进行。②“君、臣、佐、使”组方基本结构的理论，作为组方原则最早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又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金代张元素则明确地说：“力大者为君”，并在《医学启源·用药各定分两》中更具体地指出：“为君最多，臣次之，佐使又次之，药之于证，所主停者，则各等分也。”
元代李东垣说：“主病之为君……兼见何病，则以佐使药分治之，此制方之要也”，并在《脾胃论》中再次申明：“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使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宣摄，则可以御邪除病矣。”清代吴仪洛进一步解释说：“主病者，对证之要药也，故谓之君，君者，味数少而分两重，赖之以为主也。佐君者谓之臣，味数稍多，而分两稍轻，所以匡君之不迨也。应臣者谓之使，数可出入，而分两更轻，所以备通行向导之使也。此则君臣佐使之义也。”根据历代医家的论述，现归纳分析如下。
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在一个方剂中，君药是首要的、必不可缺的药物，其他药物以君药为中心组方。其功用居方中之首，一般而言，其用量较臣、佐药大。
臣药有两种意义，一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的药物；二是针对兼病或兼证起治疗作用的药物。它的药力小于君药。
佐药有三种意义，一是佐助药，即协助君、臣药以加强治疗作用，或直接治疗次要的兼证；二是佐制药，即用以消除或减缓君、臣药的毒性与烈性；三是反佐药，即根据病情需要，用与君药性味相反而又能在治疗中起相成作用的药物。佐药的药力小于臣药，一般用量较轻。
使药有两种意义，一是引经药，即能引方中诸药以达病所的药物；二是调和药，即具有调和诸药作用的药物。使药的药力较小，用量亦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