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原名“当代之品质”言世事之变起于人性观念之变
并陈叙自由人权观念之退步及经济安全观念之崛起
为什么这样沮丧？很明显的，人类的思想已经变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已经变了。人对自己的看法已经变了。我们对人类本性的看法，也变了。这一变，整个世界便陷于紊乱之中。让我们用历史来证明。
世界惨剧演在我们眼前，这时候我们似乎应该衡量时代的特征，估计我们精神货物价格的贬涨。我们已经觉得不敢再为欧洲文明自鸣得意了。每次想到欧洲，我总想到德人吊死三个波兰人的相片——一座吊架上，挂了三根绳子，绳子一端缚住了波兰人的颈上，身体悬空，较平时为细长。我不管是德国人在吊波兰人，或是波兰人在吊德国人，我只知道欧洲人在吊欧洲人。那张相片乃是欧洲文明的批评，一个很深刻的批评。
你如果细察今古史开始以来四百多年的经验，若干名称为“意念”（即思想上流通之货币），价格或涨或贬，一定会使你惊异。不要忘记这次战争以前社会经济的不安——民主观念之崩溃破产，大家只讨个安全，寻觅生计之保障，而促成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以及其他集团主义的兴起。我们可立表解释这历史的背景。
大致说来，上帝和自由的运气最坏，教育和工业的运气最好。此处值得注意，灵魂观念在德国，一点没有贬价，反之，还是德国战争机构内的一支原动力［即德国浪漫主义及玄秘主义之影响］。“自由”与强迫相对，代表人权，所以与“人权”相同，此处再为人权划立一行，不过是便于同“经济权”衬托罢了。我们日甚一日地喜谈职业的权利、收入的权利、保障老年失业安全的权利、皮弗利基计划书内所述的权利、军士回来工作的权利……而忘记自由之权、国家自主之权、个人之权。“工业财富”代表国家的生产力，而非指财富的分配。有财富而没有分配的方法，对社会个人并无意义，不能算是进步，只能当做一国的作战力。老实说，生产力过大，往往引起市场的竞争，结果必因市场纠纷而作战；所以大生产力对于和平有贡献，抑或有损害，还是一个大问题。兴战的人，总是工业国家，而非农业国家——日本和中国便是一例。生产力之大小与社会的安全或不安全，不生关系，但是如果生产品分配不均，那便能促成社会的不安。孔子说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老人家，连经济学的原理都说得中肯。
上面这张表，并不能代表整个欧洲的进步，因为大多数前进的国家，如，丹麦、荷兰，都没有计算在内。在天主教国内，上帝总还有能保持地位的倾向；我不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也得承认此点。可是大致说来，这是一篇生意不稳固的结帐单，情形不可乐观。上帝和自由已渐渐失去地位。因为如此，所以德、意的人民都听任法西斯蒂消灭自由，而连今日美国的通达之士，鼓吹经济安全主义，远较鼓吹十八世纪的自由观念为热心。
这有什么意义？人的头脑自然集中在这时代较急迫的问题上。一个人生了胃溃疡，脑中只有想到胃；我就从来不想到我自己的胃。十九世纪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所以十九世纪的人都谈经济，正像十八世纪的人都谈理智，十七世纪的人都谈神意一般。二十世纪的人只谈安全，这岂不是一个恶兆？
我想，作战，就是要保护资本社会。此次战斗的开端，实在是欧洲社会和经济的不安，以及民主政治的崩溃；所以战争完毕后，我们当然要从那崩溃动荡不安一阶段，重复收拾起来，并且现在就得替它计划——这就是所谓“战后计划”，要点是保障职业、社会保险等。这些方案，把我们头脑全部占住，别的问题我们都想不起来了。我们从国内经济一步跨到国际经济，而把国际和平与出入相抵的国际贸易清结单，混为一谈，分不清楚。赫尔一派的人似乎以为维持世界和平，不过是重订关税表的事，年终结算，如大家赚钱，友谊、公道、自由、大同，都会一并源源而至。
数年来侨居美国，我只遇见一个真正有头脑的人——至少是只有一个人的和平观念我完全同意。那人是一个黑人。数月前我在华盛顿联合车站同一个黑人脚夫讲话。他的面目秀慧，且有悲怆之色，他说他在中学内念过三年书。他每月赚一百五十元钱，要养活一家六口。我同他说话，因为他眼中若有所思。我说此际作战时候，他的收入不能算坏。他说生活艰苦，他的妻和儿女都得出去做事。后来我们讲起战事。他黯然说道：“战后情形也许可变好一点。但是我所不满的，倒不是钱，钱少我不计较。我们要人家把我们当做人看待。”这两句诚恳坦直的话，把我怔住了。你能把一种美国的皮弗利基计划拿来安慰他吗？但是社会待黑人的心理态度这一点，是我们所不能用数学解决的，而正是西方思想家在战后计划中完全忽略的一点。他们为了他的经济权绞尽脑汁，而不肯替他做人的权利稍费心思。他们以为经济权有保障，他便能快乐了。
反之，他们都叫我们放弃更多的自由。这可激起真正民主信徒的怒气。经济方策可以医治经济病，可是不是万能药。经济进步产出病症的医法，并非再求经济进步便罢。人类总要继续生存，要过合理安乐的生活。如果我们取得了胜利，而失落了灵魂，那怎么办？文明到底还须有个内容。
但是问题的究竟，还要深一层，直达我们思想的纤维，且与这时代的精神有关。我敢说这句话：依我们这种思想方式，我们决不能建立或计划世界和平。今代思想已日趋机械化。容我指出今日所用名词已经变更。我们怕用“良善”、“公道”、慈悲”……等简单的旧名词。用当然可以用，但是，譬如说，一个人如果用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句话，马上就有人说他思路不清，说老生常谈。这个时代，至少高级社会的人，简直不相信这套东西。拿法国字Fratenite［博爱］来看：有一个时期［法国革命前后］，这字竟能在知识阶级中引起激烈的感情。他们相信这个字；我们今日不相信它。这个时代摒绝了一切老生常谈，良善、公道、慈悲，都是像使用过久的小铜元。我们造了悦耳的新名字来顶它们。一个女孩子如仍用维多利亚式的名字若Faith（信念）、Prudence（谨慎）、Patience（忍耐），一定会被同学当做笑柄。
教育家、传教士、演说家往往都避用这些名词，而代之以摩登名词，如“精神价值”（Spiritual Values），或“社会价值”（Social Values）。可是“价值”这两个字，就用得奇怪，因为它的来源是经济学。这两字与帐簿有关，所以听来悦耳，令人想起主妇买价廉物美的货物（称为“好价值”：good values）。别的名词的来源是社会科学。教育家称娟妓为“反社会者”，称卖淫为“反社会行为”。这些名词有些怪味在内，似乎已经加过人造工夫把水分吸干的味，而使我们觉得道德观念已经剥得干干净净了。
我们不再“感化”一个酒鬼了，我们使他“调整”使合乎社会，正像我们重新调整手表机器一样，甚或使他“适合”（acclimatize）一个新环境都可以。一个成功或不成功的人，是一个“完整”或“分裂”或“不调合”的人格。今代的名词真愈来愈机械化了。一个政党和一部汽车，都可称为“机器”（machine）。大众的情绪是“反应”或“反响”，外交往来关系是“压力”，流行的态度是“习惯的集体形态”。骄傲是“膨胀的自我”，夸张是“自卫机构”，批评是“发泄”，还有什么［凡泄气防险作用的］东西是“安全门”，而一个失业的人是一个“脱节”的单位。
以上所举的都是很普通的名词，与个人的笔调无关。我故意不举其他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所用的学院式怪话，如“平均满足价值的过程”，“情感的反应”，“意念作用的改造”，“联系的回忆反应”。事实很简单：我们不但怕作道德的判断，并且怕正常的感情。我们的道德伦理已有点像人造化学品，先抽出水分，制成精粉，才拿出来问世。可是如果有人对我说专谈“联系的回忆反应”的心理学家能教育子弟，或专谈“平均满足价值”的社会学教授能造福人群，我便不相信。《美国学人》［1942—1943冬季份］登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评论这种“教育法”，作者引了许多教员令人捧腹的佳话，而这班教员的任务，据说是教育青年子弟，启发他们求学兴趣。
在美国学术研究会的心理学部门，一位先生念了一篇论文，题目是：The Reduction of Data Showing Non-Linear Regression for Correlation by the Ordinary Product-Moment Formula； and the Measurement of Error Due to Curvilinear Reg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