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群体的认同以及使自我受关注的强烈愿望，使阿Q常常会盲从和接受煽动，阿Q的精神自大也就常常转化成行动上的自大。阿Q受了欺负，如果像往常一样谋求精神上的自救似乎也能行得通，他在接连受了两次大屈辱之后，“‘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地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但他偏偏撞见了小尼姑，自觉着晦气，刚刚的屈辱感也同时被唤醒，小尼姑也是一个被欺辱的对象，而且地位似乎比阿Q还要低下，她是唯一能使阿Q感觉“扬眉吐气”的人物了。小尼姑的谨慎让阿Q发现了自己卑琐的影子，他记起了自己的屈辱，不由得骂将起来，而且还要污蔑性地摸一摸小尼姑新剃的头皮。看到周围的人在“鉴赏”自己的“杰作”，阿Q更加“兴高采烈”，又进一步“捏住伊的面颊”，使周围的人更加的高兴而“大笑”。这“大笑”唤醒了阿Q的“尊严”，他配合着众人的欢呼，猛地在小尼姑脸上“拧”了一下。这一系列动作，不能说全是由阿Q来完成的。这其中，“看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阿Q此时，有着一种心理学上所说的“场依存性”，而周围的人又有着一种“心理期待”，结果是水涨船高，相互成全，赶着话儿说，寻着感觉走，就像一辆高速奔驰的火车，驶上了一座即将断裂的大桥，只有往前继续行驶，无法使自己停止下来。阿Q在众人的“认同”与“期待”中，充当了男一号，成为主角，似乎自己终于有机会从边缘跨进“中心”一步，博得了“满堂彩”。等到后来，阿Q被莫名其妙定罪，被莫名其妙杀头，都可以说是由“看客”和阿Q共同完成的，就像一幕戏剧，权威者是编剧，公众是导演，阿Q是主角，而且最后，主角变成了剧中的真实人物，甚至在看到人山人海的街头公众时，自己还喊出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毫无意义的英勇的声音。“期待”给了阿Q勇气，自己觉得作为一介草民，太缺乏被关注的感受，所以一旦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便心花怒放，忘乎所以地飘飘然起来，充当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丑角演员。假如阿Q真的清醒过来，也许会说：“我是一个傀儡，我感觉我的手被人们的目光操纵了。似乎他们用目光的注视操纵我的手，实现他们心中的欲望。按心理学的说法是我被‘见诸行动了’。”
其实“见诸行动”又何止这些，“看客”的欢呼成就了阿Q的“进步”，而这“进步”又使他陷于不可自拔的“深渊”，使他陷入了“恋爱的悲剧”。没有“看客”，便没有阿Q在小尼姑脸上那有力的一“拧”，也就没有那种“滑腻”的感觉，于是有可能就没有“断子绝孙的阿Q”的那句骂。就是这些“渐进”的因子，使阿Q想到了女人，从而催发了阿Q的性意识，由此而导致一场失败的恋爱闹？剧。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无奈下的选择，阿Q虽然借此使自己数次从困境当中解脱出来，却也无法真正地救赎自己。阿Q在被杀之前曾有过灵光一现的清醒，“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回旋了”“他……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地跟他走。”“这些眼睛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阿Q于是不自主地大叫：“救命……”这一次，阿Q意识到自己是要死了，那些曾经无数次解救他的自欺欺人的想法在这一刻彻底失去了作用，他“无师自通”的那个“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精神自救法已经无法使阿Q豪迈和洒脱地面向死亡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是破产了，他的“自大”最后是被无力的自嘲所取代了，“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自我”的存在对抗着社会的“压抑”，往往是不能尽如人意。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常常在许许多多的“压抑”面前失去心理的平衡，所以心理疾病也就成了人类无形的杀手。阿Q的“存在”与“压抑”之间的冲突，和现代人相比，并不见得少多少，但阿Q确乎又是整天“心满意足”“飘飘然”地生活着。所以，阿Q看起来并不需要心理医生，他有自救的良方，会自己拯救自己。阿Q的“边缘”状态——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自己的家的流浪生活，是其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的重要原因，可贵的是，阿Q就是缠绕在主流生活园地边篱墙上的一丛蔓草，永远与生活保持着“不离不弃”的距离，死死抓住那段篱墙，即使悬着，也要悬出多彩的舞步。被别人打了，心里说，自己是老子，别人是儿子，是“儿子打老子”，这种“精神胜利法”不知已被人批判过多少次，但内在的精神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又使阿Q获得了生活的勇气。阿Q喜欢喝酒，应该是绍兴的黄酒，喝完酒之后，阿Q的压抑便开始筑起精神防御的高墙，进入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抑”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些超自我不能允许的愿望或冲动，在人不知不觉中就被压抑到无意识，使人自己意识不到有这种愿望和冲动”，进入了“主动性遗忘”。“酒”就是使阿Q能够很快遗忘的媒介，同时具有麻醉和缓解的作用，比如，阿Q被打之后，喝了几杯酒，就“愉快地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他的这种无意识使他得以解脱，压抑暂时没有了，对一般的人来说，这只是潜伏了，许多时候，它还会探出头来，让你感到加倍的苦恼，而对于阿Q，这种遗忘常常是永远的遗忘，任何时候，都不会再卷土重来，陷他于不自然的境地。他向吴妈求婚，让吴妈感到受辱，这时，秀才拿了一根大竹杠站在面前，阿Q于是挨了一杠，但很快“打骂之后，似乎一件事也已经收束，倒反觉得一无挂碍似的，便动手去舂米”。其实，此时他还处于风波的中心，吴妈正在寻死觅活，外面吵嚷得很热闹，“阿Q生平最爱看热闹，便即寻声出去了”。这场风波的始作俑者，却立刻忘记了在风波中扮演的角色，很快地从剧中跳将出来，成为一名若无其事的“观望者”。看到吴妈只是哭，他甚至还想：“哼，有趣，这小孤孀不知道闹什么玩意儿了？”看到这儿，我们也不难发现，阿Q的一生就是这样一路走，一路遗忘地过来的，也难怪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姓什么，也没有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
阿Q的心理防御机制——遗忘
阿Q曾参与了一场赌博，运气竟然很不错，他“赢而又赢”，只可惜他赢的钱却遭了抢，糊里糊涂地挨了一顿打，“身上有几处似乎有些痛”，回到“土谷祠”，感到有一些“失败的痛苦”，但在“擎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另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转瞬间不见了，委实是件令人恼火的事情，精神胜利法现在也不足以安慰自己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闷闷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只有打了自己的耳光，“热剌剌”的疼痛转移了阿Q精神上的焦虑、痛苦，阿Q以自虐的方式获得了精神上的解脱。在弗氏的理论中，有一种叫作“转化”或“躯体化”的精神迁移种类，即“把精神上的痛苦、焦虑转化为躯体症状从而避开了焦虑和痛苦”。阿Q实现了自我的分离：一个代表那个糊里糊涂丢了钱的有过失的自我；另一个则代表公正的力量对有过失的自我实施惩罚。通过自虐的方式释放了内心郁结的焦虑情感，“惩罚”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阿Q释放了心理能量，重新获得了平静，先前的不快被彻底遗忘了。
阿Q挨了秀才的一竹杠，并得了一句官骂：“王八蛋。”于是阿Q很快也就记住了这句叫骂，那“女”的思想也就没了。阿Q此时把躯体的痛苦用回味这句“阔人的骂”的精神豁达来转化了。尔后，又去舂米，应该是很用力，因为很热，以至把衣服都脱了，他用这种方式转化了又一种痛苦，再次进入了“遗忘”。
阿Q又十分地善于“置换”自己的感受，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就是能“把对某事物的强烈感情不自觉地转移到另一事物上，以减轻精神上的负担”。他生平第一件的“侮辱”是和自己极其藐视的“王胡”打了一仗，却偏偏没有取胜，这时，又遇到了生平第二件的“侮辱”，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着实地打了一下。我们说，阿Q善于“完全”的遗忘，这一次却有些例外，因为看到对面走来静修庵的小尼姑，就“发生了回忆”，自己的“屈辱”就自然地迁怒、“置换”于小尼姑的身上。
在这场完全的胜利中，阿Q成功地置换了自己的屈辱，获得了“新生”。从能量转化的角度来说，阿Q曾经损失的“心理能量”在小尼姑身上得到了超额的补偿，以致使自己“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先前的“屈辱”又一次被遗忘了。
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掩耳盗铃”的故事；在生物界也有这样一种鸟，长得很高大，名字叫“鸵鸟”，遇到危险情况时，便把自己的头埋在沙堆里。这两个故事和阿Q不愿面对现实、善于遗忘的心理动机是同出一辙的。在心理学上，这就是“否认”，即“对引起焦虑痛苦的事件加以‘否认’，似乎它根本没有发生”。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防御机制，具有儿童心理特点。儿童打破了东西，知道闯了祸，用手把脸捂上，否认这件事的存在。成年人突然听到一件不幸的消息，常常首先认为“这不是真的”，阿Q就是如此。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逃避”，逃避的结果，是使自己浮出苦痛的深渊，同时也使自己继续在边缘徘徊，不能获得进入大众生活的门票。阿Q的“自尊”促使他的虚荣心成为生存的面罩，他就这样整天戴着这种自制的面罩，走在未庄的街道上。
阿Q的成长历程，是一段漫长的心灵之旅，恶劣的生存境遇逼迫他有了某些消极的适应性，使他能够于困厄中制造一些快意，这些成为阿Q苟活于人世的防御机制。阿Q在沉醉中自得其乐、自欺欺人，使心理获得一种虚设的平衡，如果阿Q从沉醉中苏醒过来，清醒地认识了自己的艰难处境，也许他会患上某种心理疾病。阿Q的防御机制，应该是他多年来心灵痛苦挣扎的总结。挣扎的背后，是救治的良方，比如合理化，又叫文饰作用，就是阿Q的“儿子打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比如他的善于“幻想”，善于“否认”和“遗忘”，善于在梦境中寻求解脱等。这些幼稚的防御机制，有效地帮助阿Q及时摆脱了痛苦。如果没有这些防御机制的保护，阿Q真的是生不如死，说不定在当初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早就自杀了。阿Q娴熟地运用这些防御机制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他极力想从“边缘”进入“中心”的另一种手段与方法。
众所周知，阿Q后来还有许多的机会，甚至还有“中兴”的幸运，得以进入公众的“中心”，使自己从一株蔓草变成一棵大树，写好天地之间的那个完美的“人”字，但总没有成功，原因也就在于他自己的防御机制。防御机制是一把“双刃剑”，使阿Q偷安一时，也使阿Q习惯性地歪曲现实，逃避现实。阿Q当然不会明白其中的利弊，不会学会正视现实，直面人生。阿Q的防御机制是下意识使用的，惯性很大。不管是“造反了”的欢呼，还是“造反是杀头的罪”的诅咒，或者躺在“土谷祠”里，思想着“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来未庄进行革命的情景，无不是一种下意识的防御机制的流露，其根源也在于他的无所不在的“边缘”的情绪。阿Q的这些人生片断，虽然只是某一段时间的某一些镜头，但还是能够反映出他的一些根本的特性。
阿Q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是虚构的一个形象。可是，正如小说一发表，便有许多人认为鲁迅的阿Q是讽刺自己一样，鲁迅放大了一个灵魂，使卑微的阿Q具有了伟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认识了阿Q，也正可以反观自我，在这种镜鉴中揭示出自我灵魂的暗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