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妙文颇有大英帝国诗人吉卜宁腔调（Kiplingesque）。丘吉尔和吉卜宁同时在南非战争中充当记者。吉卜宁对于他邦“不识圣教的下级异族”（“the lesser breeds without the law”）的意见，丘氏也赞同。呜呼，使丘氏生于十六世纪尚不失为一位英雄好汉，使生于十七、十八世纪，也足以守先待后；十九世纪，他便是一位贤臣名相；于二十世纪，他只是唱吉卜宁调的违背时潮的史迹。他主张坚决，立志不移，言词伶俐，在那几句话中，不但可以解释克爵士赴印之失败，并可解释整个印度政策之现在与将来。古代希腊伯理克理斯王在国势正盛之时说话，也不会比他庄严，皮匠克利翁（Cleon）不会比他爱国。卖麻绳的优克雷底斯 （Eucrates）不会比他坚决，连卖油灯的海破婆鲁斯（Hyperbolus）也不会对雅典市民发出更悦耳媚众的腔调［按诸人皆伯理克理斯死后主持雅典政府的人物］。我书至此，不禁想起亚诸的诗句几行。［那首诗写英国南岸海边的海啸，名为Dover Beach。诗长短句，吊今追古，慨叹大道沦亡，斯文扫地，以现代英国与古代希腊相比。莎复克利（Sophocles）乃希腊诗人。］
莎复克利昔居伊海之滨兮，其为时已甚远，
曾闻长浪之呼啸兮，慨苦海之潮汐，
余居渺远之北海兮，亦闻音而有感。
大道若溟洋兮，曩泛滥于两极，
俨彩憧之舒卷兮，若云旗之夺目，
悲余生之不遇兮，闻长波之太息，
声宛宛以凄涕兮，浪奄奄而退汐，
奇晚风之悲鸣兮，渐汩没于尾闾。
嗟唯余与汝兮，瞻苍茫之暮色。
叹长夜之漫漫兮，心仓皇而失策，
若两军之丧明兮，羌浑沌而夜击。
所以我们不必去推敲印度问题之枝节。双方都有很充分的理由，把人类自由的中心问题撇开，可以辩得你惝恍迷离，莫知所适。一个人要做一件事，总会拿出理由来，一个大国定了一种政策，总会采取名正言顺的手段。有时你同人家争辩，就已承认对方的理由有争辩之价值。
假如此刻，有人对印度人说，美国种族宗教复杂，有天主教徒、耶稣教徒、犹太人，又有新政策主义者、反对新政策主义者，又有民主党、共和党、共产党、社会党、东北省人、东南省人、内革罗人，又有浸礼会、美以美会、安息日会、圣公会、摩门教（多妻教），而且犹太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爱尔兰人在遮西城同住在一条街坊，而且美国有二百五十左右教门，印度人也只好摇头作罢，不再去理辩那错综迷离的纷局。但是在印度，印度人同回教徒也比邻而居，而且如美国的意大利人同爱尔兰人相安无事，也许更易相处。不但此也，对于一件事他们全国一致——就是要印度自由，除非是两件事——要印度自由和深恨英国。南斯拉夫国不是一样吗？也有天主教，犹太人，克罗忒族，色皮亚族，但是合之于我有利，我们就毫不迟疑把这些异族合并。老实说，假如印度没有回教，英人也须捏造个回教出来。宗教这东西是上帝恩赐大英帝国的宝物，大英帝国和一神论不能两立。多神论正有好处哩。
但印度问题枝节虽不谈，印度自由代表世界全人类自由的问题，我要谈，且非谈不可。因我不带独眼眼镜，又不和亚司斗夫人同意，所以我视印度的自由也正如视挪威、希腊、波兰的自由。不管我如何同情苏联而痛恶纳粹，德国或俄国要消灭希腊、波兰的自由，我都要同样反对。
这种态度有点难懂。有些美国人对于美国十三州脱离英国独立与印度脱离英国独立，作两种看法。配恩（Tom Paine）［美国独立战争中文字最动人的作者］的话便奉为民主要典，同样的话出于甘地、尼赫鲁口中，便是异端邪说。我不是美国人，不能这样分作两种看法。由我看来，华盛顿跟甘地、尼赫鲁一样的“排英”，一样的固执己见。可见得双眼眼镜委实不便。我也知道丘吉尔在纽约威名大振，甚洽民情，原可以圆滑些，附和群众，称颂在英国危倾时我所钦佩的英雄。但我偏要带双眼眼镜，或者只靠一双天然眼。
惭愧得很，我对印度人争取自由或法国人暗中组织争取自由，看不出什么分别，印度政府刊布白皮书，指明印度党人的言论引起地方骚扰及破坏产业。东印度两条铁路被炸坏了，这白皮书大书而特书。如果巴黎通利尔及巴黎通里昂两条铁路被破坏，美国报界不知将如何褒扬这些解放人类的自由战士！这是何等可歌可泣的一段佳话，证明精神不死，永不会为暴力淫威所制服。印度有两条铁路炸坏，我也引以为憾，因为这有妨碍共同作战的努力。但是你要教印度人如何是好呢？
自从英国未经印度人同意替印度对德宣战之中，中间经过两年半，印度党人力主镇静，而英国方面不肯稍让一步，改善局势。等到日本人打入缅甸，印度声嘶力竭的呼吁自由，才临时抱佛脚，派遣克爵士赴印。印度人要求实权防卫国境；英人却不肯交还实权。克爵士一行的实惠，只是由英人正式祝福“回回国”的主张（Pakistan）［此为第一次承认］，留为将来印度分裂之祸机。爵士回国，印人要求重开谈判，都不见效。须知印度之争，却是在美国分输赢；英人在美国宣传胜利了，所以认为十分满意。印度党人及民众日益激昂，怀恨英人日深，而民气日趋消沉。然而英人仍是兀然不动。你要叫印度人如何是好呢？
到了重开谈判的希望失败了，甘地事前通知印度总督，说要开始和平不合作运动。英人不肯受人威胁。甘地要求见总督，而总督摆出抚台的威风不许他见。就此逮捕党人入狱，这逮捕后来依英人法庭判定，认为违法。这没有武装的“叛变”平服了。局面有“把握”了。美国报纸表示意见，说英人剿变之后，必继以抚绥，重开谈判。然而英人却“强硬”到底？
过了恰恰半载，甘地声明他要绝食，不是抗议他私人的冤屈，而是抗议他民族的冤屈。他明知是向顽石乞怜，但他只好如此，派他有罪也好，无罪也好，他总不改初衷。甘地固然顽强，总督也是刚决。甘地已经快要死了，而此后英印合作之梦将击个粉碎了。印度政府即刊布一部76页的白皮书，声称党人有引起暴动的言行。据说，印度政府的职责是维持治安，而党人正图扰动秩序。“横竖我们武力强迫所得的人力物力，比不用强调方法相同，况且局面已有把握，而且我们是为自由而战。”
所谓佛法业缘一说之是非，就是看你认为此事之余波就此结束，或是认为余波会荡漾下去，与其他潮流并合。
如果英国政府的动机，是要对一手无寸铁的属国树立威信，这目的确已达到。如果其意在收拾人心，作为后日英印合作的张本，那机会便永远错过了。武力征服叛变，无论有无武装的叛变，也可以说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是英国武力制人，威信复立之后，还是不许党中与党外的领袖有机会聚头，商讨一个政治解决，虽然1942年10月间未入狱的领袖有这样明确的要求。这种冥顽不灵的政策便无可原谅。英人所说“印度人自己不肯团结”这句话我就不懂。各人分禁狱中，似不是交换意见的理想环境。就是印度和尚［Yogi有仙术］也做不来，而且甘地不是有仙术的印度和尚。“文思突破囹圄”还是文人一句说话，不适宜于拉查哥巴拉查利亚，或萨勃庐，或尼赫鲁［可以调解诸人］。
英国这种作风，由一种假定看来才可以明白，而这假定却是事实。这就是说同盟国武备充实之时，亚洲人什么观感好坏，都可不理。老实说，1942年整个作战策略，都是基于一种心理习惯，说印度人、中国人、俄国人反感如何，尽可置诸度外。为什么呢？因为英美将来有大量充实的空军。
这一场印度问题的经过，只是指明我们未曾认清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问题，只是指明我们精神上还未觉悟，相信“局势有把握”时，猜疑畏忌痛恨仇恶都不足重轻。这所谓有把握的讲法，就是说暴动可用武装军队弹压，而正与希特勒想法相同。我们可以断定，战后的印度局势将更有“把握”，而印度不配独立的理由还要依然存在。东西政治哲学若有不同，便是关于武力淫威暂时成功后的久远用处。亚洲人乖巧一点，认为为图长久计，顾到民情要紧，众怒不可犯，武力不足恃，且要人心和平，然后天下可以太平。
今日这回大战所争只有一端——就是帝国与自由之冲突。有两位世界领袖站在对方的两极——一边是蒋介石，认为“但知爱国，犹未可也”，即须兼爱天下，［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纽约论坛报》所登《中国战后的宗旨》一篇，引第一次大战时克维尔护士Edith Cavell语。］另一边是丘吉尔，认为但知爱国已足。凡深思的人都得在二者之中择一而从。现代欧洲强权政治的标准和亚洲传统伦理的标准正相背而驰。二千二百年前，孟子说得好：“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