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同学约瑟夫·达乌朗在路上走，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向我们讨钱。同学给了他五法郎银币。
我很奇怪，于是，他向我讲了下面的故事：这个可怜人让我想起一件事，这么多年，我从没忘记过。我现在就告诉您。
我家本来住在勒阿弗尔，不算富裕。我有两个姐姐，家里只有父亲工作，每天很晚回家，没有多少收入。
母亲因为生活拮据常用尖酸刻薄的话数落父亲。可怜的父亲听到这些话就会张开手掌抚在额头上，好像要擦并不存在的汗珠，而且他从不反驳。我能体会他无能为力的痛苦。我们从不接受别人请吃饭，为的是不必回请。买日用品常常是打折的，或者是积压的库存。姐姐们的裙子都是自己缝的，为了省钱，常在用料上斟酌好久。我们常吃浓汤和牛肉，据说又营养又卫生，不过我情愿吃点别的东西。
我要是丢了纽扣或撕破了裤子，一定会被他们训斥。不过每逢星期日，我们都会穿戴整齐到防波堤上散步。这时，父亲穿着礼服，戴上礼帽，套上手套，让母亲挽着胳膊。母亲穿戴得花花绿绿，像是节日挂满各种旗子的海船。姐姐们总是最先打扮好，等候出发的信号。不过，最后一刻，总有人在父亲的礼服上发现一处污迹。于是，我们赶忙用浸着汽油的破布把它擦掉。
父亲脱下礼服，露出两只穿着衬衣的胳膊，等我们帮他把污迹擦干净。这时候，母亲总会戴上近视眼镜，脱下手套以免弄脏。稍后，我们心情舒畅地上路了。姐姐们挽着胳膊在前面走。她们都到了结婚的年龄，父母愿意她们在城里多走动。我靠在母亲的左边，她的右边由父亲护卫。现在，我还记得可怜的父母在散步时的神情，严肃庄重，不苟言笑。
他们挺起腰，伸直腿，大步地走，好像他们的行为关系一桩极其重要的事。每逢星期日，看见那些从远方回来的轮船，父亲总说同一句话：“唉！
如果于勒就在那船上，该多么令人兴奋啊！”于勒叔叔是父亲的兄弟，是家里唯一的希望。
我童年起就听大家不断提起他，我对他已经很熟悉了，大概一见面就能认出他。他动身去美洲前的事我都知道，虽然大家谈起他那些经历总是压低声音。
他当初品行不端，曾经挥霍家里的钱。在富人家，一个人寻欢作乐无非被叫成花花公子。在贫困的家庭里，若是一个孩子逼父母动家底，那就是坏蛋，是流氓！即便看起来行为类似，这样区分还是正确的，只有结果才能判断行为的对错。
于勒叔叔吃光自己那份遗产后，还把属于我父亲的挥霍了。家人按照惯例，送他上了一艘勒阿弗尔开往纽约的商船，到美洲去了。
于勒叔叔在那里做了不知什么生意，不久就写信说自己赚了点钱，希望能够补偿我父亲的损失。这封信给家里带来了希望。于勒，从前一无是处，现在变成了一个正派人，一个有良心的人。
一个船长曾经告诉我们，于勒叔叔租了一家大店铺，经营着大买卖。两年后，我们收到了他第二封信。信中说：亲爱的菲利普，我写信给你免得你惦记我，我身体很好，生意也不错。
明天，我将起程去南美洲做一次长期旅行，也许几年没有消息。如果我没写信给你们，请不必牵挂。一旦我发了财，一定立刻回来。希望不久就可以见面，将来我们可以一起过舒舒服服的生活……这封信成了我们家的《福音书》。大家不时读着，并拿给所有认识的人看。
十年中，于勒叔叔真的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但是时间越久，我父亲的希望越大。母亲也时常说：“心地善良的于勒回来之后，我们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真是一个能干的人！”
每逢星期日，看着轮船向天空吐出蛇一样的煤烟出现在水平线上，我父亲就重述着他那永不改变的话：
“哦！如果我的弟弟于勒就在上面，该多么令人兴奋啊！”大家都指望看见他扬起手帕喊着：“喂！菲利普。”叔叔回国的事我们坚信无疑，甚至盘算过无数的计划，甚至打算用叔叔的钱去买一所乡村别墅。我不确定父亲商量过这件事。大姐当时二十八岁，二姐二十六岁。她们还没有结婚，全家人都为此发愁。
终于，有人给二姐介绍了一个机关职员，虽然不富，但是为人正派。我一直认为他下决心向二姐求婚，是因为某晚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
父母毫不犹豫答应了，并决定婚礼之后，全家到哲西岛旅行。对穷人来说，哲西岛是个不错的游玩地点。小岛属于英国，只要乘船渡过海峡，就到了国外。一个法国人只要航行两小时，就能出国旅游，研究一下英国国旗覆盖的岛上的风俗。即使据说那儿的风俗十分不好。到哲西岛旅行，成了我们一家的梦想。
终于，我们起程了。那天的情景记忆犹新：轮船在码头边鸣响了汽笛，父亲慌忙张罗着我们那三件行李上船；母亲挽着未婚姐姐的胳膊。自从二姐出嫁后，大姐就孤单得如同唯一一只留在窝里的鸡雏。那对新婚夫妇跟在我们后边，弄得我时常回头看。
我们终于都上船了。船离开堤岸，在一片平坦得像翠色大理石桌面的海上行驶。海岸向后退去，我们像不常旅行的人一样，十分开心。
父亲穿着那件细心擦干净污迹的礼服，挺着大肚子。他的四周，散发着出门的日子必然能闻见的汽油味。
突然，他看见两位先生正请两位时髦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裳褴褛的老水手，用小刀撬开牡蛎壳交给两位先生，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她们吃法优雅，用一块精美的手帕托起牡蛎，嘴向前伸免得弄脏裙子。随后，她们迅速喝下汁水，把壳扔到海里。父亲被她们气派、文雅的动作吸引了。于是他走到母亲和姐姐身边，问：
“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母亲怕花钱，迟疑起来，但是姐姐们立刻同意了。母亲不快地说：“我怕消化不好，你请孩子们吃吧。可别多吃，吃多会生病的。”随后，她又转过来对着我说：“至于约瑟夫，他不用吃了，别把小孩惯坏了。”我只好留在母亲身边，心里觉得区别对待很不公平。我注视着父亲，他郑重地引着两个女儿和女婿走向那个衣裳褴褛的老水手。那两位太太刚刚走开。于是，父亲指点姐姐们应当怎样吃不会让汁水洒出来。他拿起一个牡蛎模仿那两位太太，汁水一下子就溅到礼服上了。接着，我听见母亲嘟囔：
“哎呀，老老实实待着多好！”突然，父亲好像不安起来，他走开几步，盯着围在卖牡蛎的身边的女儿、女婿。后来，他向我们走来。我看见他脸色苍白，眼神也不寻常。他低声对我母亲说：“奇怪，那个卖牡蛎的看起来真像于勒。”
母亲有点呆住，问：“哪个于勒？”父亲说：“就是……我的弟弟啊……如果不知道他在美洲，我真以为那就是他。”母亲有些慌张了，结巴着说：“你傻了吗？既然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还说傻话？”
但是我父亲还是不安，他说：“你去看看吧，亲爱的，你亲眼去证明一下。”
于是，母亲站起来去找两个女儿。我开始观察那个老水手。他又老又脏，满脸都是皱纹，眼睛一直盯着手里的活。
母亲回来了，我看见她正在发抖。她快速地说：“我相信是他。你去向船长问问吧。一定要慎重，免得这坏蛋再来祸害我们！”
父亲去找船长，我跟在他身后，异常激动。船长是一个瘦瘦的高个儿，留着长胡子，正气定神闲地在甲板上散步，仿佛自己指挥着的是开往印度的邮船。父亲客气地、带着恭维向他询问出海的事：哲西岛出产什么？人口有多少？有什么风俗？土壤有什么特点等。后来，谈到了我们乘坐的这艘船，又谈到了船上的人员。终于，父亲用一种不安的声音问：“先生，船上有个卖牡蛎的，好像很有趣。您知道关于他的事吗？”
船长对这番谈话已经不耐烦了，他冷冷地回答：“他是我去年从美洲带回来的，一个法国老流浪汉。他说还有亲属住在勒阿弗尔，不过他欠了他们一些钱，不好意思回去找他们。他叫于勒，可能姓达尔旺，总之是和这差不多的姓。听说从前他在国外发过财，现在却到了这个地步。”
父亲变得面无血色了，哑着嗓子说：“啊！啊！是这样……我没什么奇怪的……非常感谢您，船长。”
说完，父亲就走了，船长莫名其妙地看着父亲的背影。父亲回到母亲身边，脸色十分难看。母亲对他说：“快坐下吧，别让大家看出来。”父亲一下子坐在长凳上，结结巴巴地说：“没错，是他，确实是他。”随后他问：“现在我们怎么办？”
母亲马上回答：“应当让孩子们走开。约瑟夫什么都知道了，就让他去叫他们回来吧。记住，一定不要让女婿起疑心。”
父亲像是受了很大的刺激，低声说：“要大祸临头了！”母亲突然发火了，对父亲说：“我早就知道那浑蛋做不了什么好事，迟早会回来拖累我们！一个笨蛋，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呢……”父亲用手心抚着额头，像以前受到母亲责备时一样。母亲又说：“把钱给约瑟夫，叫他去付清吃牡蛎的钱。万一被他认出来，这船上就有好戏看了。我们到另一头去，千万别让那个人靠近我们！”给了我五法郎后，她站起来走开了。姐姐们正在等父亲回来。我说母亲有点晕船，然后问卖牡蛎的：“先生，应当付您多少钱？”我真想说：“我的叔叔。”他回答：“两个半法郎。”我把五法郎给他，他把找零递给我。
他的脏手布满皱纹，衰老的脸上带着愁苦。我心里对自己说：“这是父亲的弟弟，我的叔叔。”
我给他半法郎做小费。他赶紧向我道谢：“上帝保佑你，我的少爷！”声调是穷人接到施舍时的声调。我想，他在国外一定讨过饭。此时，姐姐们诧异地望着我，为我的慷慨感到吃惊。我把两个法郎还给父亲，母亲又吃惊了，她问：“吃了三个法郎？不可能。”我用坚决的口气说：“我给了他半法郎小费。”
母亲盯着我说：“你疯了吗？拿那么多钱给那个人，给那个老叫花子……”
父亲望着女婿使了个眼色，她才停下来。
随后，大家都不出声了。放眼望去，天边一个紫色的小点正从海里冒出来，那就是哲西岛了。船快要靠岸时，我心里忽然有了个强烈的想法，我想再看一眼我的于勒叔叔。想对他说几句温暖的话。但是，我找不到他，已经没人要吃牡蛎了，他应该回到肮脏的底舱去了。
回家时我们换了另一条轮船，为了避免和他相遇。母亲满腹心事十分发愁。
此后，我再也没见过我父亲的弟弟于勒！我那么慷慨地对待一个流浪汉，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