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万向节次品运回来了，堆在仓库里像个小山包，他召集全厂职工，严肃地说：“咱厂生产出这些次品不仅是对‘钱潮’牌万向节信誉的损害，更是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我作为一厂之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今天起，我们立个规矩，对那些只能‘将就’的产品，一律按废品处理……”说完，他下令把三万套万向节运往废品收购站。有些老工人对鲁冠球说：“鲁厂长，这些产品再维修一下总好用吧。”也有人说：“这值几十万元钱呢，我们几百年也赚不了那么多呀！”
鲁冠球理解乡镇企业农家人。他们清早起来挑一担白菜、萝卜进城去卖，为了多赚一二分钱，往往与城里人讨价还价，争个面红耳赤。他耐心开导工人们：“我们现在是办企业，不是到集市上卖青萝卜。为了贪小便宜，在好菜里裹棵烂菜，用绳一捆，只要钱到手，哪管别人骂娘，反正第二天谁也不认识谁。眼下全国有50多家万向节厂在竞争，真要立住脚，靠得牢，是质量，信誉……”
由于鲁冠球对产品质量要求高、严，工厂的产量，利润一度下降了。不要说奖金没了，就是工人工资也有六个月没发。但是他们树立了对国家的责任心和对用户讲信誉的思想。讲质量，讲信誉，“钱潮”牌万向节不仅享誉国内，而且走进了国际市场。
小列宁从花瓶中学会了诚信
列宁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人，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人。他从小性格开朗，活泼好动，经常弄坏家里的东西。列宁八岁那年，有一次母亲带着他到阿尼亚姑妈家中做客。活泼好动的小列宁一不留神，把姑娘家的一只花瓶打碎了。但是，谁也没有看见。
后来，姑妈问孩子们：“是谁打碎了花瓶？”
其他孩子都说：“不是我。”
而小列宁因为在生人家里害怕，怕说出实话会会遭到不大熟悉的姑妈的责备，所以他也跟着大家大声回答：“不——是——我！”
然而，母亲看他的表情，已经猜到花瓶是淘气的小列宁打碎的。因为这孩子特别淘气，在家里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但是，小列宁向来是主动承认错误，从未撒过谎。
于是，小列宁的妈妈就想：应该怎能样对待孩子撒谎这件事呢？当然，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直接揭穿这件事，并且处罚他。但是列宁的妈妈没有这么做。
她认为，重要的是教育儿子犯错误后要勇于承认错误，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而不是责备他。
于是她装出相信儿子的样子，在三个月内一直没有提起这件事，而是给儿子讲各种各样的诚实守信的美德故事，等待着儿子的良心深处萌发出对自己行为的羞愧感。
从那以后，列宁的妈妈明显地感觉到，儿子不如以前活泼了，似乎是良心正在折磨着他。
有一天，在小列宁临睡前，妈妈又像往常一样，一边抚摩着他的头，一边给他讲故事。不料小列宁突然失声大哭起来，痛苦地告诉妈妈：“我欺骗了阿尼亚姑妈，我说不是我打碎了花瓶，其实是我干的。”
听说孩子羞愧难受的述说，妈妈耐心地安慰他，说：“给阿尼亚姑妈写封信，向她承认错误，姑妈一定会原谅你的。”
于是，小列宁马上起床，在妈妈的帮助下，给姑妈写信承认了错误。几天后，小列宁收到了阿尼亚姑妈寄来的回信，在信中，她不但表示原谅小列宁，还称赞小列宁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小列宁得到原谅后，十分高兴，又像以前一样过着快乐的日子。他还悄悄地对妈妈说：“做诚实的人真好，不用受良心的谴责。”
妈妈看着儿子会心的笑了。
司各特诚实守信
英国著名的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虽然为他很贫穷，但是人们都很尊敬他。司各特为人正直，他的一个朋友看见他的生活很困难，就帮他办了一家出版印刷公司，可是他不善于经营，不久就倒闭破产了。这使原本就很贫穷的作家又背对背上了六万美元的债务包袱。
司各特的朋友们商量，要凑足够的钱帮助他还债。司各特拒绝了，说：“不，凭我自己这双手我能还清债务。我可以失去任何东西，但惟一不能失去的就是信用。”
为了还清他的债务，他像拉板车的老黄牛一样努力工作，他的朋友们都非常佩服他的勇气，都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是一个正直高尚的人。当时的很多家报纸都报道了他的企业倒闭的消息，有的文章中充满了同情和遗憾。
他把这些文章统统扔到火炉里，他的心里对自己说：“瓦尔特·司各特不需要要怜悯和同情，他有宝贵的信用和战胜生活的勇气。”
在那以后他更加努力地工作，学会了许多以前不会干的活，经常一天跑几个单位，变换不同的工作，人累得又黑又瘦。
有一次，他的一个债主看了司各特写的小说后，专程跑来对他说：“司各特先生，我知道您很讲信用，但是您更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您应该把时间更多地花在写作上，因此我决定免除您的债务，您欠我的那一部分钱就不用还了。”
司各特说：“非常感谢您，但是我不能接受您的帮助，我不能做没有信用的人。”这件事之后，他在日记本里这样写道：“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睡得这样踏实和安稳。我的债主对我说，他觉得我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他说可以免掉我的债务，但我不能接受。尽管我的前方是一条艰难而黑暗的路，但却使我感到光荣，为了保全我的信誉，我可能困苦而死，但我却死得光荣。”
由于繁重的劳动，司各特曾经病倒过。在病中，他经常对自己说：“我欠别人的债还没还清呢，我一定要好起来，等我赚了钱，还了债，然后再光荣而安详的死。”这种信念使司各特很快从病中康复了过来。两年后他靠自己的劳动还清了债务。
王季思诚以任事、诚以待人
王季思是中山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1986年被定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从他治学、待人和对己都体现出一个“诚”字，给我们作出了表率。王教授常说：“当教师，不能不懂装懂，更不能文过饰非。坦诚地承认自己的不足，这表明你在进步，也可以让学生懂得应该诚以任事，诚以待人”。王季思教授不但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早在五十年代，王季思教授就以《西厢记》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的突破口。《西厢记》语言清丽，使人读来满口生香。如“萤窗雪案”、“书剑飘零”等辞句都充满诗意。可是，正是它那文采本色兼具的语言，夹杂着大量的典故和元代的方言俗语，阻碍着人们理解它每字每句的准确含义。于是王教授就参照先人的考据和训诂，以严谨的态度注释《西厢》。他注意掌握第一手资料，几乎阅遍了元人的散曲和杂剧，写了大量的札记和资料卡片，细心地与话本散曲及同时代的杂剧的例句排勘比较，纠正了前人许多注家的臆断，给予了确切的解释。他在注释《西厢记》及《元曲选》等所做的各种各样的资料卡片共有三、四箱。可见他治学是何等诚直严谨。当他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出版了《西厢五剧注》时，引起了学术界强烈的反映，曾有人写诗嘲笑他“不爱六经爱五剧”。其实这正表明王教授独具慧眼，认识到元代散曲杂剧这些优秀文化遗产的宝贵价值。
五十年代末，王教授的注意力转向明清戏曲，他选择的突破口，则是《琵琶记》与《桃花扇》。他对《桃花扇》作了认真的校勘和注释之后，又写了“校注前言”，他在这篇论文中，从历史剧创作的发展全局来考察《桃花扇》的价值，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分析，具体地体现出他的一贯主张：搞研究，切忌空疏抽象，游谈无根。而应从具体问题入手，通过微观剖析，再进入宏观掌握。所以他无论研究王实甫还是孔尚任，都是以此为基点，脚踏实地，扩展到戏曲发展的全局作透彻的了解。
王教授今年87岁了，1990年已经退休。但他退休以后，依然坚持研究。清晨起来，就坐在书桌前，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审阅批改校稿。老年人嘴角容易流涎，他怕弄脏书稿，就带上口罩伏案写着、读着，耕耘不辍。
王季思教授对待学生始终是诚恳无私的。即使他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龙钟老者，他诚以待人的心更是“老而弥坚”。他对后辈送来的论文、论著逐字批阅，圈圈点点，连标点也不放过。他常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他所藏的资料，随便让门生们翻检、借阅。他对学生的关心、教育，可以说是终身的。陆定一同志的夫人严慰冰，1934年曾在江苏松江女子中学读书。当时王教授曾给她上国文课和历史课。后来严慰冰在题为《五十年如一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他批改作业很认真，好句子打双圈，错别字加上框框。”“我82年离休后，偶尔为报刊写些短文，老师看到后，他还像50年前一样，仔细为我批改。刊物字小，排得又密，老师因患白内障视力太差，特用另纸抄过，将刊物与改件用挂号信寄给我。”这种诲人不倦的诚挚精神令人感动。
1979年春节，王教授到学生宿舍去探望学生。当他了解到同学们对一位任课老师的教学颇有意见时，就默记在心里。使同学们料想不到，他这位系主任在新学期开始上该科第一节前，他竟先巍颤颤地走进教室，诚恳地对同学们开导说：“大家对任课老师的意见我是知道的。不过，你们也许不知道，任课老师遭遇坎坷，他20年没有教课。今天，他能走上讲台，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当这位任课老师铃响后来到教室，看到同学们十分安静，又看到作为前辈的王教授准备听他讲课时，不禁一怔。在讲课中，王教授几次走上讲台，亲手替他擦黑板。开始他有点手足失措，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下课时，同学们一齐起立向任课老师致意，他却对着王教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搀扶着老人家，一起离开了课堂。同学们当时被这情景感动得眼睛湿润。从此，大家对这门功课听得特别用心，任课老师也越来越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过了许多年，同学们还常常谈到那幕动人的情景，同学们从王教授身上看到了他那“诚以待人”的美德。
1981年，《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一书，登载了王季思教授的一篇自传。文章末尾，他加上了一段“附记”，说明传文是助手整理的，评价很不全面，因而他着重补写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传文对我过去走过的弯路，如在学术上贪多务博，主次不分；在历次运动中的随风俯仰，缺乏主见等，没有指出。尤其是我到大学教学后，安于书房生活，脱离广大群众，反映现实的诗歌与散文越来越少写。这是应该作为切身的教训来向读者说明的。”
可见王季思教授对己又是何等的正直坦诚啊！有的人极力粉饰、美化自己，而他勇于向读者自我解剖，作为一位享有盛誉的前辈学者却是难能可贵的。
马寅初敢说真话
马寅初，中国著名的人口论专家，经济学家。他一生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所建树，而且素以敢说真话而倍受人们尊敬。
抗日战争时期，马寅初在重庆大学商学院任教时，由于他敢于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象，曾被蒋介石在歌乐山软禁过。但这并没有使马寅初屈服，相反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立场。
马寅初说：“我这个人呀，叫我不讲真话不行。我有一句座右铭：讲别人讲过的话是容易的，讲别人想要讲的话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想要讲别人不敢讲的话，就不容易了。我就是要讲别人想讲而又不敢讲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有一次，学院请马寅初为全院师生员工作报告。报告的前一天，院长改变了主意，不想如期进行了。原来是校长听到了国民党政府要派特务进行捣乱的消息，担心马寅初教授生命有危险。
当马寅初听到这些情况之后，十分平静地对院长说：“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要说真话，总是要得罪人的。讲假话，讲大话，不仅没有生命危险，还会博得国民党政府的青睐，甚至可以升官发财。院长，请您放心，我会对付的。”
报告会如期进行，整个商学院大礼堂座无虚席，连附近大学的师生也来了很多人。国民党特务也趁机混了进来，情况十分危险。
马寅初教授走上主席台，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但是人们也开始疑惑不解，因为马寅初教授还带来了女儿，还有四个大汉抬着一口木制棺材。
这时，马寅初走到台前，镇定自若地说：“今天，我来作报告，大家有些疑问，我为什么要带女儿来，而且抬来一口棺材。我想，今天的报告，我为了真理不能不讲呀，我带来了棺材，是准备吃特务分子的子弹的；我带来了女儿，是让他亲眼看着特务分子是怎样卑鄙地向他的父亲开黑枪的，好让她继承我的遗志，为了真理，要敢于说真话。”然后，他把话锋一转，开始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摆了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腐败现象，四大家族如何垄断了中国的经济，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还得交政府规定的这个捐，那个税，他大声疾呼：做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再忍下去了……
他的话，像一把火点燃了人们的情绪，欢呼声、掌声响成一片。混进人群的特务分子，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妙，一个个偷偷地溜走了。
报告后，据说蒋介石写信给马寅初教授，叫他别在大庭广众中作报告了，如果他要“高官”，政府给他官做。马寅初教授看后，把信烧了，说：“我要真理，我要讲真话！”
马寅初为了坚持真理，不怕牺牲，敢讲真话，在战争年代，是何等的可贵。充分表现了一位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光明磊落的胸怀、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坚定的革命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