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小说的开篇便因为阿Q立传的名目大伤脑筋，因为阿Q身份的模糊和卑微委实与“立传”这样的大事相去甚远，在绕来绕去的一番“闲话”之后，鲁迅终于言归“正传”了。阿Q究竟姓什名谁，到底没有“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寻出许多新端绪”来，阿Q在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的时候曾“手舞足蹈”地当了回赵太爷的“本家”，却被赵太爷的一记耳光打得“不配姓赵”了。阿Q没有家，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他对于未庄人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做工”，忙碌的时候人们想起阿Q，一旦闲下来，阿Q也就杳然了，并不会有人记得他。偶尔在街上相遇，阿Q还会遭到闲人们的取笑，这使得阿Q发怒，“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但是瘦骨伶仃的阿Q总是吃亏的时候多，他于是改变战略，采用怒目而视，这样一来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阿Q没有法儿，只好改愤怒为轻蔑，回敬说：“你还不配……”立刻又是闲人的一顿打还要被逼着说“人打畜生”“打虫豸”。阿Q被他敬仰的赵太爷打；被百无聊赖的闲人打；被他厌恶的“假洋鬼子”打；被他藐视的王胡打；在拧过小尼姑的脸后而飘飘然的阿Q不由自主地向吴妈跪下求爱，又被秀才的大竹杠打，而且被罚了个倾家荡产。这还不算，背了恶名的阿Q同时被砸破了赖以生存的饭碗，未庄人像逃避瘟疫一般逃避阿Q，没有人肯来雇佣他。迫于生计的阿Q只好偷偷溜到城里着实痛快地偷了一把，回来后也的确风光了一回。可是不久，疑心阿Q的未庄人又对他“敬而远之”了，在阿Q“傲然说出他的经验”后，未庄人更不齿于阿Q的“小偷角色”，在“敬而远之”之外又添了“斯亦不足畏”的藐视……
阿Q在未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处于无处不在的强势威压之下，不但没有任何话语权，也没有恋爱权，还要时刻承担生存危机；阿Q不被重视，也孤弱无力，挨了打受了委屈除了暗地里骂几句“他妈妈的”好像也没有别的法儿；外在的势力总是阿Q力所不能及的，他只能在远离中心的边缘孤魂野鬼般地游荡。阿Q对自己的卑微有所认识，所以在和别人交锋之前要先“估量”对手，赵太爷“满脸溅朱”地喝骂，“假洋鬼子”的“哭丧棒”，秀才“很粗”的大竹杠自然是瘦弱的阿Q惹不起的。对于这些强力，阿Q顺理成章地服从着，他会依据已有的经验习惯性地选择“不开口”“后退”“耸了肩膀等候”“有些忐忑”……
阿Q当然不想这样地不被重视，他也希望未庄人给他一些起码的尊重，甚至再来点儿敬仰，所以他一度进行着由边缘到中心的努力：他原想在姓氏上做大文章，借“本家”的纽带，拉近与赵太爷的关系，博一点儿“光彩”，但赵太爷之流却不与阿Q方便，使阿Q从“边缘”到“中心”的最初尝试终于落空；阿Q要革命的目的很单纯，只是因为革命竟能使赵太爷之辈，连同“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阿Q似乎可以借革命的威势让自己摆脱现存的困境，一跃成为权势中心，可以指手画脚，可以挑三拣四，但是“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最终颠覆了阿Q“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阿Q最终无辜地成了革命的牺牲品。阿Q乖乖地挨打，原本的得意、愤激或冲动就在“竹杠”与“喝骂”间悄悄地隐退了，阿Q牺牲了“自我”，顺从着外在强力的压制，很无奈地使“我”长期地处于受压抑状态。像阻滞的水总要寻找突破口一样，受压抑的自我也需要寻找一种宣泄的方式。
阿Q的精神自救策略
阿Q自有阿Q的生存之道，有他摆脱困境的种种策略。
阿Q显然在未庄毫无地位，未庄人很不拿阿Q当一回事，阿Q在这里的意义只是卖力气和供给笑料。但是阿Q也同样不以他们为然，阿Q“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钱之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而阿Q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加以进了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啊，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那个被动挨打、委曲求全的阿Q顷刻间高大起来，他目空一切，把那些曾经对他造成威压的势力从精神上全部打倒在地。他采用一种滑稽可笑的标准，以自我价值观念为评判准则，构造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凡是不合乎他的习惯与“品味”的都是不应该、不正确的。现实当中他无可奈何地处于权力的“边缘”地带，几次向权力“中心”靠进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阿Q当然不情愿不甘心，但他又无力改变现实，无力改变他总是被打败的命运，他的反抗只能换来更惨重的代价。阿Q在一次又一次的碰壁之后，终于改变了他对抗外界的策略，由或打或骂到“怒目而视”，再到不着痕迹的“精神胜利”……既然无力改变环境，那就只有消极地去适应它了。阿Q无可奈何地挨着打，他的不满与反抗意识则退化到内心深处，他别有创意地找到了宣泄不满的途径，从精神上夸大自己、贬低别人，对那些嘲笑自己、欺凌自己的强势群体实施报复，以实现“到中心去”的梦想，为失重的心理找到了新的平衡。这是阿Q赖以自救的生存哲学，是他对抗恶劣的生存环境的一件有效法宝。挨了赵太爷的耳光，他会愤愤地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赵太爷在精神上成了地位卑下的儿子，阿Q就有了报复的快意，“渐渐地得意起来”。
赵太爷之类的压制是存在于外部的势力，是阿Q无法摆脱的强制，而阿Q的个体自我也处于深刻的矛盾冲突之中，有着理性对感性的“规范”和制约。
阿Q有一套自成体系的逻辑：“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的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
阿Q的思想与行为看起来有些古怪，却也不悖乎人的心理发展规律。已近而立之年的阿Q谨守“红颜祸水”的古训，将女人视为“害人的东西”，坚决与之划清界限，甚至不惜诋毁和讨伐。阿Q是“正人”，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名师指授过”，但在他那里的确有那些“男女之大防”一类的严正思想，他对自己是有所要求和限制的，虽然这些要求和限制是处于不自觉状态。做“正人”的愿望使阿Q谨守训诫，不由自主地将情感紧紧包裹起来，严密地看守着，使之不越雷池一步。这样，情感就长期处于潜抑状态，这种压抑不同于赵太爷等的棍棒或巴掌，来自自我本体的矛盾冲突虽然不那样显明，却也丝毫未减少冲击的力度。做“正人”就要牺牲或压制富有激情的、真实的“本我”，而“本我”则像潜藏的暗流一样时刻寻找突破口，意欲从“超我”的限制中突围出去。“超我”对“本我”的压制越强，“本我”反抗的力量也越强；而在“本我”的冲击力滋长的同时，“超我”也会相应加大限制的力度。阿Q的行为之所以表现得颇为极端，显得激切和无来由，实际上正是阿Q潜意识中的“本我”与有着崇高目标的“超我”之间的对抗日趋紧张的结果。
在小尼姑之前，阿Q曾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但因为隔一层裤，所以此后并不飘飘然”，但是拧小尼姑的脸却完全不同了，阿Q“觉得自己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有点儿古怪，仿佛比平常滑腻些”，加上“断子绝孙”的“警告”，阿Q不由得心猿意马，无法控制地陷入了对女人的想象当中。这一次阿Q算是对“女”有了“实质性”的接触，异样的感觉唤醒了阿Q潜在的性意识，久受压抑的“本我”冲破了“超我”的框限，活脱脱地跳将出来，但“超我”的显意识也没有就此隐退，阿Q明白地知道“这飘飘然的精神，在礼教上是不应该有的”。“超我”与“本我”间展开一场激烈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本我”的力量明显占了上风，“超我”则显得苍白无力，甚至于走向妥协，为“本我”的行为寻找借口和理由，“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碗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
阿Q对自我的要求是颇高的，他不但想当“正人”，而且还有当“完人”的梦想。阿Q不断地在精神层面强化自我的力量，使“我”常常不自主地膨涨起来。他甚至要求一种“完美”——“‘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几乎是一个‘完人’”。他极力想在天地之间，至少也要在未庄写下一个大写的“人”字，他为此也可以凌驾于那些欺凌他、压迫他的众人之上，“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尤其是他头皮上的癞疮疤使他不能“完美”。在阿Q看来，任何的“白璧微瑕”都是不能容忍的，或者，不能承认这种“瑕疵”。头上长了“癞疮疤”，便很是忌讳，忌讳说“癞”和与“癞”相近的词语，以至连所谓的“光”“亮”等字眼也都讳莫如深。阿Q用心良苦地膨大着自我，否认那些威胁到自我“光辉”形象的不足之处，以筑起精神的堤防，抗御随时可能的外来的势力对他的自我的掩埋。压抑与反压抑的斗争始终支配着阿Q，使他在紧张的对峙中实现着自我强化，在精神层面建构虚设的堡垒，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行状”。
阿Q的“自我”具有强大的依附性，表现了盲目从众，因循守制的特点；阿Q贬抑赵太爷之类的强势群体正表明他欲融身其中的强烈愿望；阿Q把希望寄托在不可知的将来，以儿子会阔得多的设想来强化自身，受压抑的潜在欲望被扭曲，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呈现出来，他在否定的同时也加强了自我心理暗示，形成了阿Q与赵太爷等的同构与合谋。阿Q实际上是认同未庄势力群体的独特地位的，他也想通过“儿子”或革命的非正常化手段获得这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