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我们一起游泳，穿两截头泳衣，脖子后面打个蝴蝶结。桂信蛙泳时可以一直把头仰在水面，而我只要一探头就会下沉，真是不公平呀。游累了水淋淋坐在台子上喝冰镇柠檬水，恶毒双眼四下扫视：“看那个，好大胸。”“还有那个，好粗腿。”一边讨论一边咕咕笑，并互相开涮：“飞机场！”“你才是飞机场……”
有一天下夜自修，不知道谁搞怪突然把楼道灯熄掉了。我迷迷糊糊一头撞在墙上，当时就扑通昏倒。醒来后发现在医院，医生说是脑震荡。真该死，好像从那时候起很长一段时间总有记忆障碍——譬如经常提笔忘字，譬如和桂信在街上买东西，看到广告牌上一张异常熟悉的脸，抓破头也想不起来是谁。于是写作文时我经常无比痛苦作便秘状问桂信，那个，那个那个成语，叫什么来着……
尽管我们各自生活不断有新人介入，我们也没有再如从前的朝夕相处。甚至平时很少有想念。但彼此依旧是，那个可以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内任意呼唤、一起在更衣室换裙子、隔着卫生间木头门递卫生巾、惺惺相惜互与珍重的人。
我们坐公交车进市区，黄昏很深，车厢摇摇晃晃，车上有主妇手里提着晚饭食材，蘑菇、青菜、丝瓜、鲫鱼。多么好啊，如果我和桂信以后能在一座城市生活，各自有家庭，双方的爱人亦是好友，也就时常在一起买菜做饭逛书市。
这一幕真熟悉。中学时放月假的黄昏，我们也是这样背好大的书包，坐公交车回家，车厢摇摇晃晃，我们的胳膊时常碰到一起。光阴漫漫，我们都在向前而去，尽管有屈抑有悲伤有彷徨有惊痛。
桂信念的是商务英语，这个专业就业前景非常好，很多人还没毕业就被大公司招去。桂信父母未尝不想叫她毕业后就工作。但桂信扬扬眉：“我要去斯坦福大学读商科。不管世道怎么变，学历总是最重要。自己有什么水平才能有什么水平的交际圈与爱人，且直接影响自己孩子的素质与学养。”
她从来都是这样坚定有主见。
又是上海的初冬了啊，悬铃木叶子已经掉光，大商场也打出秋冬新款的广告。广场圆形花台里的菊花换成了三色堇。怎么也开不败的三色堇，有一张张精怪的小猫脸。我们去福州路上的几家书店逛，上海古籍书店有一批折价书，外文书店有最新版的日文字典。沿街还有不少工艺美术店，正宗红星宣纸才八毛一张，比别处都便宜。
再走下去就到天蟾剧院，圆形拱门残留有20世纪的傲慢与颓然。从窗棂外泄漏进来的路灯光被囚禁，与厅内灯光一起流淌，泛起淡淡光晕。墙上贴着新海报，有上昆新排的《长生殿》，演员是张军、黎安、沈昳丽、魏春荣。桂信摇头：“张沈二人最不可看。张油滑得要死，沈气质真差。”桂信被我拉着一起看过几场戏，她就是老话里讲的“敲敲头顶，脚板底也能响”的聪明人，往往一语中的，毫不留情。我垂涎：“新排的《长生殿》我还没看过……桂信，你看，就是明天晚上……”她拉我走：“不看不看，我要复习。若是苏昆、赵文林、王芳版或是蔡正仁、张静娴的我才一定要看。”然而走了两步又回头笑：“算了，北昆魏姐姐来了——好歹也该瞧瞧。况还有黎安呢。”我高兴极了，粘住她示好，软绵绵哼一句“衾窝宛转春无数”，惹她冷汗涔涔。
有什么比这更满足呢——在临街小馆子里吃过滚烫的小馄饨，虾仁精肉馅儿，汤里漂着碧绿葱花与细细的蛋皮丝，碗底还有海带。在屈臣氏买护手霜和唇膏。桂信在长乐路一处深隐的小店买到一身姹紫嫣红的长身风衣，只有桂信这样穿我才不会觉得突兀吧，宽衫大袖，线条温润，是本帮设计师创造。怀里除却新买的打折书，还有两张戏票！
回去时在万人体育馆搭淞沪线，桂信问我演讲比赛如何。我很心虚地笑：“决赛是不可能的。得个华东赛区鼓励奖就行。”
“演讲稿自己准备吗？”
“当然。”我惭愧，“虽然过了初赛，但和那些专业学生没办法比。”
桂信拍拍我的手背，鼓励道：“不要担心。记住不管走哪条路，都不可中途折返停留，既然参加了比赛就应该挣扎到底。”
我一笑，蓦然想起自己曾让一个人期待，在北京见到进入决赛的我。
宋熙明
十一月的北京天气晴朗。不起风的时候，外国语大学教学楼外的草坡上总有学生躺着晒太阳、读书。枯黄的草坪干燥清洁。这是我的母校。那时每天五点半起来晨跑，六点背书，生活充实。这些记忆在我看来变得虚晃不真实，当初那个健康缄默的我似乎已从我的现实中剥离。
多功能厅内的日语演讲比赛正在进行。我听见他们流畅地道的表达，充满生机。大学里逢到这样的比赛老师都会为我留下名额。我也记得本科二年级时因为日语演讲比赛入围全国十强而去往东京参加终决赛。
学校的主干道我闭着眼睛都能走下去，我记得它每一处转角以及两侧栽种的每一种树木。
那时老师说，学语言的读到硕士就很无趣，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尽早毕业，尽早折现。那个精瘦的老太太慈祥地望着我，宋熙明，你呢，为什么要学语言？
我当时答得十分肯定，要深究一国之文化，毕先深究一国之语言。
老师笑，学术之路非常艰险，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走下去，也许会叫你忍受一生清贫与庸碌。继而又笑，你不会的。
现在想起来，只是汗颜。
做了一段时间的文字翻译，我重又把目光放回外企公司。但依旧不太顺利，日方负责人一看我的学历，脸上立时出现了诧异，紧接着就是非常客气非常抱歉地拒绝我——他们宁可要一个有社会工作经验的本科生。
倒有一家公司愿意要我做翻译，但很快我发现自己郑重谨严一丝不苟的表达根本不适合商业交流。
最后我通过了北京日语研究中心的招聘。此后的人生，就算不是老师曾经警告的“清贫与庸碌”，也必定枯燥沉寂，没有波澜。
当天下午，演讲比赛成绩已经出来，日语系教研室有一份各赛区送上的决赛名单。我不动声色翻到华东赛区一页，一个一个看过去，我相信她会在其中。
不错，果然，我心头一喜，走出去给她电话：“进了决赛，应该告诉我一下。”
那边她有些底气不足：“你也知道了啊，是倒数几名，我差点都不敢继续参加了……”
我深深微笑：“那么从现在开始认真准备决赛吧。另外，我现在在日语研究所上班，你要什么资料都可以问我。”
下班后我去地铁站。短短几个月时间，列车玻璃门上映出的人已经不再西装革履，而是短发、简装，像用功拘谨的学生。车门打开、关闭，车厢缓缓晃动，急速飞驰，掠过城市黑暗森然的胸腔。
陆青野
最近一堂法语课上做口译练习，有很多单词不熟，磕磕巴巴翻了一段就被老师打断，再听自己的翻译录音，语法错误百出，糟糕得恐怖。
班上有学生不客气地笑起来。法语老师说：“你这样的水平应该在中级基础班，而不应该在中级强化班。”
我的确是中途插到强化班里来的——我原以为自己可以。
那是个沮丧的下午。
紧接着又一天，系里辅导员找我，把一张出勤表推给我看：“陆青野，你看看，这个月你基本没有上过课。”
我默然。
“你大概是系里最不务正业的学生，我知道你家现在很困难，但这样更应该发奋进取，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她眼皮一搭，“听说你还在兼职做导游。大三了——谁像你这样？影响太坏了，这样下去会自毁前途。还有，听说你为了交换生名额的事跟外事处老师闹矛盾——太影响本系的集体声誉。”
批评过后，应该是怀柔：“学校对经济困难的同学都有相关补助，你这样的情况，只要打个证明就可以了。”她无限惋惜，“陆青野，你是好学生，我知道你在外语方面非常突出，但是要记住自己的本分，不要心比天高——”她顿了顿，似乎是用了很大力气才把一句非常刺耳“命比纸薄”咽了下去。
我诺诺。走出办公室，心里有些空，每一步踏在地上都微微有震颤，仿佛被人一棍子敲醒，打回原形。
但我还是静静往图书馆走，耳塞里是NHK的快速新闻。开始的时候听中速NHK也浑然云里雾里，只能捕捉最基本的词句，渐渐就听懂七八成，并调成快速练听力。
走进图书馆，迎面撞见的人骇了我一跳：长发干枯，双唇皴裂，眼袋，因缺乏睡眠而耷拉浮肿的多层眼皮。啊……就是我。
我几乎不敢再看镜子第二眼。
我抱着手臂坐在馆内的皮革长椅上，身边有一对相拥的情侣，眼前也有许多往来的学生。他们很青春，很活泼，手里端着滚烫的咖啡，胳膊下面夹两本专业书。我蓦然发觉自己已经从他们中间分裂出来。我右手用力抓着左手，心中茫然又空旷，还有时不时袭来的挫败。我几乎一直在盲目中奔跑，我的目标看似十分明确，然而却从来做不到心无旁骛……我所有的不甘与努力恰好印证了内心的虚荣与骄傲。想到这里，我的脸像被甩了巴掌似的涨起来，不用照镜子都能想象那样的红肿狼狈。“心比天高”，年级辅导员的话突然又响起来，其他都记不清，但这四个字却如子弹一样清晰显露，咝咝钻入耳朵，心脏，直到鲜血淋漓。
“你是在妄想自己博闻强识吗。”我问自己。
“你本来的任务就是完成学业，工作挣钱。”我告诉自己。
“那你为什么还要参加演讲比赛，还要去古籍部借书，还要看昆曲，还要参加纪念嘉定三屠的汉服活动。”我像挑开痛处一样坦然亢奋起来，继续质问，“你以为你是谁，你果然是心比天高。”
“难道你在想接近陈久寻。”这个想法吓了我一跳，我恍然，“难道你还想接近宋熙明。”
我埋下头，心里涌起强烈的羞耻。在北京，在巴黎……我浑身疼痛地回忆那短暂时间内的种种细节，回忆自己的浅薄、莽撞，心不停哆嗦，陆青野，你在做什么。
走出图书馆，阳光清冷，风冰凉。我最不喜欢上海的冬天，幽幽冷到骨头里去。
高中时到上海参加作文竞赛，也是冬天。市三女中的古老树木苍苍郁郁，教室没有空调，钢笔凝滞，手指冻僵，最痛的是小指，搁在作文纸上，冻得发红，被笨拙的手掌拖着走，无奈死了。
我用力扬扬头，好像要把自己从原先的沮丧情绪里拔出来，一切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