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他是不会批评主教礼拜的，它庄严而又安静。但是，每个星期天都不一样的布道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冒险游戏。每当有片刻的即席祈祷，他就会非常生气。有时，他不喜欢祈祷的主题或者情绪——假如他碰巧在听的话。有时，他认为祈祷的时间太长，或者祈祷的语调太悲伤。记得在一次这样的祈祷中，我看见他非常的焦躁不安——尽管全体教徒都虔诚地跪在那里——他竟突然大声地哼了一声，然后直起身子坐在他的长椅上，并且紧盯着牧师的后背，好像要踢他的样子。
我向母亲那里看过去。母亲一直在虔诚地、尽其所能地完全置身于祈祷之中，她的脸上会显现出只有在那个时刻才会出现的可爱、痴迷的神情。但是，她还是开始斜眼看父亲——因为，每当祈祷的时间比平时长的话，她就会担心会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而此刻，他正在那里直直地坐着，她不得不停止祈祷，从上帝那儿转到这个固执、倔强的男人身上。“低下你的头。”她严厉地小声说道。假如他没有照她的话去做，她就会对他非常生气，却无能为力，还会对产生这样的感觉而感到内疚。她一边渴望着重新回到温馨、平和的祈祷之中，一边又下定决心想让不守规矩的父亲端正自己的行为，她左右为难，于是，她向他射出闪电般的目光，眼泪也随之夺眶而出。她被气得满脸怒容，像受了伤害的孩子一样。这渐渐对他起了作用。在教堂，无论什么时间他从来都不会跪下——她已经放弃为了这事和他争辩——但是最终随着一声低沉的怒吼，他再次僵硬地俯下身去……
加登博士是从英格兰来到纽约的，但是从血统上说他是个威尔士人。他长着宽宽的红脸膛，浓密的黑头发，以及整齐的蓝黑色的胡须。他的长袍是红、黑、白相间的。他浓重的英国口音使他在圣公会教堂里大受欢迎，因为它似乎与礼拜的气氛非常协调。但是，我们了解到，由于他的威尔士血统，他是一个情绪非常容易激动的人，他常常在布道时，用一种高声但温和的叫喊恳求我们。我的父亲不喜欢这样。首先，他极其厌恶有人恳求他；其次，加登博士在恳求时是很少不哭的。他丝毫没有假装哭泣，他深深地为自己的语言所感动。他从布道坛上探出身子，向我们怜悯地伸出手臂，并呜咽着说，“噢，我的亲人”，每当这时，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整个教堂非常安静。此时，父亲就会不耐烦地在座位上躁动起来。“他妈的威尔士佬，又在那儿哭哭啼啼了。”他嘟哝着。
这会让母亲非常恐惧。她会从长椅的那头示意他必须停止。如果他没有注意到，她会告诉我的小弟弟传话给我，让我一定使父亲保持安静。这有点像指望着一个小孩子使丛林乖乖听话一样。我觉得我最多是能让他看到母亲的示意，那就意味着我必须振作起来去捅他。这是一件让人很紧张的事情。他是一个肌肉发达的壮汉，身上没有一块软地方可捅；并且即使是坐着不动他也非常暴躁。这就像去捅一匹牡马一样。当他意识到他被我小小的、胆怯的手指捅了时，他会对我变得非常严厉，这时我会连忙指向母亲。母亲会轻声说：“克赖尔！不许这样！”而他的回答是：“呸！”
“噢，克赖尔！”
“我知道，温尼，可是我不能容忍那个他妈的——”
“嘘！别出声！”……
（当盘子传过来的时候，父亲总是放进去一块钱，不会多，也不会少。）但是，过了一会儿以后，母亲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确实使他左右为难：有时，她会让他感觉到，如果不多放进去一些钱会有损于他的尊严。尽管如此，他也决不让步；他代之以这样的妥协方法：在去教堂之前，他将他平时的一块钱放在马甲右边的口袋里，可在左边的口袋里，他放进去一张崭新的五元钞票；并且说明，从现在开始，他会给加登先生一个漂亮的出价：让他讲一次像样的布道，而他将给他五块钱。
结果，每一次布道，对于我们来说，都成了围绕着我们的长椅所举行的体育比赛。当加登博士进入讲道坛时，我们男孩子都激动地注视着，好像他是栅栏前的一匹赛马，跃动着随时准备起跑。作为一匹赛马，他显得有些胖，但是他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充分的信心，每次看着他下去参加竞赛都使人产生敬畏的感觉。但是，他总是在第一圈就因为手忙脚乱而自己剥夺了自己的奖项——因为错误的步调之类的原因——或者，尽管开始时无可挑剔，他也会在后面的比赛中败下阵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已经偏离了父亲悄悄为他画出的路线，并坚定地、毫无察觉地朝着其他的方向飞跑。这使得一个少年产生出命运残酷的冷静的感觉。
“我看不出今天有什么不对，”回家时，母亲会说，“你今天应该多给他一些钱，克赖尔。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布道。”但是父亲只是眼睛一亮说，加登先生应该得到一大堆钱。
唯一的一次我看见父亲经受考验是在大斋节的一个星期天。他能在那个星期天露面就够引人注目的了，因为在大斋节他总是放弃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教堂。加登博士在那个节日期间流露的悲伤超出了他能够忍受的限度。但是，在那个特别的早晨，出乎我们的意料，父亲毫无异议地去了。后来证明，那是因为他不知道那天还是大斋节——他“以为那个该死的节日已经过去了”。并且碰巧，加登博士没有来，因为感冒在家躺着呢，接替他的位置的那位收师赢得了父亲的赞许。他是一个感情不外露的人，他很朴实，总是就事论事，他的题目是某个西北伐木区的需要。
他曾经在那里工作过，他熟识那里的人，熟悉那里的事，因此描述得很详细。我听了一会儿，但是那里没有熊，也没有牛仔；大部分都是商业的统计数据，这使我很失望。于是，我开始研究墙上的一幅画，那是一个很像格雷格先生的天使——一个高高大大却无精打采、穿着褶皱衣服的天使，只是他没有留八字胡——这时，我的兄弟乔治悄悄用胳膊肘碰我并指向父亲，父亲专心地听着。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的表情极为专注，一动不动。他抱着胳搏，正认真地听着每一句话。可是我们看不出来他是否喜欢这次布道。布道持续了几分钟，我们以为他才讲了一半，可他却停止了。他已经讲完了。
风琴手开始弹奏奉献曲。这时，响起了一阵裙子摩擦声和零星的咳嗽声。想象一下，我们等着托盘传过来的时候是多么兴奋呀。在过道里，格雷格先生似乎走了几个小时，在每条长椅前，他都站很长时间，弯下腰，又直起身来。“就是看见消防车来了他也不会快点。”乔治不满地小声嘀咕道。终于，他来到我们前面的汉密尔顿一家人的长椅前——然后站到了我们面前——我们都看着父亲。可是，他几乎没有注意到格雷格先生，他在想别的什么事儿，他的手指自动地滑向装着一块钱的口袋。
我们出了一口气，从紧张中放松下来，感觉非常失望。但是就在我们非常失落，垂头丧气之时，父亲的手突然停住了；他将那张一元的钞票放了回去，果断地拿出了那张五元的。
我们忍不住为那个替补牧师的胜利大声欢呼起来。然而，他自己永远也意识不到他做了什么——他安静地走出讲道坛，回到默默无闻的生活中去了。这个人已经赢得了一次他的同行里没有人赢得过的胜利，但是除了记录下该事件的天使和四个戴家的小子，又有谁知道这件事呢。
——《上帝和我的父亲》
在莱昂纳德·Q·罗斯（利奥·C·罗斯腾）的《海曼·卡普兰的教育》出版之后，如果没有从这部作品里摘录的内容，任何有关美国幽默的文集都将是不完整的。然而，我之所以在此提到这本书，是因为从它那里我得到的欢笑，比从任何其他选集里得到的都要多。我觉得它简直太滑稽了。如果能遵从卡普兰的词形变化和比较级体系，英语将很有可能提高它的有效性：“fail，failed，bankrupt（失败，失败的，破产的）”；“good，better，high-class（好，很好，高级）”；“bad，vice，rotten（坏，更坏，堕落）”；“cold，colder，below zero（冷，很冷，零下）。”
卡普兰先生和英语语法
莱昂纳德·Q·罗斯
[卡普兰先生在美国成人预备夜校的课堂上]
很久以来，帕克希尔先生就相信，海曼·卡普兰先生在英语语言方面所做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是高尚、杰出的蒙昧朝代的产物。例如，在他看来，美国第四任总统的名字只能理解为“James Medicine”。之后，帕克希尔先生开始觉得，对卡普兰先生产生极大影响的不是愚昧无知，而是冲动。这可以解释卡普兰先生在做词汇练习时使用“果园”所造的句子：“每天他都给她十二个果园。”于是，后来就有了卡普兰先生对下面这个问题的冲动的回答：“‘富裕’的反义词是什么？”
“皮包骨！”卡普兰先生喊着。
在此情况下，一个不太尽责的老师也许会认为这样的答案属于荒唐的瞎猜而置之不理。但是帕克希尔先生却非常认真地考虑了一下。（帕克希尔先生对待自己小学教师的工作永远是一丝不苟的。）他认识到，对于卡普兰先生来说，财富和体重是一个自然的整体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富人肯定是肥胖的。承认了这个主要的前提，那简直就太清楚了——“富裕”的反义词就一定是——“皮包骨”。
帕克希尔先生越想越相信，主导卡普兰先生生活和语言的既不是愚昧无知也不是奇思怪想，而是逻辑。也许是一种秘密的逻辑，一种私人的逻辑，一种隐秘和困惑的逻辑。但这确实是一种逻辑。当卡普兰先生犯了语法错误的时候，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他的逻辑和世界的逻辑不能碰巧一致的缘故。帕克希尔先生开始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持有一种情有可原的态度：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口味难言好坏）。
当卡普兰先生将“to die”的词形变化说成“die，dead，funeral（死，死了，葬礼）”时，帕克希尔先生对整个事情可能产生的任何最终的疑虑便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
在卡普兰先生对“to die”做出精彩绝伦的分析几个星期之后，一个星期一的晚上，帕克希尔先生给这个诡辩天才、他最出色的学生以全新的认识。全班学生正在进行三分钟的演讲。罗谢尔·戈德堡小姐正在朗诵她的讲稿。她描述了自己与一条凶猛的大狗的遭遇。根据戈德堡小姐所说，狗的名字叫斑点，是一个“苏格兰的恐怖分子”。
“它是一条大野狗！”戈德堡小姐说，她的眼神里因回忆现出了恐怖，“真的，你们大家都会害怕恐怖的东西！我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大家都会害怕。当时，我正轻轻地拍斑点的头，说：‘这儿，斑点，斑点，斑点！’——可斑点却狠狠地咬(bite)我的——”
“‘bite’是现在时，戈德堡小姐。”
一丝惊慌排徊在戈德堡小姐的眼里。
“你应该用——过去时。”帕克希尔先生尽量用温和的语调说。当时，戈德堡小姐的神经系统几乎就要崩溃：“‘to bite’的过去时是什么？”
戈德堡小姐低下头。
“‘tobite’的过去时，谁来回答？”
卡普兰先生撒马利亚人的冲动奔涌而出。“当然是‘bited’。”他调皮而大胆地回答。
“不，不是——呃——‘bited’！”帕克希尔先生无法判断出卡普兰先生说出的是一种自信的否定，还是在拐弯抹角地调皮捣蛋。
米尼克小姐举起了手，高度正好可以被看见。“bit。”她文静而主动地说道。
“很好，米尼克小姐！‘bite，bit，bitten。’”
马上，卡普兰先生就闭上了眼，将头转向了一边，并且开始轻声地自言自语。“米尼克说是‘bit’……米尼克说是‘bit’……天哪！”
这个戏剧性的过程表明，卡普兰先生对于米尼克小姐的答案正在进行极其严谨的分析。考虑到两个人之间由来已久的刻薄的争吵，让米尼克小姐做出回答而不遇到任何挑战将对卡普兰先生构成极大的心理打击。这会伤了他的自尊心，这会给他的灵魂带来极大的痛苦。
“‘bite，bit，bitten？’……哼……听起来太滑稽了！”
帕克希尔先生装作没听见是没有用的：全班人都听见了。
“呃——有什么不明白的吗，卡普兰先生？”
卡普兰先生连眼皮都没抬。“你是问我明白吧，帕克希尔先生？彻底的明白！完全的明白！只是我不是太明白那个词‘bit’……它有点讲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