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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会见唐宋八大家(5)

苏轼在密州,心情越来越不好,去年想念亡妻,今年又怀念起了苏辙——子由弟。自己外放杭州,子由弟亦随之外放。京城一别,已有六、七年没见。听说他现在齐州任职(今山东济南),不知是否可好。于是成《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丙辰[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洒问青天。不知天上官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在密州有诗词吟诵,后调任徐州(今江苏)、湖州(今浙江)任知州时,亦有大量诗词吟诵。一些诗词涉及到了王安石变法的弊病和残缺,传到了京城。有人秘密收集,并添枝加叶说“苏轼诗文恶意攻击新法并影射皇帝”,密告给王安石。王安石已知“苏轼无野心,只发发牢骚罢了”,便“置而不问”。

不久,王安石痛失爱子王雱。人世沧桑生死难料,功名利禄皆是过眼云烟。他开始心灰意冷。于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便提出“辞职归乡”。神宗被逼无奈,终于让王安石带使相(有官价,无实职)兼任判江宁府职,重回金陵。元丰二年(1079年)又封他为荆国公。

王安石一离开京城,朝廷里的一些嫉妒苏轼的小人舒亶等便加紧活动起来,终于在元丰二年(1079年)秋,形成历史性的“乌台诗案”,将苏轼从湖州抓捕回东京下狱。王安石在金陵听到这个消息,忙设法营救,给神宗皇帝的奏折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宰相肚子能行船,皇帝的心胸岂不如罢去的宰相。苏轼在大狱里关押了一百多天,神宗也没看出苏轼的诗文有什么大罪,便下令把他释放,迫于当朝小人得势,无奈将其贬谪到黄州(今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

黄州团练副使,实际是一个极小的空头官衔,所挣俸禄不够糊口,初来乍到,住在一所破庙里。时为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江边白雪还没融化,寒气袭人。苏轼躺在破庙里睡不着,写成了被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关于这首词的主旨,有许多种说法。一种认为:为怀念亡妻王氏女作。再认为:为温都监女作。还有的认为:为影射讽刺现实作。比较流行的说法,当属黄蓼园《蓼园词选》所说“自写在黄州之寂寞”以及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的“此亦有所感触”为是。词中以孤鸿自喻,表明了作者既孤苦伶仃又不愿合流同俗,从而反映了政治失意后无奈的孤寂心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苏轼在黄州吃饭已成了问题,后来靠朋友的帮助,弄到了一小块田,自己耕耘起来。此地靠东山坡,东山坡上又盖了一间小草房,他便居住了下来。算是自寻其乐吧,自己给自己起了个雅号,叫“东坡居士”。从此,“苏东坡”便被人叫开了。

在逆境中始终情绪消沉的生活,并不是苏轼的性格。他很快从思想的低谷中走出,游山看水,勤奋写作,以便不辜负欧阳修老师的栽培。

神宗元丰五年(1080年),七月和十月,苏轼约友人先后两次游览黄州城外的赤壁(赤鼻矶)。归来后,写了两篇赋,头一篇叫《赤壁赋》(现今称《前赤壁赋》),另一篇叫《后赤壁赋》。写了两篇赋,苏轼还感觉余兴没尽,于是又写了一篇激情奔放意境深远的词《念奴娇·大江东去》——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需要指出的是,真正的三国赤壁之战所在地,没有人能说得清。黄州是,江夏、汉阳、汉州亦是,嘉鱼更是。今人经过大量考证,“嘉鱼之地”占主导地位。据此,便有好多人写文章,说博学多才的苏轼在“假赤壁”闹了一个大笑话:“张冠李戴生了一个怪胎”。其实,苏轼并没有以讹传讹,要不然他怎么会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呢?如果还不足以说明的话,再请看他的《与范子丰书》:“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传云曹公败所,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

此词一出,便生出很多佳话。俞文豹《吹剑续录》说:“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据《东坡志林·记游庐山》说,苏轼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由黄州赴河南汝州任团练副使时经过九江,于是登临庐山,见“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但毕竟山水天上人间,触发灵性,不能自抑,写了近十首庐山记游诗。今漱玉亭前,三峡桥下,苏轼当年均有诗作(有《庐山二胜》等诗为证)。作为游觅庐山的总结,这首形像与哲理高度完美偕和的《题西林壁》,便应运而生了。

石钟山(今江西湖口县)位于鄱阳湖与长江汇流交口处。从庐山到石钟山一百多里地,中间仅仅隔着鄱阳湖。庐山在湖西,石钟山在湖东。

苏轼和长子苏洵等人从庐山上下来,便从鄱阳湖上泛舟,去了石钟山。著名的《石钟记》便产生了。

《石钟记》第二自然段云:“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丁丑(初九日),余自齐安(湖北黄州)舟行适临汝(今河南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

实际上,苏轼从湖北黄州出来,并没有去临汝。河南临汝在黄州的西北面,离黄河不远。苏轼“舟行适临汝”真的是南辕北辙,江西湖口在黄州的东南面,邀长江伸手可及。那么到底是谁搞错了呢?

王安石变法之始,宋神宗对苏轼的才学就十分看重。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之所以未行,是苏轼的上书奏议起了作用。奏议呈上,神宗看后即说:“我原来就怀疑这项改革行不通,读了苏轼的奏议,更加清楚明白了。”乌台诗案后,苏轼含冤被贬黄州,神宗仍对苏轼不忘。一日,神宗对当朝宰相说:“国朝史事,文笔重要,调回苏轼润色如何?”当朝小人嫉妒苏轼的才华,找出种种借口阻挠。神宗皇帝仰天长叹:“苏轼被贬,闭门思过,熬苦数载。人才实在难得啊!朕不忍心弃他终身在外。”说罢,便亲笔御旨,调苏轼回比邻西京洛阳的临汝。苏轼接到皇帝的圣旨,便从黄州启程了。南辕北辙,说是去临汝赴任,实际走的方向正相反。其实,他心里落脚点是在江苏扬州。《石钟山记》一写完,他便向皇帝上书。上书说“自己处境饥寒,江苏常州还有点薄产。请求回常州为安。”神宗见了苏轼的奏折,思虑再三,还是“恩准”了。

我们今天真应该感谢苏东坡这个“土之皮”,跟皇帝玩了一个“小心眼”,要不然,我们怎能有《题西林壁》和《石钟山记》读呢?

苏轼得到了皇上的恩准,长子迈又把父亲“送之至湖口”……面对浩浩荡荡的长江,父子含泪话别,早没了游石钟山的神态,随着船公的一声吆喝:“开船不等客了!”,苏轼便乘船顺流而下……

9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为副宰相,开始变法,到了第二年十二月(1070年)和早年好友韩维一起升为正宰相。

王安石与司马光因《答司马谏议书》公开后,便彻底决裂,化友为敌。

司马光把一大批反对变法的人召集在自己的门下,如老宰相(王安石初入仕途的顶头上司)韩琦、编修《新唐书》的积极支持者曾公亮、曾布、富弼、唐炯、文彦博(早年宰相十分器重王安石并提拔)等,与王安石公开进行较量……

在“反对变法”的呼声越来越高涨的情况下,神宗有些举棋不定了。王安石抓住了神宗“想变革,又怕乱”的心里矛盾状态,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立即“称疾不出”,呈上《乞罢政事表》。这时,韩绛、韩维兄弟二人还和王安石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便极力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以免重蹈庆历新政复辙”。神宗无奈,便让司马光代写圣旨。司马光借神宗的口吻狠狠地把王安石讽刺了一番:“如今士大夫沸腾,黎明百姓骚动……你的雄才大略怎能无用武之地,朕希望你照常处理公务……”

王安石接旨,怒不可遏,立即上书给皇帝进行驳斥辩解。

论辩才,小小的神宗皇帝,哪是王安石的对手,忙亲写手谕认错:“诏中两语,有些言过其辞,也是朕失于详阅。如今再浏览时,有些惭愧。”

识时务者为俊杰。王安石见好就收,不再装病又上朝主事,继续搞起他的改革了。

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春,京东、河北两路发生了暴风的灾异现像,百姓十分恐慌。反对变法的人见机可乘,又征得了神宗皇帝的圣旨:“暂停变法,以对天变”。王安石傲气十足,扣下这道圣旨,不予传达贯彻。并提出了“三不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司马光又抓住“三不足”的把柄,在社会上大做文章,让谋求官职的人答卷辩驳:“市上流传‘三不足说’,为奇谈怪论。愿闻所以辩之?”

欧阳修见自己早年的学生——王安石和司马光闹得太凶,便出面做调解工作:“人言还是可畏也,好友因政见不同也,再继续闹下去,恐怕将来名声不好也”。

王安石丝毫不顾师生之谊,一针见血地说:“政见不同既政治不同。什么叫政治?轻者说,你下我上;重者说,就是你死我活。”

欧阳修见王安石不可救药,便请求“解职归家”。神宗皇帝想挽留,王安石却说:“欧阳修依附韩琦,同情司马光,在一郡就败坏一郡,在朝廷就败坏朝廷,留下何用?”

欧阳修回到家里,面对范仲淹的画像大哭:“范兄,怎么才能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

欧阳修解职归家不久,司马光又遭到王安石的排挤:“徙许州”。司马光拗不过王安石,便保证“自是绝口不复论事,请改徙西京御史台,专心于编制《资治通鉴》。”

我们还真得再一次感谢王安石变法,要不是王安石的不容人,哪有司马光居洛阳十五年,一举成修《资治通鉴》呢?

欧阳修解职在家,忧愤成疾。他感到有生命的日子已经不多,便重新润色了《新五代史》和《新唐书》,又把早年“著书立说”自己完成的有关古代文物的收集、著录、考辩的《集古录一千卷》重新校对,随即又完成了《集古录金石跋尾十卷》。不久,便撒手人寰,在他的范兄(范仲淹)走后的二十周年,羽化成仙了。

面对众叛亲离,王安石变法的决心不改,更加坚定。新春佳节时,他写了那首《元日》诗——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酥。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然而,老天不支持王安石,熙宁六至七年(1073年—1074年)连续干旱,年景无收,流民遍野。京城内外,童谣四起:“去安石,天乃雨。去安石,天乃雨!”两宫太后(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再一次逼迫神宗停止变法。神宗无奈,终于找王安石商量:“该如何是好?”

王安石无奈,“愿罢相”回金陵任知江宁府。在罢相前,他向神宗皇帝建议:继续贯彻新法,任命“传法沙门”韩绛为宰相,任命“护法善神”吕惠卿为副宰相。后事安排完妥后,王安石于熙宁七年(1074年)五月三日回金陵了。

吕惠卿是个小人,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王安石罢相后,他以为时机到了,借继续推行新法之机,网罗党羽,遇事不尊重宰相韩绛意见,又不能容忍朝中沈括、李承之等一大批有影响的老臣,于是又有了“请王安石入朝辖治吕惠卿”的呼声。此时,宰相韩绛趁机向神宗上奏章:“天下之人思念荆公(王安石),请陛下恢复其相位。”神宗皇帝准奏,王安石于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官复原职,重新执掌帅印。帅印丢而复失,间隔仅十个月。为了讨好王安石,神宗还任命他的儿子王雱为龙图阁直学士。王雱假意一番谢职不受,吕惠卿劝说皇帝准奏。岂不惹恼王氏父子?

王安石从金陵迁回东京,又继续深化了他的变法,并同吕惠卿的矛盾公开化。吕惠卿有点不服天朝管了。

王雱背着王安石暗地网罗党羽,搜缉吕惠卿罪证,假传圣旨,想置吕惠卿于死地。吕惠卿知道后,在皇帝面前狠狠告了王安石一刁状。王安石回到家里,问明原委,把王雱一顿臭训,王雱在父亲面前有苦难言,有辩说不出,只好暗生闷气,暗自憋火。不久,王雱后背生了个大痛疽,不治身亡。

“一日风鸟去,千年梁木摧”。不到二十岁的王雱,生性聪敏,才华出众。爱子英年早逝,使王安石有点看破红尘,不再迷恋仕途和变法。从此,心灰意冷,“老来厌世语,深卧寒门窦”,痛失爱子,常常使他吟诗大哭。自此后,王安石多次向神宗皇帝提出辞职。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神宗皇帝终于同意王安石回了金陵。

从熙宁二年(1069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在相位八年,推行变法,可谓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10

苏轼自贬黄州,十分钟情于山水,游完庐山、石钟山后,便获神宗皇帝恩准,由去河南临汝改为去江苏常州。

苏轼乘江船,顺流直下,不几日便到了江苏金陵——南京,南京是常州的必经之地。时值神宗皇帝元丰七年(1084年)七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