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以画换白菜
齐白石是中国著名的国画家。他一生不仅作画一丝不苟，而且品德十分高尚。他虽说是一位蜚声国内外画坛的一代国画大师。但在日常生活中，无论与名人还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交往，都始终遵循诚实守信的道德准则。这里要讲的是齐白石老人与一位卖白菜小伙子的故事。
一天早晨，齐老提着篮子上街买菜。走到市场上，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子卖的白菜又大又鲜，水灵灵的，挺逗人喜爱。旁边围着一些买菜的人，齐老也挤进去，拣了一棵大白菜，说：“小伙子，白菜一斤多少钱？”
小伙子正要回答，一抬头看见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精神矍铄，长着白胡子，高个子的老人，顿时眼睛一亮，这不是著名画家齐白石老人吗！他是自己敬慕的老师呀！原来，小伙子是个高中生，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国画，他最喜欢齐白石老人的国画了。于是脑子一转，想出一个主意，提出要用画换白菜，用钱买不卖。
齐老明白这小伙子是认出自己来了，为了不使小伙子失望，齐老欣然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说快拿纸笔来。小伙子一看齐老这样平易近人，讲究信用，不摆个人架子，就高兴地跑到附近酒店借来了笔墨、桌子，请齐老给画一棵白菜就行，还说用他的一车菜换这张画。
小伙子把纸铺开，认认真真地磨墨。齐老拿起笔，觉得质量差些，用这支笔作画只能勉强对付着用。为了不失信于人，齐老就用这支笔在纸上一勾一撇，不到一分钟功夫，一棵白菜就画好了。小伙子也果断地将一车菜送给了齐老。齐老笑着说：“这么多的菜，我怎么拿得动呢？”
小伙子想，可也是啊，怎么办呢？“哎，这样吧，你老在画上再添上一只大蚱蜢，我连车都送换给您。”齐老拿起笔，又在画上添了一只大蚱蜢。
小伙子望着画，收拾了一下，拉起车就要往齐老家送菜。齐老拦住他，从车上拿了一棵白菜放在篮子里，说：“小伙子，这白菜一棵换一棵，其他的你还是留着卖钱吧！”
小伙子说什么也不同意，两个人争执不下。忽然，小伙子放下车，对周围买菜的人说：“请大家帮帮忙，今天老人家请客。”说着，抱起白菜便向别人篮子里放。不一会，一车白菜所剩无几了，小伙子笑着对齐老说：“老人家，白菜不多了，咱们走吧！”齐白石望着小伙子忠诚厚实的面容，只好带着他向自家走去。
这一老一少，一个守信，一个诚实，以后竟成了好朋友了。
田家英忠诚守信
田家英同志，于1948年为毛主席当秘书，历时18年。他多年来在领袖身边，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竭心尽力，诚实守信，表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林则徐晚年在病中奉诏南征时留下的悲壮诗句，也是田家英同志的座右铭，更是他一生无私奉献，默默耕耘的写照。
田家英同志的一个特点是默默奉献，甘做无名英雄。做为毛主席的秘书，工作的繁重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多年来凡是毛主席需要他做的，事无巨细，他都尽力而为，兢兢业业。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受命某项工作，处理信访直至“掌玺”，保管存折。这些琐碎、幕后的工作不知耗费了田家英同志的多少心血。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毛主席从衣袋里掏出开幕词，抑扬顿挫地念了起来。开幕词不过两千多字，据记录曾被34次热烈掌声所打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算开幕词中的精彩段落，曾被作为“毛择东格言”反复引用。当代表们赞许这篇开幕词时，毛主席却坦诚地说道：“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
田家英同志的另一个特点是正直坦白，真诚地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全国解放伊始，群众出于对领袖的无限信赖，给毛主席的来信雪片般飞来。田家英对每封来信，都仔细收看，并择要送呈毛主席。田家英在毛主席身边，不知替他处理了多少封人民来信。他认为这是党和人民之间的重要的联系渠道。毛主席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后来田家英一人已无法处理每日成百上千封人民来信。田家英为此写了专门报告，建议各级领导机关应指定专人或成立专门机构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经毛主席的批示后，全国各地都逐步建立了信访机构，其间凝聚了田家英同志忠于人民的一片真情。
田家英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还表现在他表里如一，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田家英同志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有看法的。当彭德怀受到毛主席的激烈批判以后，田家英同志没有“见机而作”。他集了一副对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庐山会议期间，他还表示过，他如果离开中南海时准备向主席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切中时弊的意见险些使田家英陷于灭顶之灾，只是由于刘少奇同志的保护，才使其幸免于难。
田家英同志的再一个特点是忠于真理，刚烈不阿，虽死不渝。文革初期，在一次整理毛主席谈话纪要时，田家英同志基于对国家利益的关切，也出于对姚文元、戚本禹文章评论的一段话，这终于被对田家英早已不满的江青、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江青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田家英随即被宣布停职反省，并被勒令搬出中南海。胸无城府的田家英，不会掩饰，不会屈膝，也不会忍耐，他悲愤之下以死相抗，在中南海他的住处“喜福堂”自缢而死，年仅44岁。英年早逝，正值生命之花茂盛之时，死时留下遗言：“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并把心爱的手表从腕上取下，留给妻子。继邓拓之后，田家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屈死者。
历史是公正的，1980年，即田家英含冤离世的14年，中共中央在八宝山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田家英同志的追悼会。悼词热情称颂了田家英的品格和业绩：
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田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竺可桢勇于坚持真理
竺可桢（1890—1974）浙江绍兴人，著名的气象、地理学家。中国现代气象事业创始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竺可桢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求实的道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坚持实事求是，这是他科研工作的原则，也是他做人的原则。他的一生始终信守这一准则。
在50年代，毛泽东提出“人定胜天”的观点，几乎成为中国全民信奉的信条。竺可桢对毛泽东是非常敬佩的。但他坚持在真理面前，敢说真话，从不盲目崇拜。竺可桢以他深厚的科学素养感觉到，不宜笼统地宣传“人定胜天”的观点，如果不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一味蛮干，那么人不仅不能胜天，反而要破坏生态平衡，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当时，有不少地方不讲科学，用土枪土炮轰击云层，以达到人工消除冰雹的目的。竺可桢经过深入调查，看出这种做法耗资甚大而收效较小，因而提出异议。他坚持认为必须对雹云形成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他指出不进行深入研究仅仅动员群众以土法消雹的做法，纯属劳民伤财之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敢于对此提出批评意见，力排众议，不怕冒着给群众运动泼冷水的罪名，这种诚实的科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1962年，竺可桢和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等人，力主中国人口问题要有一个计划，不能盲目发展，提出管制生育已是当务之急。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大悲剧。当年，竺可桢对一些地区，大批开垦荒地荒山，不顾水土大量流失的作法，也提出过批评建议。
竺可桢是国内外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之一，在我国科技界和其他方面担任着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但他从不盛气凌人，不以权威自居。他平易近人，诚实可信，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勇于并乐于改正过失。在学术讨论和日常工作中，他对别人提出的不同意见，总是虚心听取，认真正确对待。有时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表示接受他人批评。
竺可桢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勇于坚持真理的科研精神、为人处事诚实守信的品格，永远长存在人们心中。
傅震实践诺言
傅震是1989年学成回国的优秀留学生。他自从选择了医生职业，就暗暗立下了要以自己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痛苦的诺言。
他1968年毕业于苏州医学院，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到南京医学院学习脑外科专业。毕业后，在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脑外科工作。
1988年，傅震通过严格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国家教委录取后派往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医学院进修深造的。杜塞尔多夫背靠原始森林，莱茵河绕城而过，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可傅震无暇游览这异国的美丽山水和旖旎风光。每到周末，人们都是游玩娱乐，只有他一人在灯下苦读。
1988年4月上旬的一天，在学院附属医院脑外科，西德神经科协会主席、世界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博克教授，指着一个患“转移性脑肿瘤”病人的脑袋。问中国进修医生傅震：“肿瘤位置在哪？请你标出手术区。”傅震根据CT片和临床经验，胸有成竹地回答：“右额部前方，离脑表面三厘米。”同时并在患者头部标出了手术区。转移性脑肿瘤只有指甲般大小，要确定具体位置和深度是很困难的。“不，在右额后方！”博克以不容置疑的权威口气加以否定。“右额前方！”“不对，肯定在后方！”互不相让的大声争执吸引了许多医生、护士。一个刚来一个多月的中国进修生，竟敢和德国脑外科权威争辩，而且那么自信，人们要看看，究竟谁的判断正确。博克教授叫护士长取来“扇形超声波”。几次来回扫描，清楚地显示出傅震标出的位置十分准确。博克满意地笑了，医生、护士们流露出惊讶、钦佩的神色。实际上，这是博克有意考一考傅震。手术一结束，博克教授立即向德国卫生部和州政府报告。为傅震申请“行医执照书”。这在德国是颇不容易的事。一个月后，他又被德国医学会接纳为正式会员。
次年初，博克教授主动对傅震说：“傅，你的签证二月份就到期了。留下来吧，每个月奖学金五千马克。”博克打心眼里喜欢这个中国进修生。教授的助手也多次试探地询问傅震，是否打算将妻子接到西德来。傅震谦虚刻苦、又不迷信盲从的诚实可信的品格，给博克和其它医生、护土留下了深刻印象。
博克教授劝他留下后的几天，他便收到西德医学会寄来的信件和表格，提醒他签证即将到期，只要在表格上签上自己的姓名，即可办理延期手续。紧接着，杜塞尔多夫大学人事部又给他一张延长签证的通知。博克教授和其他朋友再三提醒他，千万别错过机会。其实傅震何尝不知道，留下来工作条件、生活待遇要比国内优厚得多，只要延长一年，自己行医，就可挣十多万元。何况这又是政策允许的。可他还是拿定主意，将按期回国的打算如实告诉了博克教授。博克非常吃惊，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决定了去向。爱才的博克感到惋惜，但更多的是对他的敬重。到傅震回国这天，博克教授开车将傅震一直送到三百多公里外的法兰克福机场。
傅震回国不久，国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7月初，博克来信说：1994年5月将在西德召开世界神经外科会议，他可利用这个机会再去德国。可是他清楚地知道，国外每一万人就有一名脑外科医生，而十一亿人口的中国，仅有四千名左右。当初自己毅然按时回国，就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报效祖国，怎能在她遇到困难的时候远走高飞呢？
从德国进修回来，他如虎添翼，把许多脑患者从死亡边缘挽救过来。归国后一年里，他作了五十多例脑动静脉畸形、颅内动脉瘤等难度大的手术，成功率为100％。1990年3月，晋升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1991年1月，傅震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前，从江泽民总书记手中接过了“全国有突出贡献的回国人员”奖状和证书。在傅震的心目中，他想到：重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奉献，而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吴吉昌身遭厄运不忘重托
吴吉昌是山西闻喜县涑阳农村的一位普普通通农民，也是远近有名的植棉行家。因为他在植棉技术上，摸索创造出“冷床育苗”、“芽苗移栽”等近十项科研成果，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被誉为农民科学家。
吴吉昌平时最喜欢研究棉花，每到棉花生长季节，他便日夜守在棉田里，观察研究，就连吃饭也端着碗蹲在地头上，乡亲们都说他成了“棉花迷”了。在科学上，他就有这么一种顽强精神。但，在吴吉昌身上更为宝贵的是具有诚实守信的为人品格。即使身遭厄运，也不忘党和人民的重托，说到做到，信守诺言。
六十年代初，我们国家粮食和棉花生产水平，还比较低，粮食亩产不过千斤，棉花亩产一般也不超百斤。当时，毛主席指示要实现粮棉并举，要解决棉花脱蕾落桃的问题。在1966年1月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座谈时，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郑重地把解决棉花落桃的任务交给了吴吉昌，并亲切地对他说：“你57，我67，再过20年时间，把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完成，行不行？”吴吉昌满怀激动的回答周总理说：“行！”从此，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周总理的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