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问题，正引起同盟的分裂。战争一时未了结，我们须暂把这问题按下，至少不使妨碍我们共同作战的努力，虽然我们在亚洲作战的策略，也凭我们愿见战后怎样一个亚洲而定。但是每个关心时务的作家都有职责，须告诉国民事局的真相。并于必要时加以警告，无论如何，不得蒙蔽事实以欺大众。同盟分裂的根芽已在，既然无法抹杀，只好把他揭晓，期弭祸患于未萌。因为战争或者不足使我们分裂，和平却可使我们分崩离析。夫欲和平必须集体安全，必然而无疑，欲求集体安全，必得美国合作，又必然而无疑。然而美国或进而合作，或退而孤立，全凭一事而定，就是下次和平的性质。安琪儿爵士［在美的英国作者，见第一章］高调提倡集体安全，反对美国孤立。但他却茫然不知这样高调阔论，遇见一个激起美国人民悔恨的和平条约，便全然失效。高谈阔论，劝美合作，虽是要紧，更要紧的是谋一个和平条约，值得美国的合作。美国人士也不必你来苦口婆心劝告。由心理上观察，此刻的美国人预备放弃孤立态度比欧洲某国人预备放弃强权及帝国主义还要爽快。两者都得同时放弃；不然，欧洲请美国帮忙合作之时，只是请美国合作帮忙欧洲的帝国主义。
我不得不忠言奉告，美国国际上的合作，只看是否有美国民众所能赞同的公平和议办法一事为转移。倘使帝国主义的条约复见，必激起美国愤而孤立，那时仰首嗟叹，也无补于事了。安琪儿爵士忘记美国的孤立态度历史上是怎样发生的。孤立态度之发生，由于凡尔赛条约激起反感厌憎，由于“了结一切战争的战争”一转变成争夺分赃的战争，理想幻灭，民心失望。再来一个凡尔赛，美国国民又要慨叹上了欧洲捣鬼政治家的当，又要悔恨惆怅，退而独善其身。在严重的牺牲之后，眼见理想消灭，而嗒然若丧，抽身而退，乃人之常情，而美国人民也不能免俗。因为世界保安队要美国加入的话，就是要美国共同捍护那和平条约所订定的国际秩序，而这国际秩序须教美国民众诚心相信是值得捍护的。假定说，这国际秩序只是恢复欧洲列强的亚洲殖民地，那世界保安队的职责便是要用武力来维护那殖民地制度，而所以担保这制度者，乃美国人民的生命与金钱。可是，美国和中国一样，自身一个殖民地也没有。你教美国人不要为几条大义公理而战，美国人便觉得杀身而不能成仁，师出无名，而死不以其道了。
我相信大西洋宪章，足为世界长治久安的稳固基础，恰如威尔逊的十四条件，如果不在和议时临时捐弃，也足以奠定和平的基础。然而就是大西洋宪章那些主张，此刻已被宪章发动人之一斥为“神话”［丘吉尔3月18日演说首段］，而关于怎样去实行这些主张，他已经认为此刻讨论含“危险性”。
美国的立场，光明正大。这战争的宗旨是为争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自由。大西洋宪章存意是要“普遍”适用于各地各民族。美国的民众是赞同罗斯福的。美国的立场，是光明正大的。自由之旗未曾降下半竿。
但是那两位共同起草大西洋宪章的朋友，尚有公事来了，自从罗斯福说明该宪章的适用范围至此已有一年多，而丘吉尔尚不肯与罗斯福同声说这宪章是普遍适用于“各地各民族”。他不肯确定宪章的范围，或是声明一下，说美国的解释是不误的。他不肯适用这宪章于印度；他说这些主张条件“一点不限制（bid not quality in any way）关于印度、缅甸及大英帝国其他部分立宪发展的历次声明”。换言之，大西洋宪章的真谛妙道，人人都须实行，只有大英帝国的统治者可以特别宽免。况且应该注意，他自己相关的“历次声明”如下：1930年10月，他说：“我从不拟想在我们看得到的时期中，给印度与加拿大相同的宪法权利与政制。”1931年正月，他说：“除了在大战期间印度代表列席开会的纯粹场面仪式上的意义（purely ceremonial sense）以外，谁也不曾设想，在我们能合理或有用去推料的期间，关于印度的原则与政策会实行起来。”［按现时华府“联合国家会议”诸国列席，正合“场面仪式上的意义”。］
但是那话是1931年说的。大西洋宪章是1941年夏签定。那时美国还未加入战争。不确定宪章适用范围，倒有好处。因为倘使那时丘氏像他现在这样清楚说法，也许美国不会加入帝国之战。但是1942年、1943年这两年中同盟国仗打得好，胜利已望得到，英国愈强愈自信，而美国也已加入战争，欲罢不能了。当时他不肯清楚声明现在却声明得很干脆，毫不含糊。1943年3月17日，工党议员马可文（J．Mc Govern）质问丘首相，他关于大英帝国的声明的意思是否说，“德国于战后须交还占领的土地，而英国不必。”丘氏答道，“这样比拟实属侮辱。”［1943年3月18日纽约论坛报登载联美社电］他又提防人家误会，以为他误解大西洋宪章将适用于英国属地与德国属地相同，所以不惮辞费藉勃烈根（Brendan Bracken）［英国宣传部长］转达他的真意，昭告全世界。如果有谁“要走自招大祸的错着，要毁灭或交出我们可观的遗产，我想帝国尚有硬骨架，可以抵抗这种的意思……我们非捍卫我们的权利不可”，他对勃烈根声明：我们既是联合国家的基本会员之一，绝不对我们的百姓说，我们可以让世界任何国欺负。联合国家的责任须大家联合到底。”
谁也明白，美国肯定一个解放菲律宾的年限，使菲律宾人相信美国的诚意。同样的，解放印度定一年限，也可以使印度人相信英国的诚意。那末，为什么期限未立，是谁反对呢？挥铁格的书《我们不能逃避历史》［We Cannot Escape History，1943年出版］，告诉我们一段启人聪明的轶事。“阁员中有一些人决定要用冷不妨手段迫丘氏即刻进行。据那回席中人之一出来告诉人家，‘爱慕利［守旧党员现充伦敦政府的印度部长］正在说，打败希特勒之后，我们应定个给印度联邦地位的期限。话刚说完，其他政府要人正要附和，还未开口，忽闻丘吉尔吼的一声，正像狮子中击一般。霎时间房中空气顿然肃清，宛如真有一只狮子步入室内。从此这题目就没有人再提起了。’”
所以现在大家糊里糊涂，莫知适从，就为这个缘故。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难关我们不可躲避，也躲避不得，虽然丘首相专讲“先打胜仗”，在战局未转以前尽量躲避。至少他的宗旨认得清楚，说得坦白，而罗斯福不知如何是好，和他直争也不是，不和他争也不是。罗斯福对这帝国与自由的问题一天不表示态度，避免和他的好友拌嘴，世界人民就一天对大战宗旨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大家应该认清这员“老将”，不管他带不带圆顶帽；易地而居之，要是生在维也纳［梅特涅亲王，主持维也纳和会］，他便留个小髭。不要汲汲记住他是英国人，或是，如《纽约时报》所称［1943年3月28日“一周大事记”］，“这二十多年来，他是守旧党员之中坚”，或是如卡令德（Harold Callender）在同期所说，他是“吉卜宁诗人浪漫时代的帝国主义信徒”。今日的世界无所用乎吉卜宁时代的帝国主义者，也无需乎梅特涅。
因这缘故，我们今日不知大西洋宪章何时适用何时不适用，莫名其妙。依1943年4月4日《纽约时报》社论，这一讨论，便会引起大英丘首相所认为“危险”的争端。但是依这篇社论：
争端却已引起，而从这争论中，可以看出两种将来国际组织的粗略规模。一种是基于大西洋宪章的严确解释，期望一种世界，无论大小国，大家平等相处，并为集体安全及相互利益，藉一种国际的机构在政治及经济上同心合作。另一种是比较缩限于欧洲，期望一个由英俄二国共同保管的欧洲，而其他较小的国因疆界之远近，或倾于英，或倾于俄。［按即3月21日丘氏重要演讲所宣布］……
第一种主张也许似理想国乌托邦，但是他正是美国［在国内］的道理推广及于世界。美国现在对付局部的现有问题，还是本着这道理做去，还是承认波罗的海俄国边境的小国国土的完整。那第二种主张，不似乌托邦，而是着重“现实”，以武力抗衡原则及强权政治为基础。
这篇社论结论有精警语：
今日所见局面，可以看两个不可稍缺的要点。将来美国对于国际合作最后决定的态度，大抵要凭战后和议之性质而定。同时，这战后和议的性质之形成，也要看我们［美国］有无表示，仗打完后，肯积极参加世界的政局。
俗语说：有备无患。世界如果需要美国战时及战后国际上的合作，须肯出一个代价，而那代价就是人类自由及平等公道的原则，一点不许还价。据我私人观察，此刻美人完全愿意负战时及战后国际合作上极大的牺牲，如果有法使美国人相信这代价是值得的。因此，凡是一见凡尔赛式和约复现的朕兆，就令我心慌。如果某一国不肯收拾往事，忘记前鉴，只顾收拾本利，乘胜打劫，集体安全便不可收拾［双方关语］：“There will be no collective security if some notion wants only to collect and fails to recollect．”因此，我谈到1943年3月号“英国”月刊（Britain，纽约英国宣传部发刊）所摘载格立格爵士（Sir Edward Grigg）在伦敦《星期日时报》的——段话，就竦然而惧：
英美两国政府都已对法声明，法国帝国可以完全恢复，并已对西班哥葡萄牙声明，绝不割削他们两个帝国的国境。且我们应当假定，联合国中之两位有殖民地的国，荷兰与比利时，如有同样的请求时，也必照样的允许。那么是否惟有大英帝国应该解散？
格立格爵士是前非洲肯雅（Kenya）总督，并在英国政府历任要职。像凡尔赛和会所揭发的战争期中秘密条约已经开始密订了。这回大战的性质日益显露出来了。老狗教不出新把戏，教也无用。当代政治家的头脑永不会学新意义的战争与和平。威尔逊十四条件之废弃不用，以此也。大西洋宪章之主义原则，现已置疑，以后将复捐弃，也以此也。
同盟国分心作战，便不能共同胜利，无论男女，人人早晚须静心一想，各定主张，到底这回是为自由而战，或是为帝国而战。二者之间，无法通融，二者之外，别无良策。我们须在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择一而从，因为取此必舍彼。罗丘也者，两种道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