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战争之基本原因，乃在雅典帝国之日臻强盛，及其独霸伊坚海面［希腊东海］之贸易及政治的发展。在大平时代，雅典准许自由贸易，但是都要得他钦准；船只未得他的同意不得航行海面。雅典辩护这独霸海洋的政策，说是国家命脉所在；他的粮食要靠他国输入，所以非维护那输运的航线不可。这个国际贸易的航线由雅典保护，于伊坚海的共存共荣，也不无裨补，但是雅典势力日益高涨，希腊各属国日益富强，就对此种情形也日益不满。［Life of Greece 《希腊生活》第439页］
雅典对其他各国施行治外法权。凡雅典籍民与联邦籍民发生诉讼，须到雅典的法庭诉审，只有雅典的法制是文明法制，但是我们也不必幻想，以为那些陪审的雅典市民都是大公无私的开明学者，毫无国家观念，不会鄙夷异族，曲护同胞。
那时希腊天下以自由平等为原则建设联邦共治，本为长治久安唯一的希望，而这时联邦已变一出把戏。因为不管取什么方式，假什么名义，雅典非独霸全希腊不可。因要共同维护这世界，抵抗侵略的国家及国际的强盗，所以，雅典必须主管以联邦的名义征调海军。只有国际警卫队才能维护伊坚海的国际和平。这把戏愈弄愈不成话，后来雅典用武力强迫他国参加这国际联盟；谁不参加，就堕他的国都，来共同维护此刻所已明目张胆号称的“帝国”。杜兰蒂说：
据修氏所说，雅典城的民主领袖，虽在本国崇拜自由等于偶像，却已坦白承认那联邦已成武力霸治的帝国……崇拜自由与帝国霸道的本身矛盾，又配上希腊他国的倔强自好，遂使那黄金时代归于灭亡。［前书第440页］
修氏自己是雅典人，倒也公道地告诉我们，那回内战的真因是雅典的霸道，雅典所要强制决心实现的是雅典式的和平（Pax Athenica），他们主张自由贸易，因为所需粮食须由埃及及伊坚海北运来，并且恰合现代识得采用经济封锁手段。米加拉（Megara）城叛变，归附雅典的敌国哥林多（Corinth）。雅典王即令禁止米加拉的产品运入雅典辖境。米加拉与哥林多便向斯巴达求援。斯巴达出而调停，要求取消这经济封锁。雅典王答允，但要求斯巴达辖土须开放门户，准许国际贸易。斯巴达也答允，但交换条件是，雅典须承认希腊各城完全自主。伯理克理斯偏不肯经管清理大希腊帝国，而斯巴达就此宣战。修氏说：“我相信此战真实而未曾道破的原因，是雅典威力之高涨使南方诸国畏忌，迫得他们主战；但是当日公布的开战理由如下……”就是另一说法［Peloponnesian War卷一第二十三章］。
所以希腊之亡，亡于伯理克理斯的雅典之手。穷兵黜武贸易争利为战争之源，古今一样。雅典之骄横弄权，产生一种强权政治的因果圈套，正与现代相同——同盟离叛，合纵连横，汝诈我虞，朝秦暮楚，强则欺凌小国，弱则讨好邻邦，于是内战频仍，卒归覆灭。杜兰蒂断曰：
在他（伯理克理斯）治下，雅典文化已臻绝顶，只因这致强之术，一部靠强制盟邦的富力，一部靠惹人猜忌的暴力，所以黄金时代的基础不健全。到了后来，雅典人的政治手腕不足以应付和平策略，亡无日矣。［前引书第442页］
我们当不至于头脑简单，以为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的问题，到现代世界才发生。雅典对于强权政治的原则及武力至上主义，都已熟稔。他们知道帝国的尊严，专靠强硬手段对待属国。像印度总督，他们用强硬手段对付恢复自由之国，这强硬政策叫他于米罗斯（Melos）岛叛变之后，屠杀一切壮丁，并将妇孺入籍，役为奴隶，虽然他们自己爱好“自由”与“德谟克拉西”。迈提罗斯（Mytilene）岛叛变，就斩叛变领袖一千名的首级。盖帝国主义的逻辑不得不出此。所以［雅典议员］克利翁对雅典国会说：“你们须明白，你们的帝国是凭恃武力威镇属国的专制制度。那些属国百姓常在阴谋叛变；你怎样克己待他们，也不肯输诚悦服。只有武力到哪里，他们便顺从到哪里。他们何尝爱你们？故惟有出诸威镇一法而已也。”［修氏前引书卷二第三十七章］
雅典人最长议论，他们也会排斥“道义”，发挥强权政治，辩护“从权”政策［“expediency”罗斯福辩护北非政策语］。在那雅典人与米罗斯人著名的辩论一段中，雅典人说：
你我大家应说老实话，不要高谈阔论。因为你我都明白，世间上所谓公道，只有双方力量抗衡时，才会攀上那一套。强者能取什么，就要什么，弱者被迫到哪里，就得让到哪里。……谁有本事，就做主子。这是天经地义，人类确实如此，神仙也许如此。这弱肉强食的天经地义，并非我们所发明，也非由我们创始；我们只是受之先代，而传之后世罢了。我们确知你们及全人类，如有我们今日的权力，也必如此作法。［前引书卷五第八十九，一〇五章］
这些话之透辟详尽，就使德国外交部长利彭窦洛浦（Ribbentrop）或是前任印度总督林离高（Linlithgow）也无以过之。
雅典人深信强权武力牢不可破，以致他们的和平策略失败。希腊却也相信一种因缘道理，叫做nemesis［冤冤相报］；骄横（hybris）必取覆灭。希腊的悲剧中常反复表彰此义，但在国际政治上都茫然无睹，虽然我们也不比他们高明。
在雅典人和米罗斯人对辩一段中，有一种滑稽意味，很像伊索寓言。雅典人很像猫哭老鼠威吓利诱，要迫他们加入他们的“世界大联盟”，而米罗斯人像老鼠见猫，求他们大发慈悲，准免享受归入雅典老母猫肚里的殊恩。你把今日印度代替米罗斯人读去，便得了一副修昔的底斯式的现代政治画图：
米罗斯人：你们做我们的主子，固然有好处，但是我们做你们的奴才，怎会于我们有利？
雅典人：你们的好处，就是屈服可免吃面前亏；而我们的好处，也因保存你们而得便宜。
米罗斯人：但是我们一定要互相仇视吗？假使我们保守中立，与你们亲睦，大家不能好好做朋友吗？
雅典人：不。还是你们的仇意比你们的亲善来得干脆。因为仇视态度，在我们的属国看来，表示我们的威风，而你们的亲善，反见得我们示弱。
丘吉尔于1943年3月17日在英国议院演讲，拥护殖民地部长司丹雷（Stanley）的强硬政策。说完时，工党议员德戴尔（John Dugdale）质问，丘首相知道司丹雷那篇“稍微骄慢的话会在美国及大英联邦引起反感？”丘首相答道：“我们固然不必骄慢，但也不可示弱。”
修氏能于两千年前将现代政治家的心理动机这样剖析入微，足见古今人情本来一样。就是苏格拉底限定三十天赴死正法的时候，那些人还认为妥洽让步，就是“示弱”。那位七十老翁碰巧相信Satyagraha［印度语］节烈不屈的气义。告他的人安尼土司（Anytus）是代表法律治安，并且代表仁义道德，还按节上庙焚香祷告。安尼土司是个好人，是个规矩信教徒，场面很好看。还有一个好人，名叫彼列多（Pontius Pilate），对于一重公案［耶稣被告案］洗手脱个一干二净。谁说彼列多不是好人？他不过遵循外交规矩，不愿意干涉他国内政而已，虽然这是冤杀无辜的一桩案子。老实说罢，古今同类的事，多得想起来就作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