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让学生养成高尚情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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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陶冶情操(7)

吴吉昌回到家乡,立即组织本村群众进行棉花种植的各种对比试验。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一下子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打成“黑劳模”。一次接一次地批斗他,一直批了他近百次,但他始终不屈服地回答:“我研究棉花,一不图名,二不图利,我是完成周总理给我的任务!”他大队长的职务被撤了,他下地研究棉花的权利被剥夺了,他的手残废了,腿被打伤了,双腿跪在地上扫村路。可他还是惦记着试验的事。一天,他在扫地时发现丢在地上的几颗棉子,就高兴地揣在怀里,拿回家,在自家院里搞试验。长期的折磨,他终于病倒了,生命处于垂危。昏迷中醒来,睁开眼睛就断断续续地说:“我不怕,可我不能死,……我还没有完成总理给我的任务……”。在全村好心人的保护下,在邻村老医生医治下,吴吉昌的病有了好转。他说:“我不能死,我要活着跟大鬼小鬼斗,坚决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

1970年春天,吴吉昌拄着拐棍在村头出现,那些要打倒他的人强令他带着干粮到村外割草。他借这个机会,为邻村传授植棉技术,进行科学试验,经他指导的20亩棉田,亩产皮棉达146斤。他却遭到了新的批判,永远不准他再进棉田。他对老伴说:“相信总有一日,会见青天。我能先向总理诉苦吗?我能空手见总理吗?不行,啥也别想挡住我!”自那以后,只要那些迫害他的人一不注意,他就往棉地里跑。

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那年,吴吉昌被平反了。一恢复工作,他就在苗旁搭起一个简陋的窝棚,搞棉花“早育多栽”的试验。那年他已经是64岁高龄的老人了。老伴心痛地对他说:“你不要老命了?”他回答说,“我宁愿死在地里,也不能呆在家里。”这次试验,平均亩产达到186斤,而他又在暗暗搞双秆棉试验,获得初步成功。不料,1974年他又被戴上了“唯生产力论”的帽子。省科委发给他的科研经费、试验用的化肥、抽水机都被半路劫走了。这时有人劝他说:“算了,这么大年纪了,可别斗了,弄那个棉花干啥?”他说:“那可不行,棉花就是我的命,啥也别想挡住我!”这年夏天天旱,棉叶蔫了,身患残疾的吴吉昌就跟小姑娘一起抬水救苗。后来,在周总理的关心询问下,吴吉昌继续保持顽强精神,到1977年,他获得了彻底解放,在“一株双秆”基础上,他又培育出一种“多秆两层”新株棉花。这种新品种比单株棉增加将近一半棉桃。中国农科院组织13个省的近百名科学家和植棉能手到涑阳参观,向他祝贺。他在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80周年时说:“现在离周总理交给我完成任务的时间还有八年,我决心提前五年,攻下脱铃关,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愿。”

吴吉昌为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科研任务,时时不忘周总理的嘱托,在迫害面前,从不屈服,跌倒了再爬起来,坚持忠诚守信的高贵品格,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他的模范事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赞扬他的文章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题名叫做:《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傅显忠对人民忠诚

傅显忠是河北省玉田县三里屯村的一位基层干部。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1990年5月26日病死。

傅显忠不居功、不自傲,凭着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实践了自己一生做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诺言。

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50年代,他拿着纸糊的喇叭;60年代,他拿着铁皮喇叭;70年代,他开始对着麦克风,认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社会主义。他常说:

“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搞宣传。”每天早晨6点,他就播天气预报,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接着就是表扬村里的好人好事,批评歪风邪气。在他管的广播和黑板报里有党的建设,有经济建设,有移风易俗,有群众生活。麦收时他讲防火,入冬他讲防煤气中毒,冬闲时他提醒村民不要赌博,逢红白喜事他让大伙低制旧风俗。

1987年,傅显忠的健康大不如前了。他拄着拐棍,拖着残腿,一步挪三寸,可他还是一站一挪地去写黑板报。每写几分钟,站在凳子上,腿酸疼得站不住,只好下来歇歇。这一上一下,不知要摔多少次。1988年“三八”前夕,他出庆祝妇女节的黑板报,又从凳子上摔下来。侄孙子心疼地劝他别干了,辞去这差事享几天清福。傅显忠说:“傻小子,你知道啥,三爷是党的宣传员,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坚持宣传啊!”

1990年4月,身患重感冒的傅显忠一天吃不下几口饭,可他还是坚持搞宣传,书写爱国卫生宣传月的标语。一字一字,手在颤抖,30条标语400多字,他硬是抱病写了一白天又一个晚上。标语写完了,他也躺倒了,再也没有起来。一个月后,他就和终生热爱的宣传事业永别了。弥留之际,他把侄子、侄女叫到床前。

“三叔是党的人,一辈子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我手头只有5元7角4分钱,要交最后一次党费。你们怨三叔不?”

大侄子傅永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哭声,抽泣着说:“三叔,快别说了,您老留下的比啥都宝贵,您让我们晚辈觉得光荣,走到那儿都能挺着胸脯走路啊。”

傅显忠在人前人后常讲,做一个诚实而有觉悟人的道理,并说到做到,被人们称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1969年以前,他担任队里的会计,后来又转为保管。一会儿管钱,一会儿管物,可说是有实权的人。可老人家去世后,人们清点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全部财产是一床破被褥、几件旧衣裳、一床旧毛毡、一件旧羊皮袄,一尊老花镜、一副毛主席瓷像、两个纸箱、三个麻袋,麻袋里装的尽是他写的广播稿和村里的旧帐本、旧报纸。

他住在村委会,来人去客都由他接待。修农机具的、演电影的、搞喷灌的,人来人往。每次招待客饭,他从不作陪。他爱吸烟,但从不吸招待客人的烟。他每天都把招待客人剩下的烟锁起来,下次再用。

前些年,队里实行工分制,大家给他定了每天8分。他知道后执意不肯,给自己定了最低分——4分;后来实行干部补贴工资制,他每月只拿个27元的最低标准。1985年,县里奖给村里一笔奖金。分完后还剩11元,经大家讨论后同意给他。他知道自己“抗议”也无效,只好存下了。直到临终前,特意向后任会计交待说:“这11元钱是集体的,不是我的,一定把它冲回到集体的帐上去!”

人们在怀念这位老人时,心中无不怀着深深敬意。

林肯不丢掉良心道德

1809年2月12日,亚伯拉罕·林肯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

小时候,家里很穷,他没机会上学,每天跟着父亲在西部荒原上开垦、劳动。他自己说:“我一生中进学校的时候,加在一起总共不到一年。”

但林肯勤奋好学,一有机会就向别人请教。没钱买纸、笔,他放牛、砍柴、挖地时怀里也总揣着一本书,休息的时候,一边啃着粗硬冰凉的面包,一边津津有味地看书。晚上,他在小油类下常读书读到深夜。

长大后,林肯离开家乡独自一人外出谋生。他什么活儿都干,打过短工,当过水手、店员、乡村邮递员、土地测量员,还干过伐木、劈木头的重力气活儿。不管干什么,他都非常认真负责,诚实而且守信用。他十几岁时当过村了里杂货店的店员。

有一次,一个顾客多付了几分钱,他为了退这几分钱跑了十几里路。还有一次,他发现少给了顾客二两茶叶,就跑了几里路把茶叶送到那人家中。他诚实、好学、谦虚,每到一处,都受到周围人的喜爱。

1834年,25岁的林肯当选为伊利诺斯州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36年,他又通过考试当上了律师。当律师以后,由于他精通法律,口才很好,在当地很有声望。很多人都来找他帮着打官司。但是他为了当事人辩护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事人必须是正义的一方。许多穷人没有钱付给他劳务费,但是只要告诉林肯:“我是正义的,请你帮我讨回公道。”林肯就会免费为他辩护。

一次,一个很有钱的人请林肯为他辩护。林肯听了那个客户的陈述,发现那个人是在诬陷好人,于是就说:“很抱歉,我不能替您辩护,因为您的行为是非正义的。”

那个人说:“林肯先生,我就是想请您帮我打这场不正义的官司,只要我胜诉,您要多少酬劳都可以。”

林肯严肃地说:“只要使用一点点法庭辩护的技巧,您的案子很容易胜诉,但是案子本身是不公平的。假如我接了您的案子,当我站在法官面前讲话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林肯,你在撒谎。’谎话只有在丢掉良心的时候,才能大声地说出口。我不能丢掉良心,也不可能讲出谎话。所以,请您另请高明,我没有能力为您效劳。”

那个人听了,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离开了林肯的办公室。

林肯早年当过水手。1831年6月的一天,他和几位水手来到美国南方城市新奥尔良的奴隶拍卖市场上,他们看到,一排排黑人奴隶戴着脚镣手铐站在那里,他们都被一根根粗壮的绳子串在一起。奴隶主们像在买骡子买马一样仔细打量奴隶,有时还走上前摸摸奴隶的胳膊,拍拍奴隶的大腿,看奴隶是不是结实、肌肉发达,将来干活有没有力气。奴隶主们用皮鞭毒打黑奴,还用烧红的铁条烙他们。

这时,年轻的林肯愤怒地说:“太可耻了!等我有机会,一定要把这奴隶制度彻底打垮。”

1860年,林肯五十一岁时在美国总统竞选中获胜,当上了美国总统。他真的废除了奴隶制,实现了这个伟大的抱负,同时他也受到美国人民的尊敬。

三、艰苦朴素的故事

晋文公饱不忘饥

“饱不忘饥”,说的是晋文公的一段往事。

晋献公死后,他的五个儿子为争王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公子重耳遭受陷害,逃到狄国(现河北正定县)。后来,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夷吾当上国君即晋惠公。为除去后患,晋惠公派人刺杀重耳。重耳连夜离开狄国,带着孤偃等人,再次逃难。

他们一路逃跑,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不得不靠野菜充饥或乞讨度日。他们先后到过卫国、齐国、宋国、郑国、楚国,最后到达秦国。在整个逃难的艰苦岁月里,孤偃紧跟公子重耳,帮他度过道道难关。

秦穆公一心要帮助公子重耳回晋国做国君,便于公元前636年出动大军,亲自护送他。到了黄河,秦穆公把一半人马送给他过河,自己留一半人马在黄河西岸作为接应。

上船的时候,公子重耳的随从把逃难时用的物品全都搬到船上,一样也舍不得扔掉。重耳见了,哈哈大笑。他说:“我回去做国君,要什么有什么,还要这个破破烂烂的干什么?”说着吩咐人们把东西撇在岸上。人们七手八脚地把这些东西扔到岸上,有的把破衣旧裤丢到河里。

忠心耿耿的孤偃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十分难过。他想,公子未得富贵,先忘贫贱,将来怎么会是个好君主?于是,他把秦穆公送给他的一块白玉拿出来,对重耳说:“如今公子过河,对岸就是晋国。你内有大臣,外有秦国,我就留在这里吧。现奉上这白玉,以表我的心意。”

重耳一听,十分诧异,他说:“我全靠你们帮助,才有今日。大家在外面吃了19年苦,现在回去,有福同享,你怎能不回去?”

孤偃说:“以前公子在患难之中,我有些用处。现在公子回去做国君,情形不同了,自然另有一批新人使唤,我们就好比这些旧衣破鞋,还带回去做什么?”

重耳听了,恍然大悟,直怪自己不该得意忘形,红着脸,流着泪对孤偃说:“这全是我的不是,做人应该饱不忘饥。”说着又吩咐把破烂东西重新装到船上。

他们过了黄河,打了胜仗,重耳做了国君,就是晋文公。

以俭为荣

季文子是中国春秋时期鲁国的宰相,他虽然身居高位,却以俭为荣,从不铺张浪费。他家的住房非常简陋,也不多用仆人。他叮嘱家人说:“不要搞浮华,讲排场。饮食粗茶淡饭就可以了,衣服不脏不破就很好。”

有一天,他有公务出门,让他的侄儿备车。等了一会儿,不见动静,就径直向马厩走去。

刚走到马厩门口,他看到他侄儿慌慌张张将青草盖在马槽上,显出不安的样子。季文子很纳闷,问他在干什么,他侄儿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季文子上前一看,原来马槽里有粮食。季文子十分生气,说:“我已经说过,不许用粮食喂马,有充足的草就可以了。因为现在还有许多穷人缺吃少穿!”

他侄儿点点头,说:“您说的道理我懂,我只是怕别人耻笑我们,说我们小气。”

季文子微微一笑,说:“既然明白自己做得不错,就不必去管别人说什么。”

他侄儿备好了马,季文子在车上坐好,他们出发了。马车很旧,一边走,一边发出使人心烦的吱嘎声。季文子的侄儿低着头,怕别人认出这是宰相家的马车。而季文子泰然自若,时而观望民情,时而皱眉沉思。

当马车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季文子下了车,与百姓们交谈。这时,走过来一位穿着十分讲究的年轻人向季文子请安。季文子转身一看,认出了这个年轻人是大臣孟献之的儿子,名叫仲孙。

季文子问:“你父亲可好?”

仲孙点头说:“很好,他刚才还在这里买东西。”

季文子抬头一看,果然有辆豪华的马车正向西驰去。他说:“你们家好气派啊!依我看,要适可而止,还是以俭朴为好。”

仲孙不以为然,带着几分耻笑的口气说:“大人做宰相这么多年了,出出入入连一件像样的绸缎衣眼都没有。喂的马,不给粮食,只给草吃。您每天乘坐瘦马破车,难道不怕别人笑话,说您太小气了吗?您这么小气,要是让别国人知道了,说不定还会认为我们鲁国人穷成了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