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践听着也有点可怜夫差，就低下了头。范蠡走上前来悄声对他说：“这些年来，大王卧薪尝胆，立志报仇，不就是为了今天灭吴吗？您千万不要错过良机呀！”
公孙雄听了，放声大哭，流着眼泪跑回去了。勾践听那哭声实在凄惨，又忙派了一个使者去见夫差，对他说：“越王灭吴的决心已定，但是可以免您不死。越王给您一块地方住着，给您吃的用的。”
夫差觉得凑合着活着而眼睁睁看到自己国家的灭亡，还不如死了好，就对勾践的使臣说：
“我老了，不能对越王称臣尽力！”
说完，他用布蒙住脸，拔剑自杀了。
勾践历尽艰难，奋发图强，终于报仇雪恨，给后人很大的教育；而吴王夫差骄傲自大，狂妄腐化，转胜为败，也是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训。
商鞅变法促进秦国强盛
商鞅（yɑnɡ）（前390—前338）姓公孙，名鞅，卫国人。他到秦国执政20多年，被封为“商君”，人们又习惯地叫他商鞅。
商鞅小时候就喜欢读书，尤其爱读研究法令的书。长大以后，他先在卫国附近的魏国游学，后来，秦国21岁的孝公即位，下令招揽人才，商鞅便来到秦国。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一些大臣议论纷纷，表示不同意，闹得秦孝公又拿不定主意了。有一天，他把商鞅和大臣甘龙、杜挚叫到一起，商量变法的事。孝公先说：“我想制订新的法令来治国安民，可又怕全国上下的人议论我，反对我，所以总下不了决心。”
商鞅马上接着说：“做什么事，如果迟疑不决就不会成功。您既然要变法就不要怕别人议论。自古以来，凡是圣贤的人，只要想富国强兵，都不会总按旧制度办事，也不会死守老规矩的。”
“对呀！”秦孝公听了，连声称赞。
“不然！”在一边的甘龙着急地说。“我知道圣贤的人治理天下，是从不改变原来制度的。按老规矩办事，费不了多大力气，还不会引起混乱。要强行变法，会引起全国混乱，大王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
商鞅马上对甘龙说：“你说的这些话，实在是太俗气了。聪明的人从来都是根据情况的变化来制定新法令，改革旧制度的。只有愚蠢的人才只知道按老一套办事。这种人，根本不值得跟他们商量大计。我请大王不要再犹豫了。应该赶快下令变法！”
这时候，杜挚又摇头晃脑地说了起来：“没有百倍的好处，就不要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除旧换新。我以为遵守古代传下来的法令没有错，按过去的规矩办事，也不会出偏差。”
商鞅听了，很气愤，质问杜挚：“我问你：从古到今，历朝历代的法令很多，该遵守哪一个法令呢？当初商汤和周武王并没有死守古代那一套，结果兴盛起来；夏朝和商朝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改变老一套，反而都亡了国。据我看，改变古代法令的未必要受到非议，死守老规矩的倒不值得怎么夸耀！”
甘龙和杜挚被驳得哑口无言。秦孝公听了，也拿定了主意。他对商鞅说：“你说得真好啊！那些守旧的议论，我再也不听了！”
不久，商鞅把变法内容想周全了，就来见秦孝公，说：“要变革的事很多首先办好几件主要的。”“最危险的事，要属打仗了。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用高官厚禄来赏赐有军功的战士；对那些无事生非的人，打架斗殴的，要严加处罚。”“最辛苦的活儿，要算种田了。农民起早贪黑干一年，得到的好处却很少，所以，要提高粮食价格，对耕田和织布超过一般人产量的要免除徭役；这是第二件事……”。秦孝公一边听一边点头，说：“对！粮食贵了，农夫们有利可图，就会好好种田了。”“这第三件事，是要统计人口，全国要按户籍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每五家为“伍”，每十家为“什”，各家互相监督，上边管起来也方便多了……”
说着，商鞅站起来，打着手势说：“只要把这几条定为法令，官吏不敢为非作歹，普通人不敢犯法，将士不惜生命去打仗，百姓努力耕织。秦国富强的日子就不远了。”
秦孝公越听越高兴，激动地直拍大腿：“就照你说的办，开始变法吧！”
商鞅变法，使一些有钱有势的贵族失去了很多特权。他们都反对变法，常在一起议论怎样对抗商鞅，其中包括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ɡǔ）。他们故意让太子触犯新法。然后说：“太子不能判刑，看商鞅怎么下台。”商鞅只好对秦孝公说：“谁犯了法，都要治罪。大王要实行新法，必须从惩处太子开始。太子不能判刑，那就惩办他的老师。”
秦孝公心里琢磨：太子年纪小，故意违犯新法，背后肯定有人指使。于是，他对商鞅说：“你就按法行事吧！”
商鞅下令把怂恿太子犯法的公子虔和公孙贾抓来，并严厉地对他们说：“你们以为太子犯法，我就不敢管了吗？来人！”
几个武士上来，按商鞅的命令，割掉了公子虔的鼻子，又给公孙贾脸上刺了字涂上墨。公子虔和公孙贾无地自容，捂着脸走到街上，那些反对新法的人，都吓得不敢违犯新法了。
商鞅变法一共有两次。一次在公元前356年，一次在公元前350年。经过十几年时间，秦国果然强盛起来。家家户户吃得饱，穿得暖。平民百姓间也都和好相处，打架斗殴的事少多了。每逢打仗，将士们个个争先，常打胜仗。秦孝公非常高兴，让商鞅当上了“大良造”，这是当时秦国最高的官职，仅次于国王的权力。
商鞅的两次变法，使本来贫穷落后的秦国发展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盛的国家，为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件事对我国社会历史的进步也起了很大作用。后代人只要一说起改革，没有不提到“商鞅变法”的，同时也称赞商鞅是一位有胆识有贡献为国为民为改革而献身的政治家。
赵武灵王带头改穿胡服
赵武灵王名字叫赵雍（？—前295），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国王。他敢于破除旧的习俗和民族偏见，学习游牧民族的长处，改穿胡服，大胆采用骑兵作战，使赵国在军事上迅速强盛起来，成为战国后期能够抵挡秦国势力的主要力量之一。
当时，赵国处于齐、秦两大国之间，北面还有中山国为敌，东胡、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的骑兵也经常侵犯中原。很长时间内，赵国一直被他国欺负。
赵武灵王执政后，立志图强。为了寻找打败敌人的对策，他带领肥义、楼缓几个大臣到边关巡视，说：“胡人（古代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称呼）没有我们人多，兵器没有我们的好，武艺也不如我们的将士高强，可为什么我们总打不败他们呢？”边关守将告诉赵武灵王：“胡人身穿短衣，袖口又窄又紧，游牧为生。他们从小都是在马背上长大的，骑马驰骋，来得快，跑得快，非常便利。我们这些身穿宽袍大袖的步兵和笨重的战车，不是他们的对手。”
在回去的路上，赵武灵王反复琢磨着对付胡人的办法，他对肥义和楼缓说：“没有强大的兵力，国家就不能生存。现在赵国四面临敌，我想出一个对策：让大家都穿胡人那样的衣裳，学他们骑兵打仗的本领。你们看行吗？”楼缓高兴地说：“大王这个办法好。那样赵国的兵力就增强了。”赵王还说：“我带头穿起胡服给大家做个样子看看！”肥义、楼缓都会心地笑了。
巡视归来后的一天，赵武灵王召见大臣。他穿着新制的胡服从容上殿，肥义和楼缓也穿着胡服站立两旁。大臣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尽管中原人衣袖肥大，行动不便，可古来如此，大臣们都认为很好看。今天，他们看见赵武灵王带头穿着胡人的服装，都觉得看不惯、不舒服。赵王把自己改穿胡服的想法说了一遍，劝大臣们都改变装束。大臣们又摇头又摆手，说不上是哭还是笑。赵王也不勉强他们。他见自己的叔叔公子成没来，就派人请他带头穿胡服。谁知公子成一听就火了：“什么？中原自古以来的习俗，谁敢改了，这是忘了祖宗！我可不答应。”赵武灵王听说后，就亲自到公子成家里找他，对他说：“穿什么衣服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要看做事方便不方便。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可你要改穿胡人的衣裳啊！别忘了，他们还常来打我们，抢我们的东西呢！”“我改穿胡服，就是为了这个呀！中山国抢占我们土地，胡人也趁火打劫。可赵国的兵力太弱，无法抵挡，如果我们改穿胡服，行动有多方便！再训练骑兵和他们作战，就一定能取胜。难道叔叔您不愿意赵国强盛吗？”公子成听完，连忙跪下磕头，说：“我真是老糊涂了。你有为国雪耻的雄心，我不该拦着你呀！”说着，公子成接过赵王亲手递过来的胡服，高高兴兴地穿上了。第二天，文武大臣见公子成都改装了，谁也不反对穿胡服了。赵王趁热打铁，向全国发出了改穿胡眼的命令。
改穿胡服以后，赵武灵王又立即开始训练骑兵射箭的军队。他身体力行，带领将士们勤学苦练。
每天早晨，在野外的练兵场上，一队队赵国的骑兵身穿胡服，足蹬高统皮靴，腰扎皮带，搭弓射箭，精神焕发，一个个勇猛无比。赵武灵王一边看一边对肥义说：“中原各国打仗，总是大将站在战车上指挥，士兵跟在后面跑，远不如胡人骑马射箭灵活，一眨眼工夫冲过来了。连杀带砍，不可阻挡。咱们一定要好好学这个长处啊！”
肥义说：“我们有骑兵了，往后再也不用担心胡人来犯了！”
赵国渐渐兵强马壮起来了。赵武灵王多次同大臣们商量，讨伐中山国，讨回被强占的土地。赵王先率领训练有素、武艺高强的骑兵打败林胡，迫使胡王献出大量马匹。赵王利用这些马匹，进一步扩大了骑兵的实力。一切准备好了，赵武灵王下令讨伐中山国。勇猛强悍的赵国骑兵一口气夺下中山国四座城池，中山国王才慌慌张张地派一支步兵队伍出来迎战。
中山军队还是老式作战方法，战车前面开路，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赵国骑兵一部分在前面进攻，一部分由赵武灵王亲自率领，悄悄绕到中山军队背后。赵王大声喊着：“冲啊！用我们的铁骑冲击敌军！”像一阵狂风呼啸着卷了过来，中山国军队一阵大乱，吓得连喊带叫：“神兵下凡了，神兵下凡了！”这一仗，赵军缴获了大批武器和粮食，中山国大伤元气，再也不敢欺侮赵国了，游牧族也不敢来侵扰赵国边境了。不到10年，赵国就成为战国后期的强国之一了。
赵武灵王肯于虚心学习他国长处，富国强兵，壮大自己。人们都称赞他是一位有胆识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张骞与丝绸之路
张骞（？—前114），汉中城固（今陕西城固）人。汉武帝时曾在朝廷里做过中郎将。他当时出使西域是为了联合友好邻邦抗击匈奴侵略，保卫国家，但在历史上更有意义的是他开辟了一条促进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做出了贡献。
丝绸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古罗马作家赞誉丝绸“彩色像野花一样美丽，质料如蛛丝一样纤细”，称中国为“丝国”。汉代以后，一直到13世纪，大量轻柔华美的丝绸，通过河西走廊，沿着昆仑山脉和天山山脉，向西运往西域和地中海东岸。后来，人们称这条横贯亚洲大陆，长达7000多公里，连通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古代最长的陆上商路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开通，是许多世纪各国人民不断努力的结果，但是人们永远不忘2100多年前张骞为开辟这条道路所做出的不朽功绩。
西汉时期，人们把甘肃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以及伊朗高原等地称为西域，这一带有大小政权几十个。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占领了这一地区。汉武帝即位后，决定联合匈奴的宿敌大月氏（yòuzhì）和乌孙夹击匈奴。张骞应征出使西域。
公元前138年，年轻的张骞带100多人，从长安出发，向西行进，有个叫甘父的匈奴人当向导。他们昼夜兼程，越过长城后，不幸遇上了匈奴骑兵，张骞一行寡不敌众，全部被俘。匈奴单（chɑn）于把张骞软禁了10多年，一直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屈服。后来，乘匈奴人的疏忽，和几个随从逃了出来。在甘父的向导指引下，他们继续西行，在荒无人烟的高原沙漠中行走，靠射杀飞禽走兽充饥，一连走了几十天才到达大宛国。
大宛国王早就希望与汉朝建立友好往来关系，见到来使，非常高兴，并派人护送张骞等一行人去大月氏。历尽千难万险，张骞终于到达目的地。但是，这时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大月氏西迁后占住了大夏（今阿富汗一带）的故地，那里物产丰富，周围很少发生争战，人民安居乐业，大月氏国王安于现状，已经不想再与匈奴为敌了。张骞无可奈何，只好离开大月氏去大夏国。在大夏都城的市场上，他见到了大月氏的毛毡，大秦国的海西布，安息国，（今伊朗）的货物，尤其令张骞惊奇的是市场竟有汉朝四川的竹杖和蜀布。这是由古印度贩运来的。他由此考察推知从四川有路可通古印度到大夏。经过一番考察，他们从南路几经周折，于公元前126年回到汉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