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专言印度问题原名“丘吉尔与伯理克理斯”反证
古今证明今日帝国与自由的冲突仍未解决且因此大战
宗旨中途改变暗伏第三次大战的杀机
读史固然要耗费金钱精力，修氏一部《希腊内战史》买来九角半，但不肯去精读这部书，也许结果现代世界的耗费损失还要大。因为今日帝国和自由冲突的问题还未解决，置之不理。因此我不能不谈起印度问题。
夫印度问题，不仅是印度的问题，乃人类自由的问题，所以已经演出一种矛盾的局面在这自由战争中，印度的自由战士因犯为自由而战的罪名而坐监牢。除了英人而外，对此都会发怔一下。
啊，自由二字，何等动人！撞起自由的钟！但是你要倾爱自由，须教自由之神先脱下印度女人的沙利服，而穿上欧洲的女装。有英国的自由神，使你想起英国的郊野茅屋，炊烟芳草，落日湖边，也有印度的自由神，骑着大象在万山深林中游行。人类的肉眼看不出真相，不知这位我们所爱的神女，也不裹大英国旗，也不穿印度袈裟，只围一条透明蝉翼羽纱，无形无色，只用慧心灵眼才看得见。
所以此刻现在，英人正在为自由而战。印度人也正在为自由而战，希望获得自由可以帮助英人在这场自由战争中去为自由而战。这样一篇糊涂帐，越弄越糊涂，假使在印度的英人也用过头脑的话，必然中风不语。可是这也毋须过虑。在印度不会去谈到“四种自由”，或是听人提起。提起有点难为情罢？先打胜仗，再用头脑！只有英人强健的头脑，才会超脱一切逆情悖理的难关。而据我看来，这难关不难度过。你只须听印度总督报告囚杀的成绩一副得意忘形的神色，就可断然无疑。“至1942年8月为止，杀死九百四十名，击伤一千六百三十名，逮捕六万另二百二十九名，判决有罪二万六千名，囚禁未付审一万八千名。”《新共和周刊》有一篇通讯说，“总督报告，正像芝加哥大屠场报告杀猪一样。”且须记住这每只猪都是一位自由战士，不怯淫威，鞭打缧绁都不怕，抑猪猡终究是猪猡耶？
近来我冤枉得了一个排英的罪名，至少有一些纽约妇女认为排英，因为我曾真心替印度自由呼吁。这呼吁印度自由与排英有什么关系，我始终看不出，而我的纽约女友也说不出来。我的态度很明显；我不是排英，我是排斥冥顽，不管哪一国，我国也在内。我不仅反对丘吉尔的守旧党的印度政策——我痛恶而深绝之。丘吉尔是英国人，我也知道，但于我，他的国籍与问题无关；不管这政策出于英法中日任何国之手，我都要痛恶而深绝之。我会明白分辨英国守旧党人与开明党人之不同，也会辨别丘吉尔与肯德堡大主教之不同。
美国报馆编辑，遇着两位英国人如丘首相与肯德堡大主教意见恰恰相反之时，认为应该双方加以赞同，将这大战宗旨做个人情，以免越礼。我决不肯把大战宗旨送我的至亲密友做人情，甚至或是送给上帝。要是某地的局部问题，我可退让。要是邻邦的内部政策，我也可退让。甚至问题是先运什么入中国——先运军火或是先运可口可乐给驻华的美国空军，我还可以退让。但是到人类自由关头，我决不肯让步，因为大义所在，不容荀且，而我深知我们今日在帝国与自由之间不得不择一而从，不容易敷衍过去。因为丘吉尔明目张胆护持帝国主义，我可以推知他小时希腊历史不曾用过功。这还小事，关系重大的是，因为一人垄断全战争及和平的宗旨政策，使这大战的性质，目标与宗旨中途改变，然而这大战的胜利却须赖中苏英美各国人的头颅共同换来。这关系綦重，就是英国的真友，也不当因送人情装哑巴，噤若寒蝉起来。
其实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把世界人类作战的宗旨做人情，送给他的至亲密友，或是上帝。历史上不论何时代，自由与反动的势力都在角斗，争占上风。各人应该运用他的聪明智力去分辨认识这两种势力，而站在自由与革命家一旁，毫无袒护的和反动的健将挑战。有些美国编辑想要讨好双方。但那位老将明站那边，视死如归，誓不肯经管清理大英帝国。诸位美国编辑，千万不可小觑这员老将。那老人家阅事不少，伎俩很高。凡是遇着口谈仁义头头是道的人，你要小心。当着这员老将声明他“要保守原有地盘”（“We mean to hold our own”），包括原属印度人无疑的国土，而且教中美俄人不妨替大英帝国作战，这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口念“亚孟”？要是这回战争是英德两国的私斗，这话也没什么不该，谁打赢，谁保守他的地盘，那些属国只当他们的赌品。如果属国不高兴的话，那是另一件事，另开一回战，由属国与胜利国去解决。但这次大战又不是两国的私战，还牵连到多少旁人。英国首相声明他存意将大英辖境一直管治下去之时，中国人马上想到香港，印度人想到印度，荷兰人想到爪哇国，而美国人就想到自由之神。
1943年3月17日，丘首相在英下议院讨论大英帝国殖民地之将来，说道：“本政府深信无疑，大英殖民地之将来统治，须继续为大英国一己的责任。”这是清楚确定无疑昭告我们，丘吉尔立定主张，要保守印度、缅甸、马来半岛、星洲、香港、锡兰岛的版图。这样一来，也须让其他帝国各保存其殖民地，才算合理。由此观之，将来自成白种人在亚洲的帝国卷土重来的局面。所以个人认丘吉尔为将来和会上的梅特涅，不是错见。［按拿破仑其后，维也纳和平会议，由梅特涅亲王领导，恢复各国贵族皇室，协同摧残所有革命势力，而造成以后五十年间欧洲反动势力的大集合。］
假如我们以为丘吉尔忘记亚洲，便是错了；他永不忘亚洲——是殖民区。也许我们所要清理的不是大英帝国，而是世界人类半自由半奴隶的整个帝国主义制度。问题是，我们这战争是否为争些主义原则，使战争不再实现，求一比较公道和好的世界。但这些问题都不便讨论——不管大英帝国的清理或是荷兰帝国、法兰西帝国、日本帝国的清理。大家不要谈吧。先打胜仗，仗打完了，梅特涅亲王总在那边，大家才开始争吵攘夺。然后再过三四十年，大家再来干一下。
要寻究历史，不能钻在已经检查过的日报纸堆中，去追寻那些天天讨论的很热闹的小枝节。要寻究历史，应研究主持国政者的心理，去探讨本源。印度人说克利浦斯爵士赴印开始谈判之时，曾经答应他们组织“内阁”，而克爵士的随员一样热烈的否认他曾经应允给他们组阁的真权实柄［按此指美记者Ouis Fisner与某英人在纽约国民周刊之争辩］。在这种情形之下，旁人若以为由此能明真相，便是发痴。只有由另一方法下手，先研究主持该事之人（这现代伯理克理斯）的心理，才能明白克爵士赴印使命之真相。谁读完了以下丘吉尔于1930年、1931年所说对于印度基本态度的话，而尚不明白克爵士何以失败，便是低能儿。
要明白这印度问题的经过，须先明白我们的伯理克理斯［雅典王，说见上章］。1930年正月，丘吉尔说：“早晚你们必须打倒甘地和印度国民大会党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主张。”——这些主张恰巧是《大西洋宪章》用来适用于印度的原则。在西门爵士使团在印度接洽谈判之时及其后，反对与印度开谈判，认为有伤帝国及其政府人物之尊严，喊得最响的人便是丘吉尔。1931年3月他说：“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只抬高一些永远不能与我们同意的匹夫的声价，一方损失印度大英政府之尊严和权威。”1931年2月，他说：“把这［治印度的］责任移交极勉强极有限少数的印度政客党人，便是倒行逆施，便是一种无耻的行为，便是懦怯、弃职而逃、丧尽廉耻的行为。这便是使大不列颠含垢蒙羞，在世界历史上永远污及大英帝国代天宣德泽及万民的令名。”原文照录如下：
To transfer that responsibility to this highly artificial and restricted oligarchy of Indian politicians would be a retrograde act. It would be a shameful act. It would be an act of cowardice desertion and dishonor. It would bring upon Great Britain a moral shame which would challenge forever the reput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as a valiant and benignant forc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