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至和元年到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先后花费了六年多的心血，终于在梅尧臣等人的配合下，圆满完成了《新唐书》的主持修撰工作。也就是在这期间，王安石同欧阳修交往的关系更密切了。
王安石深知，欧阳修是“只喜文章不喜人”的。所以，当他得知仁宗皇帝要调欧阳修回京城主持修撰《新唐书》工作时，便急急忙忙去了当年他任职的安徽舒州之地，旧地重读，写下了亦很著名的《游褒禅山记》。
欧阳修看到王安石登门送来的《游褒禅山记》，果然兴奋得眉开眼笑。第二天，他便向仁宗皇帝推荐王安石为谏官，仁宗皇帝“准奏”。没想到王安石却推脱不干。他对欧阳修老师说：“费心费力不讨好，伴君如伴虎，流放和性命不保是早晚的事。十年前老师不就是榜样吗？到那时，我身边的祖母谁来照顾？”于是，欧阳修再次推荐，让他担任了开封府群牧司判官，和他一起任职的还有司马光。
王安石并非等闲之辈，在少年就怀有“济世大志”，岂能甘心在开封府群牧司做一判官？天怕过午，人怕三十。人生三十尔立，自己究竟立了什么呢？欲其在京城混日子，不如到外面做父母官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于是，他又不断上书请求外调。终于在嘉祐二年（1057年）获准，调任江苏常州知州。这才有了本文开头到欧阳修老师家里辞行的一幕。从此开始，形成了唐宋八大家完整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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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应该说王安石确是丞相之才。在地方做官，属于大材小用。因此，他每到一地任职，便政绩颇佳，“当地果真是风调雨顺，民安乐业。”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春，他又由常州调任江南江路提点刑狱，掌管监察司法和刑狱，并兼管农桑之事。不能不说，王安石的权力已经越来越大。
王安石在地方的政绩越来越显赫。他上任江南江路提点刑狱刚刚半年，便被朝廷调回京城开封，任朝廷三司度支判官。这时候，王安石感到机会来了，他觉得自己在政治上已经成熟起来，根据十五、六年做地方官的经验，他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已经有了深刻地认识，并初步在地方尝试了改革与实践。经过深思熟虑，他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于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春，写成了《万言书》，呈送给了仁宗皇帝。
没想到，他的壮怀激烈洋洋洒洒地《万言书》，仁宗皇帝不屑一顾，“庆历新政”失败的阴影至今还缠绕在他的脑海里，搅得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心有余悸自不必说。
《万言书》虽然被冷冻起来，却并没有影响到王安石的升迁。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王安石被任命为知制诰。当传旨吏进入其家让他跪下接旨时，他突然有了“心灰意冷，破罐破摔”的想法，转身躲进了内室。传旨吏跟进屋里，他又跑进厕所。闹得传旨吏无可奈何，只好把《诏书》放到他的书案上，告辞。见传旨吏跑了，王安石便追了上去，塞其诏书。进了屋里，他又怕仁宗皇帝见怪，便写《辞职不授书》……感到怀才不遇的王安石，苦闷极了，躲在家里，便用写诗来打发日子。其中，最有名的是《河北民》和《明妃曲》两首，现摘录如下：
《河北民》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明妃曲》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表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祗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风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王安石每写出得意作品，都要送给欧阳修看。欧阳修拿着《河北民》说：“你小子不要命了？”随后，他对《明妃曲》赞不绝口：“自古以来，凡题咏王昭君，都言汉元帝是多情种也，毛延寿是小人祸根也。唯你独出机杼，于形成定论中掏出新意，妙极！妙极！”欧阳修兴奋之际，拿起笔来，写成了一首《唱和》。一时间，京城文坛广泛传诵，影响至极，司马光和刘弊等一帮文人都争相有附和之作。
“人生失意无南北”。王安石在热热闹闹的文坛中，却独对明月感叹：明月照我还了，又有何用呢？“忠君报国，为民造福”的才志得不到施展。欧阳老师、司马光君实朋友，你们为何不知我此时失意的心情呢？
经过了一段意志消沉的日子，王安石很快校正了自己心中的罗盘，他不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毁了自己的一生。他还要为自己的终身理想随即奋斗。在同欧阳修近二十年的交往中，他终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与欧阳老师交往，为文可，为官太难！于是，他很快改变了谋略：在京城，广交韩、吕二姓。京城人都知道，韩吕二姓在当朝是世家旺族。于是，他便主动深交当时还都没显山露水的韩降韩维兄弟和吕公著等人。
好一个王安石，用心良苦啊！
韩降韩维二兄弟和吕公著都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他们三人极敬畏王安石的才华，常常在父辈面前炫耀他们和王安石的深厚友谊。
王安石又觉得和曾巩一年生的司马光，将来是个人物。于是，便主动和司马光接近套起近乎来：君实兄长，君实（司马光字君实）兄短没个完。
一时间，王安石在京城文人和士大夫中，名声大震。
嘉祐八年（1063年）仁宗皇帝赵祯去世，他的过继儿子赵曙即位，即英宗。
正当英宗皇帝手里拿着王安石当年写给父皇的《万言书》，寻思“积弊太多，如何裁救”时，王安石惊闻母亲病故的噩耗，忙辞掉了在京的官职，回金陵奔丧去了。
在封建朝代，守孝是衡量人品伦理道德的重要标准。因此，王安石在金陵渡过了英宗皇帝当朝的时光。三年里，王安石把改革变法寄托在新的皇帝身上，为了准备充分，王安石在金陵并不消沉，办起了私人书院，开始收徒讲学。从而为改革变法大造舆论，并培养了一批人才。
英宗皇帝是短命的，于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病逝。赵顼登皇帝位，即神宗。
皇帝短命，物是人非。忧国忧民的王安石在此时写了一首著名的《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出，传播深远，为后世词家赞叹不绝。不妨录一、二：据《景定建康志》引杨湜《古今词话》说：“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安石）为绝唱，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张炎在《词源论》中说：“词以意为主，不要蹈袭前人语意”时，就特意指出王安石的《桂枝香》是“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
《桂枝香·金陵怀古》传到神宗皇帝手里，神宗皇帝十分感叹：“在同题同调中，此作压倒众人，一洗五代旧习，净扫花间派绮靡风气，以开阔的眼界，博大的胸襟来俯仰古今，抒豪放深沉之心声。王安石，你那里是在金陵怀古啊，你实在是借历史警戒当朝之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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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是个“志气不凡，欲有作为”的皇帝，他励精图治先后启用了一批支持庆历新政的显赫老臣，欲以继续。没想到当朝韩琦、富弼、文彦博等老臣，面对辽、夏战事的步步紧逼谈改色变：“陛下即位之始，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不言兵！”
“爱卿们都太累了，该回家养老了。”神宗脸色难看的说。当朝宰相韩琦很知趣：“老臣愿辞职归去，安渡晚年。”
神宗皇帝欲励精图治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时朝廷上下要求改革的呼声占了主流。这时，韩降韩维和吕公著在朝廷已经成了神宗皇帝身边的红人，他们极力推荐王安石接替韩琦宰相位。据《元城语录》载：“当时天下舆论，以金陵（王安石）不作执政（宰相）为屈。”这时，在京城翰林院做学士的司马光忙给金陵王安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独负天下盛名三十年，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不能退，只能进。现在天下的人，不管认识你也好，不认识你也好，都认为只要你王安石执政，天下太平可以立政，生民百姓尽被润泽。”
司马光为了能让王安石尽快进京，又把这封信的内容让自己的得意门生刘安世广泛散播，一时间天下形成了一个公论：“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这舆论在京城传得纷纷扬扬，一时间，王安石成了京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大名人。身价陡增，直逼朝廷。独有苏洵与众看法不同说：“衣服脏了不洗，脸亦不洗，这样子是不近人情，不符合人性的。貌似生活俭朴，贤明有德，实则会最终发展成大奸大恶。”这就是当时逆潮流而动的《辩奸论》内容。苏洵写《辩奸论》来讽刺王安石，说他是王衍、卢杞等奸相合为一身的人。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神宗终于下了决心，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全权负责变法事宜。
王安石当初得到皇帝的圣旨，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吟诗道：“荣禄嗟何及，明恩渐未酬，欲寻西掖路，更上北山头。”
也许是皇帝的信宠，也许是《万言书》变法改革的主张压抑得太久，到了京城，王安石拜访了欧阳修老师后，便调集了苏轼、苏辙（没有记恨其父苏洵写《辩奸论》，亦算丞相肚子能行船）、吕惠卿、曾布等一班人，开始了大张旗鼓地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均输法出台。
同年九月四日，青苗法出台。
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农田水利法出台。
熙宁三年（1070年），将兵法和保甲法同时出台。
……
王安石的变法实质，是推翻几百年来历代相沿的旧秩序、旧制度，建立一个民安、富国、强兵的理想化的新社会。“民安的前提是减少高利贷盘剥。”这样就势必遭到一些达官贵族的反对。司马光出于朋友的关心和爱护，于熙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劝他注意舆论，步伐不宜过快，应谨慎从事。这时，苏轼对王安石的一些不成熟做法也提出了批评建议。
同年三月三日，司马光见王安石没有大理会，便又写了《与王介甫第二书》。这回，王安石沉不住气了，他不顾与司马光多年的友情，于第二天写成了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在这封回信里，王安石对司马光数干言的批评，只用了百十来字就驳得体无完肤，用笔刚劲峭拔，文章大家风范，一览无余。后世尽管有很多贬斥王安石的文人政客，但对这篇文章的犀利笔锋也不得不服，推崇备至。
王安石执政之前，朝廷上下官僚凭着对他的迷信崇拜都拥护支持他变法改革。当所制定的变法条令损害他们的利益时，就乱箭齐发，群起攻击。面对不断高涨地反对派的呼声，王安石毫不退缩，他答辩道：“所宽优的正是乡村那些贫民，所抑损的正是仕官、兼并之人及左右舆论的豪绅。”司马光本出于“朋友相互督促行善”的好心，规劝王安石“不要树敌过多，以免今后之路坎坷唯艰。”没想到，王安石来了个“杀鸡给猴看”，把司马光的两封来信以及《答司马谏议书》当朝公布，岂不惹恼司马光？面对王安石的心傲气盛，咄咄逼人的架势，司马光彻底失望了。他铁心与王安石绝交，又写了《与王介甫第三书》。
没有司马光，能有你王安石今天吗？苏轼知道王安石倔犟的任性脾气，知道再劝也无益，但他又不甘心王安石变法的不尽善尽美所带来的隐患和灾祸。于是他只好上书给神宗皇帝。奏折中说：“我想说的话，只三句罢了，希望皇上能结人心，厚风俗，存法度……现在君臣勤于政务，一年多了，而富国的功效，却茫茫然犹如捕风……青苗的时候向农民放债，自古以来都是严禁的。现在却由皇上开始执行，虽说不允许强行摊派，但谁能保证贪官污吏执行不走样呢？愿意贷青苗钱的人，都是弧苦贫弱无人接济的，到了灾年无收，自然还不上贷款，官吏又催之鞭挞过急，那么就会发生逃跑躲债现像。人跑了，其拖欠就要均摊到邻居保户身上。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天下百姓怨恨这件事，国史记载这件事，说‘青苗钱是从神宗皇上开始的’这难道不可怕吗？”
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想改变科举兴建学校，苏轼又上书说：“求得人才的途径，在于求其实……庆历年间曾建立过学校，至今徒有空名还荒废着。如今，又要征发民力来整修官舍，聚敛百姓的财富来供养那些游士。岂不是人为制造纷乱，给天下百姓造成苦难吗？”
由于变法导致的政见不同，王安石和苏轼的矛盾越来越大，已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
一日，苏轼听到王安石用“独断专行”来赞美神宗皇帝，内心便感到不安。第二天，就借考取进士策问的机会，发问为题：“晋武帝靠独断平定东吴而取得胜利，后秦苻坚用独断讨伐东晋而失败。齐恒公专行管仲而成就了霸业，燕哙专行子之而败亡。事情相同为什么成效不同呢？”以此想警示神宗皇帝注意。
王安石得知后大怒，立刻让御史谢景温劾奏苏轼的过错，搞得满城风雨。结果，却因苏轼“为人为事无过错”而不了了之。
苏轼预感前途不妙，便主动要求“去地方”，神宗皇帝最后准奏：“任杭州通判”。
8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间为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
熙宁六年（1073年）的一个春深夏初的日子。雨后初晴，苏轼忽然来了游西湖的雅兴。荡船湖中，天空又下起了艨胧细雨，于是诗兴大发，呤诵出《饮湖上初晴后雨》诗：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同船书童随后录之，同僚下属争相传阅。一传十，十传百，至今千载传诵不衰，使“西子”成了“西湖”的代名词。南宋诗人武衍云：“东坡一语惊高宗，杭州建都成南京”，“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清代诗人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一语道破妙处所在：“后二句遂成为西湖定评。”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届满，调任山东密州为知州。山东密州（今诸城县）难抵杭州繁华，人烟稀少，满目凄凉，苏轼不免情绪低落起来，遥望明月，忽然想起了死去的妻子——现葬在四川的王氏，至今已整整十年，哀思无限。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苏轼在梦里忽然看见了妻子……醒后，写成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乙卯[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