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言中国哲学不龈龈于政治组织货殖给养冶政治与
伦理于一炉以礼乐刑政并举为政治之源国家齐治必
基于道德习尚藉此益见经济学见解之浅陋
但是什么叫做和平哲学［政治之术］呢？平治乃现此人生所必不可缺之条件，并非几百千年后的乌托邦理想。安者人之常，犹健康为人之常。和平者：非消极的理想——战祸平静之谓；我们必须有积极的和平哲学。国泰民安，于是乎天地化育，万物滋长，而芸芸众生得托生于其间，各善其事，安居乐业，优游以卒岁，岂非万民之所厚望，天地之常经？故得治平乃得人情之常，人心之厌战，亦犹耳之厌乱声。且家齐国治天下平，其理本一，惟在人伦中和之道而已。欲得人伦之中和，必有其道。哲学的任务，应排斥一切，专一研求这人间伦常之道。
自然我常想，中国思想有何可以贡献于世界和平问题。中国的社会，普通说起来，也有贫苦无告、口角纷争、贪污利己、贫富不均。只是高官厚禄之间，较少妥洽派而已。想起来，真令人毛发竦然。究竟和达尔兰接洽的人，看到赖伐尔［法国妥洽派］能直接和希特勒接洽，难免眼红。两者都是放弃道义，专言权变，但是究竟同小喽罗接洽的人，看见他人能与贼王寨主接洽，总要眼红。中国也讲经讲权，这是儒教所许的。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人还相信礼义廉耻的大端，认为行事上不可须臾离之。
中国与西方绝对不同者有三：一曰排律师、二曰排巡警、三曰排兵卒。中国治国四千年就用不着律师与巡警，而当兵向来为人所鄙贱。中国生活乃不重数学的生活，由于不重数学的思想习惯所造成。
于此可见，中国对于治术观法，显有不同。中国人认为法繁则无公理，警多则无自由［“扰民”］，兵众则无太平。欲求至治，惟有政简刑轻。无为而治的简单要术。社会既有良莠不齐，总得有个官厅，把几个流氓坏蛋押入牢狱，政府官厅之用处止此而已。若要伸冤，勿入公堂，在法庭外和平了结，若要和平，先不见兵，大家卖刀买牛，还里归田，和平政治之术，最后胥赖礼乐化民成功。
我说这是儒教的中心思想，并非戏言。这确实是儒家的中心思想，基本信条。盖儒家冶政治与伦理于一炉。儒家素以着重实际明理见称，然而偏有这以礼乐治国的迂僻结论。美国人向也着重实际，也许还可同意，对于以巡警治国，尤其是以特务队治国，视为可厌。他们也许并可同意，法律治国虽然可行，犹有遗憾，未臻美善。他们知道，普鲁士式的严行禁令（Verbotens），不足为民主国民所心服，而仅一套“毋得擅犯，如违重罚”的禁令公文，未必便足产生好道乐道之人［所谓“民免而无耻”］。他们明白在成熟健全的德漠克拉西，社会治安全靠社会各分子廉洁自好不屑为非为本。
我最喜欢美国人，莫如看见他们违犯禁章之时，看见在电影院，观众不同情于维护法律的船主，而同情于不买票偷上船的船客，看见在华盛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在每辆贴告“不许吸烟”的车中，都有人公然吸烟。我对自己说，这些真是民主国的主人翁。如果犯禁太多，情形不堪之时，还不是查票委员及大人先生要给他禁止，是要由某君投稿《纽约时报》，告诉烟灰烧伤婴孩手臂的危险，可望大家良心发现。如果公众民意不反对，查票员也就不反对。但是别梦想普鲁士人在“禁止吸烟”的车上会吸烟！这是万不可能，所以惠马的民主政府（Weimar Republic，德国战后民主政府）非垮台不可。你教一个希特勒去看管一些美国群众，禁他们“毋得”如此，“毋得”如彼，结果可以推知。不到三月，他的头颅就得敲碎。美国也曾通令全国戒酒，而德谟克拉西对这禁令的答复，便是秘密酒店。秘密酒店的历史，便可指明美国人肯否服从普鲁士式的禁章，甚至肯否服从自己通过的法律。我惟有对这种美国人民免冠致敬，因为他们爱好自由，如中国人。你不能以法令空文禁戒美人，或是华人。法章愈禁，阳奉阴违者愈多。恭祝我们两国主义相同！
话虽如此，着重实际的美国人士听见孔子以音乐化民治国的道理，便对孔夫子头脑清楚只求实际的令名要引起怀疑。惟莎严先生才会发这种迂论。［Saroyan，现代作家，有儿童的天真。］但我确认夫子并非咄咄书空，下文将详论之。孔子正会天真，苦中作乐。［在陈绝粮，弦歌不衰。］孔子不但真说过以乐化民的话，并且重复申述之而不厌。他对为政崇尚礼乐，阐说不厌其详，以致有一位门人当真奉行起来。有一天孔子走到武城，言偃为宰，他听到街头巷尾弦歌的声音：
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我选儒家说礼说乐这方面来讲，所以证明儒家之重精神文化，以显示西洋经济学政治之术之陋。单凭财货之安排布置以求治安那种思想之幼稚浅陋，就可不辩而知。我们急须改正观念，不可以为说礼乐中和的精神只是书呆，而畅谈罐头者始为实际。若所谓只求实际者，系指专言饮食衣冠宫室器皿的物质条件，那绝非所以言儒道者。
孔子言为国的条件如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和平之心理，既然于国家天下应用相同，我们此地可以研究这和平的要素。我们凡言政治，例必认为纯系政治机关的个别问题，与伦理问题截然为二。儒家以为政治之道有四，“礼乐刑政”，而政事只居其一。实则儒家早就鄙夷纯赖行政的解决方法为不足凭。明乎此，始足以言以乐治国之异论。所谓政治，不仅是囚禁几个流氓入狱，释放几个良民出狱的机械问题，而是要移风易俗，使国家社会趋于礼义，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音乐便代表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之自然气象。据那说法，言诗言乐，几乎成为人生之意义，文化之终点所在。
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
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和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礼记·礼运篇》］
由天下太平称为“大顺”这种看法，可见和平非仅战事平静之谓，乃多种教化之力养育出来健全人类社会之结果。由此看来，欲求世治，单藉行政的解决办法自然不足，治国不仅限于“治理”之治，于是乎必尚礼乐，礼乐刑政同为社会政治之方，目的相同。《乐记》曰，“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乐记》篇之说乐，乃用心理学说法。礼乐所以“教民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然后“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社会之不安，政治之纷乱，皆起于“血气”心术无所制防，未得其正。欲求世治，最后还是正人心，非外物所可强使之“治”。这种天下大乱追源于人的心术的道理，犹适用于今日。故曰：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乐记》）
［按物至而“人化物”，正是人为物欲所克，而成物质主义。“人化物”即已失人道，故可译为“dehumanized”；又是为物所化，故并不可译为“materialistic”。所以“物质主义”之形容词见于古籍者，当以“人化物”一语为最早。］
是故先之王制礼乐，人为之节……礼节民心，乐和民心，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行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按王道即治道，即和平要术。］
至此而礼乐与治道之密切关系，可以明矣。政者正也，必先教民以正。故曰：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者，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和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怏，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
［按：《乐记》为世界名作，常与西方学者言之，啧啧称欢，谓“乐同礼异”，“乐内礼外”，哲学条理甚明。惜乎今日，若不翻为白话文字，不知其中味矣。］
这节文字以礼乐相对而言，称为治道之工具，含有深奥哲理，可以大开眼界，并可纠正普通误谬，以为孔教务求实际，只讲杯盘锅灶，或是眼光与经济学相等，文明进化以饮食便泄二事了之。故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又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又曰：“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按此哲理，已入形而上学，而有玄学意味。］
最后，我们可以明治道之本及反情和志为强国之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和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反情和志，乃反人情之正，使意志相和，故译为“to create harmony by a rediscovery of human nature”。］
我可断言，孔子听见西洋学者欲求拨乱反治于饮食便泄之间，就要不耐烦，与我相同。我们如果以为亚洲人对于白种的罐头食物会觉满意，便是大错。亚洲人所宝贵者，乃空罐头而已，因其光彩悦目，玎珰悦耳，使得心灵快活，至于果腹问题，尽管有香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