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间，欧阳修指着衣冠不整脸目不净的中年男子说：“姓王，名安石，字介甫，22岁考中进士，至今在京城内外已经做了十好几年官了。”
王安石忙站起来谦虚地说：“鄙人三十有七，真宗辛酉年生人，今年正好是本命年。十五年来，多亏欧阳老师提携，昨天接到朝廷旨令，调任常州知州，今日特向老师辞行。”
“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州》名贯大江南北。王——王叔，我敬你一杯。”王安石只比苏洵小一轮，聪明的苏轼想称“王兄”，觉得不妥，便改口为“王叔”了。
王安石和苏轼干了一杯后说：“都是欧阳老师的学生，还是称我为‘王兄’吧！”
“这样也好”，欧阳修指着身旁看上去要比王安石苍老许多的一位满头白发面相十分憨厚的人对苏轼说：“曾巩，字子固，早年丧母，父病故后又侍奉继母，并抚养了4个弟弟，9个妹妹，待弟弟妹妹的功名和嫁娶都有了善果，才跑出来求取功名利禄也。他都快知天命了，如今三十有九也。这不，刚和你一起中的进士也。”
“也称你为曾兄吧，曾兄与王兄的友谊早有耳闻，尤其是曾兄的才华更叫人敬佩。十年前的《墨池记》，早已拜读。相见恨晚。来，小弟敬兄长一杯。”
文人豪爽，曾巩双手接过苏轼斟满酒的杯子，捧起来一饮而尽。
欧阳修今天显得特别高兴，谁敬他都喝，人家都敬过了，他就自己喝。喝多了，话就多：“子瞻（苏轼字子瞻），你知道唐代韩柳领导的古文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吗？”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弱。恕小生斗胆直言，韩愈、柳宗元同起于中唐文坛，领袖一代，学子景从。他们以复古为理论基础，以骈文为斗争目标，坚决抵制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力求恢复先秦两汉文章表情达意形式自由的优秀传统。以此称谓的古文运动看是儒学的秦汉复古运动，实则是文学的革新运动，‘辞必已出，务去陈言’以复古求新变，便是这一古文运动的最终实质。”
“说得好！”欧阳修一扬脖，又是一蛊：“快说说韩愈柳宗元都有什么代表作？”
“韩文有《师说》、《进学解》、《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等。柳文有《天说》、《封建论》、《段太慰逸事状》、《捕蛇者说》、《三戒》、《永卅八记》；诗有《渔翁》、《江雪》。纵观韩柳诗文，可以说：大气磅礴，遒劲有力。语言富于独创，行文酣畅淋漓。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实则精裁密致，灿若珠贝，乃昌黎，子厚之流也。”
“精辟！精辟！老夫幼年4岁丧父，从贫困开始读书。当朝兴起百年，而文风还是对五代雕琢骈文的沿袭，只可惜大唐韩柳风没有延续刮下来。我在随州时才开始饱读韩柳文章，从此就立志团结一批有志只士，以韩柳为旗帜，彻底扭转当朝华而不实的文风。谈何容易？没有相当多的随从是不行的。光有随从写不出来相当多的好文章岂不又于事无补也？今天见到了汝，老夫不愁‘后继乏人了’。”欧阳修说罢，喝了一盅倒满，一扬脖又是一蛊，接着便伏在桌子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苏轼先是吓得惊惶失措。接着是奔过来呆若木鸡：“小生不知哪句话得罪了，请老师大人见谅。”
“汝知道吗？《刑赏忠厚论》本应名列前茅，我疑是门生曾巩所写，故降一等。老夫有愧于汝也！”说罢，欧阳修又大哭起来。
5
王安石，宋真宗天禧四年（1021年）出生于江西临江军府治内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官吏家庭。17岁那年初夏，父亲调任江宁府通判，便举家跟随父亲到了六朝古都江南金陵。
王安石生性聪明好学，从小饱读诗书成癖，常常是衣冠不整，废寝忘食。少年时便有了“忠君报国，为民造福”的宏远大志，试看他的《忆昨诗示诸外弟》：“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寥寥生伊威。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睎。”
真宗死，仁宗继位。18年后，又改年号，为庆历元年（1041年），王安石离开金陵，踏上了入京应试的旅途。
初到京城，入试没中。王安石便在东京住了下来，以便来年春再次应考。
在东京，他结识了年长他两岁的曾巩（字子固），并由曾巩引见拜访了欧阳修，通过文章成为了欧阳修的门生。王安石在欧阳修的点拨下，读书深一步，政治见解更独特，文章亦大有长进。在《答曾子固书》中说：“某自百家诸子之书，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又自述：“农夫女工，无所不问。”并慷慨陈词：“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夫）牧（民）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公）孔（子）所不敢从。”
欧阳修当时正得到仁宗赵祯皇帝的青睐，任命为谏官。皇上面对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与夏战事不断的尴尬境地，顺应欧阳修等谏官改革的呼声，正打算把在陕西刚刚打败夏元昊的范仲淹调回朝廷，“欲更天下弊事”。
第二年既庆历二年（1042年）春，王安石终于考中了进士，名列第四，被任命为“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八月，去扬州赴任，成为扬州地方行政长官韩琦（后来到朝廷当了宰相）的一名幕僚。至今流传不衰的七绝诗《泊船瓜州》，便是当时所做。“明月何时照我还？”今人解释为是“怀念金陵故乡”，实则不然。王安石是想重回东京，踏上朝廷啊！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被仁宗皇上从塞外陕西调回朝廷，任命为参知政事，同时任命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从此开始了史称的“庆历新政”。
范仲淹于庆历三年九月写成《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改革纲领呈现给仁宗皇帝。
陈十事，分别为“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官长、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范仲淹上书条陈十事，除“修武备”一项外，其他条款均在当年十月至次年五月之间，分别以皇帝诏书的形式按范仲淹的意愿颁行全国，统称为“新政”。
新政“明黜陟、抑侥幸”等触及了当朝高官们的既得利益，故而引起了强烈地反对。宰相章得像联合台谏官员，攻击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是“朋党”，诬蔑为“欺罔擅权，怀奸不忠”，欧阳修奋笔疾书《朋党论》，给予回击。正在僵持中，夏竦诬陷富弼要“密谋废除皇上”……仁宗皇帝开始动摇了，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等重臣遭贬出朝。
五月。铁塔下，范仲淹和欧阳修挥泪话别，互道“多多珍重，常常来信”，随后，一个踏上了河南邓州，一个踏上了安徽滁州。
河南邓州：东邻丹江口、西邻新野、北邻南阳、南接湖北襄阳，白河纵贯，汇入汉水，直通长江。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儿春去春来，范仲淹来邓州已有一载。他拜偈了卧龙岗武侯祠，正准备去新野凭吊当年三国的古战场之际，忽然接到了安徽知滁州欧阳修的来信。信中说：“我曾任夷陵县令及知滁州，以负罪謫官，闲僻无事，固将《五代史》试加补辑。累及，便去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今成《醉翁亭记》一篇，首句原为‘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文中二十一个‘也’字，有助于行文清晰，亦表达了陶醉于山水之间怡然自得神态也。今将原稿寄去，不知当否？还望老兄斧正。”
欧阳修的一篇《醉翁亭记》，孕育、催熟了《岳阳楼记》的诞生。
看罢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范仲淹忽然想起了现在岳州的老朋友滕宗谅。宗谅和他同年中进士，友情一直很深。宝元三年（1040年）西夏攻延州，战况危急，自己被朝廷调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在抵抗西夏用人之际，自己向朝廷推荐他任了一方军职，口碑皆佳。庆历三年（1043年）自己被仁宗皇帝调升朝廷，任参知政事。不久，宗谅他便被人诬告，贬为巴陵郡。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十五日，他来了一封长信，欲求《岳阳楼记》。当时正忙于朝廷的庆历新政，便无暇顾及，荒废一边了。今因庆历新政，自己和欧阳修都遭贬斥。转眼一年间，欧阳修这小老弟倒意志高昂，又独撰《新五代史》，又写《醉翁亭记》。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何不仿效韩昌黎、柳子厚、欧阳醉翁，来篇后人值得一读的《岳阳楼记》呢？！想到这，他又从书柜里找出了滕宗谅前年的来信，展开重读：
“庆历四年六月十五日，尚书祠部员外郎，充天章侍制，知岳州军州事滕宗谅，谨驰介致书，恭投邠州回路安抚，资政谏议节下：
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有唐以来文士编集中，无不载其声诗赋咏，与洞庭、君山率相表里。宗谅初诵其言，而疑且未信，谓作者夸说过矣。去秋以罪得兹郡，入境而疑与信俱释。及登楼，而恨向之作者所得仅毫末尔……亦欲使久而不可废，则莫如文字。乃分命僚属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二张（张说、张继）二杜（杜甫、杜牧）逮诸大人集中，摘出登临寄咏，或古或律，歌咏并赋共七十八首……又明年春，鸠材仔工，稍增其旧制。古今诸公于篇吟，率无文字称记。所谓岳阳楼者，徙见夫屹然而踞，岈然而负，轩然而竦，伛然而顾，曾不若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宁堪乎久焉？……知我朝高位辅臣，有能淡味而远托思于湖山数千里外，不其胜欤？当年范公在边塞所吟咏的《渔家傲·秋思》、《苏幕遮·碧云天》，僚属至今记忆犹存。谨以《洞庭秋晚图》一本，随书贽献，涉毫之际，或有所助，干昌清严，伏惟惶灼。”
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这么客气呢？读罢《与范经略求记书》，范仲淹文思涌动，心潮澎湃得有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突然眼前一亮，还去新野干什么？何不乘白河，入汉水，漂长江，去洞庭湖呢？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一来看看老朋友，二来散散心情，三来还了宿债，岂不一举三得。想到这，他忙呼唤书童小勤：“快快准备，我们去岳州！”
春去秋来，范仲淹终于不负滕宗谅的盛情款待，在重修一年多的岳阳楼上，面对数月细腻观察的洞庭湖，将《岳阳楼》一挥而就——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时（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
《岳阳楼记》一出，滕宗谅即请当时写过《沧浪亭记》的诗词文兼书法俱佳的苏舜钦（1008年～1048年）为《岳阳楼记》的碑刻书法之人。黄庭坚（1045年～1105年）后来曾周游到此，称其苏舜钦笔法“清瘦劲健”。
《岳阳楼记》对后世影响十分巨大。楼因记存，记因楼声名远播。谁都知道《岳阳楼记》，重点不在记楼，而是通过描绘岳阳楼周围气像万千景色和对“迁客骚人”两种不同览物之情的否定，抒发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情怀。遗憾的是，今人研究却误入歧途，发出了“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之前是否来过岳阳”的疑问？一时间还真够热闹，一种人认为他未来过岳阳，史书上根本没有记载，是完全凭借着滕宗谅给他寄去的《洞庭秋晚图》与求记书而“闭门造车”的；另一种人则认为他来过岳阳，捧出《范文正公全集》，在卷三《新定感兴五首》中，找出“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来论证，范公是到过洞庭湖的……其实，史书没有记载的事情多了。就是有记载，谁又能保证改朝换代这么一千多年来的丢失或抄抄写写过程中的文字误呢？
说别的都有点太多太过了，我们真该感谢北宋仁宗年间的“庆历新政”的失败，不然，怎么会有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呢？
在有关“王安石的篇章里”，大谈《醉翁亭记》孕育了《岳阳楼记》，又及名篇佳作的诞生离不开庆历新政，这不是离题太远了吗？似乎有点。但还需要申辩：《岳阳楼记》和庆历新政，对王安石的影响太大了。因为没有庆历新政，就没有王安石熙宁年间（1068年～1078年）的变法。没有王安石的变法，也就没有苏轼的遭贬，同时也就没有苏轼的那么多脍炙人口流传甚广的名作名篇问世。请读者见谅吧，就算多费了些“游离主题”的笔墨。
还是回到“王安石”上面来吧。
“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发出感叹后不久，三年任期届满，转眼到了庆历五年（1045年）秋。史书上说，根据北宋官制，王安石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有关文章献给朝廷有关部门，请求在京城史馆试官，但他“恬退无争，淡泊名利”，而被公事公办安排到浙江明州鄞县做了一个小官。
小官归小官，但王安石却大有作为。王安石上任后，风餐露宿，常年扎根于乡农之中，勤政至极。革旧兴新，现场办公，大兴水利，鄞县三年，达到大治。王安石亲自撰写《救善方》碑刻，矗立县衙大门外面，名曰“救乡农于水火之中”，实则为自己树碑立传。
随着鄞县大治，王安石名声鹊起。当时，文彦博任宰相，极为赏识王安石的才华和人品，便破格提拔王安石为舒州通判。舒州三年任满后（1048年秋），便召他回东京，任史馆之官。当时，人们都把史馆称为“储才之所”。在其部门供职，是晋升到朝廷的最方便最快捷的阶梯。因此，对大多数的官迷来说都是“求之不得”。可对王安石来说，则“不屑一顾”，仍要求“到外地去为百姓办些实事”。相持数年，王安石于“至和元年（1054年）七月某日”来到了安徽褒禅山。褒禅山属舒州之地。这次来到褒禅山，亦算做旧地重游吧。他邀了庐陵（今江南去安）萧君圭等四人登山涉后洞，步欧阳修《醉翁亭记（1046年）》、范仲淹《岳阳楼记（1046年）》、曾巩《墨池（1048的）》等后尘，写下了著名的《游褒禅山记（1054年）》。王安石是不甘心落在人后的。这篇散文同《岳阳楼记》一样，重点不在记游，而是就游山时所看“有碑仆道”，所进“谓之后洞”，来抒发感慨，议论一、二见解：其一，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想取得成功结果，必须有不畏险阻，宁折不弯的精神。其二，用当今的话说治学应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宦海漂游，沉浮不定。《新唐书》的修撰工作，使欧阳修的仕途又有了曙光。宋仁宗皇帝等朝廷大臣很不满意晋刘昫所编撰的《唐书》。仁宗庆历五年，仁宗正式下诏设局修史。按仁宗皇帝的想法，“庆历新政”刚刚失败流产，欧阳修主抓这件事是再合适不过了。没想到，当朝宰相等宠臣一致反对，最后只好任命贾昌朝为提举负责修撰。至和元年（1054年）的一天，仁宗皇帝早朝下来，忽然看到一名太监正在看《新五代史》。仁宗皇帝抢过一看，便爱不释手。由《新五代史》又想到了《新唐书》，仁宗皇帝忙设朝过问《新唐书》所撰一事。不问则已，一问气极：“都十年了，才只有宋祁‘列传’的草稿，‘纪志’等俱未有草卷影，简直气煞眹了。你们看看人家欧阳修，遭贬在外，处境不佳，却有闲情逸致，写《醉翁亭记》，一个人独编《新五代史》。还愣着干什么？赶快传圣旨，命欧阳修立即回京城，主持刊修《唐书》，负责本记、表、志的全面编撰。退朝！”
现今流行的《新唐书》是欧阳修和宋祁合修的。用欧阳修的长子欧阳发的话说：“初，奉撰《唐书》，专成记、志、表，而列传则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体不一，诏公看详，令删为一体。公虽受命，退而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恶如己意？’于是，一无所易。”从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欧阳修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和谦虚以及不居功自傲的高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