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按摩。陆游喜欢按摩健身，他的不少诗谈及按摩，如《自叹》诗中有“饭罢宽腰习按摩”之句。《自解》诗道：“先生要是常谈尔，吐纳余闲即按摩。”《病减》诗云：“病减停汤煲，身衰赖按摩。”在《幽居》诗中亦有“朝晡两摩腹，未可笑幽居”之句。
六、爱劳动。在陆游的许多诗中，几乎俯拾可见。他的《小园》诗这样自述劳动：“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阳一径科。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遣怀》诗道：“不动成罴卧，微劳学鸟伸。”《秋日遣怀》亦云：“晨几手作墨，午窗身碾茶。岂为要小劳，亦以御百邪。”从这些诗可见，陆游很注意以劳动锻炼身体，消除疾病。
七、多吃粥。陆游爱吃粥，特别老来几乎每餐不离粥，他的《食粥诗》云：“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眼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粥易消化，老年人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退，故常吃粥可以减轻胃肠负担，也是健身良法之一。
八、爱书法。“九月十九柿叶红，闭门学书人笑翁。”爱好书法也是陆游延年益寿的重要方法之一。他在《草书歌》中道：“此时驱尽心中愁，捶床大叫狂堕帻。吴笺蜀素不快人，付与高堂三丈壁。”书法可陶冶性灵，所以书法家多长寿，而书法中的草书，则更能倾泻感情，调节情绪。
陆游一生多坎坷，若不是他有这么多的爱好情趣，又怎能获得“已迫九龄”的高寿呢？
在许多人看来，扫地、擦桌子、整理书籍、骑竹马、吃粥、书法等，这些身边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并不能锻炼身体，特别是“扫地”、“擦桌子”之类的事情，很少有人重视，可这些在陆游那里却变成了锻炼身体的项目，而且作为一种养生之道长期坚持，并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这说明，体育锻炼并非一定要有专门的设施和场地。其实，体育锻炼就在每个人的身边，养生之道就在生活之中。只要善于发现、善于利用，并且有一种健身养生的思想意识，很多活动都可以达到健身的目的。
忽必烈以整洁取人
衣着往往体现一个人的风度气质和自我修养，展示着一个人的精神风貌。在社交场合这样做，既表示了你尊重对方，同时也维护了你的自尊。
在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里，历来注重在社交中如何待人、以什么形象与人交往的问题。在衣着方面，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共识：与人交往，衣着要整齐、干净、美观、合宜。衣冠不整是一种既不礼貌又失自尊的行为，被认为是人际交往中的大忌。衣着看似生活中的细小之事，但它与人的社会形象、思想形象、文化等方面密切相关，不可小视。我们虽然不能完全以衣冠取人，但有时人的衣冠，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文化修养。仅从这一点来讲，以衣冠取人又有其合理的一面，中国古时候忽必烈就曾以衣冠不整辞掉了应聘者。
忽必烈（1215—1294），元代皇帝。关于他的历史功过，我们在这里且不去评说，但有一件事一直被后人传为佳话：据说忽必烈在位期间，有一次元代胡石塘应聘入京，在元世祖忽必烈召见时，胡石塘没有发现自己所戴的帽子歪斜着，显然是一幅衣冠不整的形象，开始忽必烈并没有直言这件事，而是先问他都学过什么，胡石塘答道：“治国平天下之学。”忽必烈笑着说：“你连自己的一顶帽子都戴不端正，还能平天下吗？”于是便没有起用胡石塘。
胡石塘因为一顶帽子戴歪了，便丢了官，听起来似乎是一则历史笑话。后人不少都责怪忽必烈在着装方面的要求太严厉，不应以衣帽取人。这话也不无道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人的衣着打扮上，确实可以看出他的个性、修养，以及由此推测他的工作作风、生活态度，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服饰往往能给人起到看外表知内相的作用。
自从我们的祖先告别了野蛮蒙昧时代，踏进人类文明社会的门槛之后，衣着服饰也随之进入了文明时代，衣着从满足蔽体御寒的需要逐步进展到审美的需要，并开始为人类交往服务。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形成了丰富多彩、风格多样的服饰文化。就衣着展示文化身份来说，我国古代文人墨客的一方角巾和一把折扇、20世纪30年代青年的一件长袍和一条围巾、50年代的一件中山装和一支钢笔，都显示出知识分子的高雅。
中国历朝历代都重视衣着服饰的社会作用，对不同社会身份的人，衣着穿戴有着严格的规定。一部二十四史，朝朝代代离不开《车服志》、《舆服志》、《章服品等》等。从中国古代衣着服饰的变化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社会活动的日益发展、复杂，衣着服饰的穿戴也应根据场合的不同而有了差异。用衣着服饰来展示社会地位和等级差别，这固然是封建糟粕，但人们应根据交往场合的不同穿着相应的服饰，已成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待人接物中的一种良好礼仪，世代延续下来并构成我们民族以礼待人的一部分，应当发扬光大。
衣着打扮的整洁、美观、大方、得体，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审美情趣、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的综合体，它是“礼仪之邦”的具体体现形式，代表着中华民族在待人接物方面的良好仪态。因此，我们应注意衣着仪表，学会怎样来穿戴打扮自己，以此来丰富、美化我们的生活，充分展示时代风貌。
俞大猷练武讲求实用
俞大猷（1504—1580），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晋江人。明代著名抗倭将领，也是一位用武术训练军旅的武术家。
俞大猷出身贫寒，少有大志。他自幼喜欢读书、习武，知兵法。嘉靖年间中武举，历任参将、总兵等职。
俞大猷年轻时，曾从江南名师李良钦习荆楚长剑，他习武刻苦，不仅剑法高超，钩、刀、枪、钯等器械也样样精通，尤其擅长于棍法。明代名将戚继光的棍法，就受到俞大猷的指点和传授。李良钦见俞大猷练武刻苦，而且非常得法，长进非常快，所练剑法很有特点，李良钦称许他日后必天下无敌。
嘉靖二十一年（1543），俺答犯山西，诏选天下有将帅材者，俞大猷自荐求用，然而不为兵部尚书毛伯温所赏识，所以辞归了他，只任他为福建汀漳守备，从此他开始参加御倭战争。他转战于江浙闽粤，屡立奇功，与戚继光齐名。嘉靖34年（1555）的浙江王江泾之战、嘉靖42年（1563）的福建兴化之战、嘉靖43年的广东海丰之战，都是他指挥或参与的著名战役。他用兵先计而后战，常常用风驰电掣之师，击敌于不意之中，所以他用兵数十年，未曾有过败衄。
俞大猷对古代军旅武艺和民间武艺均有深入的研究，并有独到的见解和贡献。他把从李良钦那里学到的荆楚长剑术，结合临战实用的需要，著成《射法》一书。还研究过棍、钯、镋、钗等兵器的实用之法，再结合荆楚长剑之法，著成《剑经》一书。这两部书都被年辈略晚于俞大猷的戚继光收入其兵学名著《纪效新书》，也被明清许多军事著作家和武艺家奉为重要典籍。在《剑经》中，俞大猷综合李良钦、刘邦协、林琰、童炎甫等多家教师的心得，提出了“顺人之势，借人之力”、“旧力略过、新力未生”等技击法则；提出了“刚在他力前，柔在他力后；彼忙我静待，知拍任君斗”。等具有普遍意义的战术诀要。这些都显示了俞大猷高深的武艺修养，是古代有关武艺理论体系中的精华。
俞大猷练武很讲究方法，注意实用，所以他的武艺很有特点，他所擅长的棍法，时称“俞家棍”，说明他的武艺自成一体。明代的何良臣在《阵纪》中说：“棍法之妙，亦尽于大猷剑经，在学者悉心研究，酌其短长，去其花套，取其精微，久则自可称无敌也。”俞大猷练武注重临战实用，不求花套。平时练习主张对练，力避单练。他的这些思想，对少林寺棍术的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扶持作用。嘉靖40年（1561）他自山西奉命南征，特意取道河南，亲自到久享武名的少林寺观察练武，他发现少林僧人所习棍法“传久而讹，真诀皆失矣”。遂带僧徒工人随军南下，用3年时间，俞大猷把真正有实战克敌之效的棍法传授给他们。这两位僧人将俞大猷所传授的棍法带回少林寺，广为传授，愈传愈多，久之，造诣高深者近百人。自此少林棍既避花套，更趋实用。由此可见，明末清初又由少林僧人传播到寺外的少林棍法，实际上应溯源于俞大猷。他对中国武术的发展，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有较大的贡献，后人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俞大猷的为人和他练武一样讲究实际。他为人耿直刚正，不屈服于权贵，因此不为当权者所赏识，他虽然才德超群，战功卓著，但终究未被重用。隆庆初年，因蓟镇防线屡遭鞑靼侵扰，他曾上书自荐，要求出击鞑靼，但朝廷当政者以其年老为由而不用，使一代名将负憾而终。
戚继光强调体质全面训练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明代抗倭名将、军事家、武术家。
戚继光出身将门，曾祖父谏，膂力过人，曾和猛虎斗，父景通，曾任都指挥使，武艺精熟。戚继光武举出身，17岁以世萌袭职登州卫指挥佥事，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嘉靖34年（1555）调浙江，任参将，抵御倭寇。此时，他见旧军素质不强，至义乌招募农民矿工，编练了一支“戚家军”作为抗倭主力，他练兵有方，士兵身体素质好，武艺高，先后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连战告捷，屡破倭寇，从而解除了东南倭患。隆庆元年（1567）被调至北方，镇守北方要塞蓟州，在镇16年，他严格训练士卒，并制定了一套守边方略，并修筑和改建了部分长城。张居正死后，他被调离蓟州，至广州任总兵，不久即遭排挤而解甲归乡。59岁死于故乡蓬莱。戚继光平生著述甚丰富，除了诗文集《止止堂集》之外，其他多数为兵书，其中以《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影响最大，一直被兵家奉为必读之书。他对练兵、治械、阵图等都有创见。
戚继光治军30多年，重视军事体育，善以武艺强兵，并总结了一套武艺训练的经验。他的军事体育理论和实践，对后世军事训练和武术运动有重要影响。他在武术训练方面的思想与明代名将俞大猷有共同之处，主张武艺训练重实战，讲实效，反对“花法”、“虚套”，提倡“对打”、“对练”，反对脱离攻防的“单练”。尤其强调体质全面训练，主张“练心之力”，“练手力”，“练足力”，“练身力”。在此基础上提出“因材授器”等原则。这种既强调体质“全面训练”，又主张“因材授器”，因人而异，把古代武艺训练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这是他对中国武术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
戚继光所说的“因材授器”，就是因其材力授习武艺。他说：“藤牌宜于少年便捷，狼筅、长牌宜于健大雄伟，长枪、短兵宜于精敏有杀气之人，皆因其材力而授习不同。苟一概给之，则年迈四旬筋力已成，岂能以圆径二尺之牌，而跪伏委曲，蛇行龟息，以避堂堂七尺之躯，伸缩进退、神出鬼没，以纵横于锋镝耶？即若狼筅、长牌授之以少年健儿，筋力未成，岂能负大执重、老老成成，立于前行，以为三军之领袖翼蔽也载！”基于上述道理，戚继光主张择年老力大一人付以长牌，年少便捷一人为藤牌，将年力健大老成二人为狼筅，将有杀气、有精神30岁上下的身强力壮好汉为长枪手，又长枪之次者二人为短兵，将老实有力者一人为火兵。这样用长牌一面，藤牌一面，狼筅两把，长枪四支，短兵两件，火兵一名为一队，结成一个作战小组。这样就形成一个组织严密，长短兵器选用，刺卫结合的战斗小组。经过严格训练，战士各有专长，又能紧密配合，就是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了。
当每个人的训练项目确定之后，戚继光又对训练提出“从严从难，赏罚分明”的要求。他说：“凡人之血气，用则坚，怠惰则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君相亦然，况于兵乎。但不宜过于太苦，是谓练兵之力。凡兵平时所用器械，轻重分两，当重于交锋所用之器。重者既熟，则临阵用轻者，自然手捷，不为器械所欺矣！是谓练手之力凡平兵时各兵须学趋跑，一气跑得一里不气喘才好。如古人足囊以砂，渐渐加之，临阵去砂，自然轻便，是谓练足之力。凡平时习战，人必重甲，何以重物，勉强加之。庶临战身轻，进退自速，是谓练身之力。”这些只是一般的身体训练。此外还对各种军事武术训练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并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比较检试。初试定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则。再试时“如原等者不赏，进一则者赏银一分，进二则者赏银二分，趋进一等赏银五分。一次原等免责，二次原等打五棍，三次原等打十棍，五次以上原等不进者，打四十棍革退。”这样严格要求，又配以赏罚，其战士军事武艺日新月异。
戚继光不仅在武艺训练实践中积极探索大胆改进，为中国古代培养了一批武术人才，而且在武术研究上也卓有创见。他在《纪效新书》的“长兵短用篇”、“比较武艺赏罚篇”和“拳经捷要篇”中，对中国武术提出了许多精辟论述，详细记述和分析了当时的武术状况，提出了枪、棍、拳、刀的各种诀要，对总结和发展古代武术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