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前后历时13年，跋涉万余里，到过许多国家和地区，了解了沿途的风土人情，地形物产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状况，传播了中华民族对外族的友谊。这是历史上我国政府派往西域的第一个使团，史书上誉为“凿空”，即是一次空前地探险。他们出发时100多人，回来时只剩下张骞和甘父两个人了，足见此行之艰巨。张骞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并建议和西域各国友好往来，共同联合抗击匈奴。汉武帝十分重视张骞的报告，认真分析了形势，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任命张骞为太中大夫，做皇帝的参谋。他的向导甘父被提拔为奉使君，都成为有功之臣。张骞的西域之行报告为后世留下了研究当时西域各国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任张骞为中郎将，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率众多副使、随从，带万头牛羊、大量丝绸，到达乌孙国，派副使去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古印度等国。张骞于公元前115年回国。同时，他派出的副使都圆满完成任务，和各国使者一同返回长安。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正式建立了。
张骞历尽艰辛出使西域有利于人类进步、文化交流。以后，中外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友好道路，来往络绎不绝。西域出产的葡萄、核桃、大蒜等传入汉地，汉族的农业生产、打井、炼铁技术传到西域；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杂技传入汉地，汉族的丝绸等产品走进西域，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
张骞回到长安第二年就病逝了。他一生出使过36国，加强了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的联系，进一步发展了汉朝与中亚各地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各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方面交流与发展。“丝绸之路”成为一条友谊之路。
霍去病抗击匈奴
匈奴原是中国古代北部边境的一个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该族人生性剽悍，经常骚扰汉朝边境。他们攻城掠镇、抢劫人口、财物和牲畜，是汉朝前期最大的边境祸患，就连汉高祖刘邦，也曾遭到过匈奴的包围和攻击。为了边境安宁，汉朝廷曾多次采取向匈奴大量送礼、送公主下嫁单于（匈奴最高首领）等措施。但是，无论实行贿赂还是“和亲”政策，都一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汉武帝刘彻是个英武强悍的皇帝，在他即位以后，一直考虑着如何消除这一边患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他决定对匈奴用兵，主动出击，澄清边疆。公元前135年，汉武帝采纳了大臣王恢的意见，派出大军三十万人，拟采取诱敌深入的计策歼灭匈奴。在眼看计谋就要成功的时候，不慎走漏了消息，单于率众逃离了包围圈，汉军将士们功败垂成。但汉武帝并不气馁，公元前124年，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毅然否决了某些大臣立足于防守的奏议，选派车骑将军卫青，率六员大将，统领十万精兵，主动发起了进攻，取得了汉匈交战史上首次大胜，这更加坚定了武帝消灭匈奴的信心。第二年再派卫青、李广等大将出师征讨匈奴。在这次行动中，卫青的外甥、只有十七岁的霍去病自愿要求随军杀敌，为国效力。卫青很高兴，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汉军穿过茫茫沙漠以后，少年志壮的霍去病主动请求，要亲自率一队人马寻找匈奴作战。经卫青批准后，他便独自率领八百轻骑，离开了大队。在离大营百余里的地方，他们发现了敌军大队人马。霍去病沉着冷静，指挥轻骑，以闪电般的速度迅速突入敌腹部，冲乱了敌人的阵势，打得敌人懵头转向，杀虏敌军二千余人，全军而返。慧眼识才的汉武帝，通过对战场上将士们的实绩考核，认为霍去病是个将才，不但破格加封他为冠军侯，而且又于元狩二年（前121）大胆地任命他为骠骑将军，命他率一万骑兵，由陇西出发，孤军深入沙漠，寻找匈奴主力作战。
虽然汉军这时已经多次击败匈奴，在战场上连连取得胜利，但是，匈奴的主力还没有遭到多大伤害。因而，汉武帝一直感到这是一块心病。他决心一鼓作气，不给匈奴以喘息的机会，消灭它的主力，彻底战胜它。但寻找匈奴作战不是一件小事，任命霍去病出战，使一些老臣都暗暗为朝廷捏了一把汗。心想，霍去病前番出战，虽然获胜，但不够持重，未免冒险。威名赫赫的卫青还要有许多大将帮着才能取胜，霍去病论年龄才刚刚二十岁；论资历远不及卫青和其他抗击匈奴的将领；论兵力，只有一万人，仅是前几次出击匈奴兵力的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以这样的情况，皇帝怎么敢让他孤军深入大漠呢？其实，汉武帝自有汉武帝的想法，他成竹在胸，主意已定，虽然看出了老臣们的忧虑，但却视而不见，只是微微一笑，并不垂询。只是在霍去病出发不久，另派出张骞和李广两位将军，出军右北平击敌，以牵制敌人。
且说这霍去病年青无畏，敢担风险，不像有些谨慎持重的老将军那样畏头畏尾。他率军一路疾进，越过焉支山（今甘肃省山丹县东南），深入千余里，终于找到了匈奴大队。他勇敢地与匈奴大军短兵相接，在皋兰山（今甘肃临夏附近）下与敌人展开鏖战，歼敌一万八千余人，杀死了两名重要的匈奴首领，活捉了昆邪王的太子、相国和都尉，连匈奴休屠王祭天用的金佛像也成了战利品。紧接着，他又指挥军队第二次出击，孤军直插祁连山（今甘肃张掖西南），与匈奴大军会战。这一仗，竟俘虏匈奴王五十名，王母、阏式（王后）、王子共五十九人，相国、都尉等六十三人，斩杀敌兵三万余人，虏获财物不可计数。这是汉兵对匈奴最重的一次打击，经过这一战，匈奴被迫放弃了焉支山和祁连山这两道天然屏障。他们悲哀地唱道：
亡我焉支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祁连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
霍去病胜利凯旋，武帝非常高兴，认为他年轻有为，决定让他去学习《孙吴兵法》。霍去病说：“为将须随时运谋，何必定拘于古法呢？”武帝并不强迫他，便又要为他修建府第。霍去病仍然没有答应，他严肃而有动情地辞谢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话虽不多，但充分表现了这位年青将领以国为家的忠勇精神，武帝很感动，对他更加信任和倚重了。
后来，霍去病与大将卫青等再次受命，各率军五万人，分两路打击匈奴。霍去病领兵出塞二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捉获王三人，将军等官员八十三人，捕斩敌军七万多，穷追残敌直至瀚海。另一路军亦获大胜，打得匈奴头子伊稚斜单于只带数百名残兵落荒而逃。匈奴遭到这次重创以后，只好远迁汉北。长安西境人民，从此过上了一个时期的安定生活。另外，通往西域各国的道路也打通了，经过武帝的努力，西域各国纷纷派使者带着当地的特产前来通好，不但加深了汉朝同各国各民族的友谊，而且由于互通有无，互相学习，也促进了各国文化与生产的发展。
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并不是界限固定不变的，而是相互不断融合的。
20世纪第一个春天，人们在河西走廊的鸣沙山莫高窟石室发现了一批书，这批被称为“敦煌遗书”的文献中有这么一首诗，大意是，你我两个好比泥人，将两个泥人一齐打破，仍用这堆泥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到那时候，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这“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正是中华民族大发展、大融合的绝妙写照。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汉族统治者和汉族人民为民族融合做出了努力，少数民族统治者中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也在客观上为民族融合做出了贡献。其中著名的有鲜卑族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公元471—499年）。鲜卑族在三国时代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他们在中原地区取得政权后，开始了封建化的过程。鲜卑贵族在生活上要求得到较高的物质享受，在文化上也乐于吸取文明较高的汉族文化。当时，他们和汉族有矛盾的一面，但是在经济上封建化的客观现实，又使他们和汉族有融合的一面。北魏孝文帝认真地分析了这一形势，为了适应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消除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他拉拢汉族贵族阶层，主动接受和吸取汉族文化的长处，通过迁都洛阳和汉化政策等具体举措，大大加快了黄河流域民族融合的步伐。
北魏原来的都城是偏北的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孝文帝为了更快地接受封建文化，决心把都城迁到洛阳。开始，这一决定遭到许多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孝文帝一一找这些贵族谈话，说明平城不能作为文治的中心，争取了他们对迁都的拥护。公元493年，孝文帝以“南伐”为名，发兵20万向洛阳进军。大军到洛阳后，他表示还要南进，群臣一看远离故土都纷纷跪下，请求不要再南进了。这时，孝文帝讲，你们既然不想“南伐”，那么就必须按我的旨意做：迁都洛阳。同时，孝文帝下令说，愿意迁都的站在右边，不想迁的站在左边。这时，所有随军贵族、官员都纷纷站到了右边，左边空荡荡的。孝文帝高兴地勒住马宣布不“南伐”了，定都洛阳！
不久，洛阳城花团似锦，各族人民一片祥和。孝文帝下令，鲜卑人改穿汉人服装，学讲汉话，并把鲜卑姓改为汉姓。如孝文帝自己姓拓跋，改为姓元，所以史书上记载拓跋宏也为元宏，还有把鲜卑姓独孤改汉姓为刘等等。他还以法令形式告知天下，要改革鲜卑族一些旧的风俗习惯，学习汉族歌舞、诗赋等先进文化，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鼓励鲜卑族和汉人结婚，他还娶汉族大姓为后宫，以示提倡。在土地田亩制度、政权统治等许多方面，孝文帝都采用汉族的一套封建制度。这些措施，扩大了他的统治基础，争取了汉族士族阶层对北魏统治的有力支持。但是，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措施也遭到了一些鲜卑族顽固贵族的反对。一些怀旧势力还策划太子拓跋恂发动叛乱，来推翻孝文帝的统治，以此来反对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孝文帝得到消息后，毫不客气，不但罢了一些鲜卑怀旧贵族的官，还把太子恂囚禁起来，直到废为平民。一些贵族多次在平城起兵，阴谋自立一国，也多次被孝文帝严厉地镇压下去。以后，各项改革措施逐渐推行下去，得以实施，大见成效，给北魏政权稳定社会发展带来了一些兴旺景象。
北魏孝文帝的开化政策，使北方各族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上渐趋一致，为华夏各族大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太宗以民为重
公元627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次子李世民接替父亲登上了皇位。当上皇帝以后，他开始感到肩上的这副担子实在不轻啊。
当时的唐朝，是在隋末天下大乱的基础上建立的。连年的战乱，使社会经济生活遭到严重的破坏。黄河以北许多地方，旷野千里不见人烟；江淮之间，田地里到处长满野草。全国人口只有三百万户，只及隋朝极盛时人口的五分之一。庞大的军队，众多的官员，只能靠苛捐杂税维持。老百姓受不了，只好弃地逃亡，流浪他乡。土地荒芜太多，又造成了粮食奇缺，长安粮价最贵时，一匹绢才能换到一斗米。
如何把国家从危机边缘解脱出来？李世民冥思苦想，逐渐悟出了“民为邦本”的道理。他对大臣们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靠剥削百姓来事奉君主，等于割自己的肉充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自己造成的，人君贪欲太多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多加重税收，税收加重了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国家就危险。”“治国好比种树，树根牢固，树叶就茂盛了。所以，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于是，他听从大臣魏征与民“安静”的意见，采取了一系列利国利民措施：
第一是减轻赋税。对山东等一些受灾严重的地方，甚至免税一年。个别地区，他还安排救济饥民。
第二是大力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
第三是想方设法增加人口。他派使者与突厥谈判，让其归还掳去的中原百姓；同时下令放逐长期被关在宫中伺候皇上的宫女三千人。另外，还规定凡是到了一定年龄未成家的男女青年，由州、县官帮助他们及时结婚。
第四是尽力克制自己的欲望。他提倡节俭，反对奢费，不但自己住在前朝留下来的旧宫殿里，不劳动百姓大兴土木，而且还规定了王公以下的住宅、车服、婚嫁等的标准，不准任何人超越规格。
第五是认真贯彻他父亲制定的均田制，实行计口授田，规定每个丁男应有田三十亩，努力使老百姓有田种，有饭吃。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他不但组织委派官员到各地“劝课农桑”，而且还亲自在宫廷后面开了几亩地，带头种起了庄稼，他的妻子长孙皇后见皇帝在“躬耕”，便也立即组织起后宫的妃子、宫女，学农村妇女的样子，养起蚕来。皇帝和皇后的行动，不但对当时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而且通过亲身对劳动的体验，也使他们真正体会到了农业生产的辛苦，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同劳动人民感情上的距离。有一次，他对即将分赴各地“劝农”的使者说：“我才试种了几亩地，就感到很疲乏。我想，农夫种田几十亩，终年不息，他们就更加辛苦了。所以你们列州县去，一定要亲自到田头垅间去看看，不得叫人迎送。如果送往迎来，误了农时，这样的劝农还不如不去。”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如果没有亲身的劳动实践，是说不出这番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