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游的安排下，我们还访问了当地一位市民的家。沿着结雅河（黑龙江支流）荒凉的河滩，汽车开行了半个小时，来到了位于市郊的一个普通庭院。木栅围起的院子里，种着蔬菜和花木，靠墙堆着很高的木柴垛，足见这里林木资源的充沛。沿着小径来到主人的俄式木刻楞房子前，主人已经在门口欢迎我们。这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叫彼什柯夫，他称呼我们为“托瓦利什—基塔因”（中国同志），并笑着把我们让进客厅。据介绍，老人的老伴已经过世，两个儿子在外地工作也不常回来。老人当过兵，在机关做过公务员，现在靠退休金生活。我们问他是否去过中国，他说只去过对面的黑河；问他对中国有什么印象，老人说，中俄两国都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但中国发展得更快，这是因为中国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他招待我们喝茶，茶具是俄国特有的茶炊，茶叶则是俄罗斯人喜欢的传统红茶。老人家里似乎不怎么来客人，我们这些远方来客使他兴奋。在拍照时，他来者不拒，几乎同我们每个人合影，笑得像个孩子。临别时，我们的一位女教师将一把很有中国特色的工艺折扇送给他，老人高兴地拥抱并亲吻了她，像是对待自己的女儿。彼什柯夫老人善良、友好，给我们此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
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两天里，曾想询问一下当地人是否知道他们城市的历史，但终于没有说出口。一是没有合适的翻译，其次还因为所有的场合都不适宜谈论这样的话题。然而本文结束时，我还是有一些话想说。
中国与俄罗斯（包括前苏联）是两个世界性大国，纵观两国关系的历史，其间恩怨情仇历难尽述，而瑷珲事件，算得上是中俄近代关系史的一个缩影。物换星移，当代中国已经成长为东方的巨人，中俄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地位也与一百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历史的烟云已经散尽，热络的交往中人们似乎已经遗忘了那段血与火的往事。但历史决不应该被忘记，我们也不能够停下对历史的思考。落后将挨打，贫弱必受辱——大江作证，黑龙江滔滔的流水曾经被祖辈的鲜血染成红色。
福留壮
福留壮是我认识的一位日本朋友。
我任职的机构与日本明德义塾高级中学是友好学校，那时中日关系尚好，每年都有校际交流活动。1995年我曾去了这所地处四国岛的学校，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这位福留壮先生。
明德义塾高中坐落在高知县的一片群山中，那里远离都市，环境十分幽静。我们经过在上海、大阪的两次换机到达高知市，又乘了一个多小时汽车，才到达学校，此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但讲究礼节的日方东道主还是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和晚宴。
晚宴上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四十多岁脸色黝黑的男子，他身上的西装有点拧巴，领带也打得稀松，远不如我的“红都”牌西装笔挺。他的胸牌上写着“福留壮”三个日文汉字，这是他的名字；而我胸牌上的姓名是片假名拼写的，我并不知道怎样读。我们互相用自己的语言读了对方的名字，笑了笑，就算认识了。
日本人也善饮，况且席上用的是日本清酒，大概也就十几度，故而互相碰杯一饮而尽成了喝酒的主要形式。碰杯祝酒，自然会有些话讲，但人多翻译忙不过来，最后演变成了笔谈，因为双方都会写汉字，理解上差不到哪去。通过笔谈，我知道福留壮是教“国文”（日本语）的，而我，恰好在学校也教“国文”（汉语），于是就有了共同的话题。他说（写），他喜欢中国文化，并在纸上写出了李白、张继两位唐代诗人的名字（后者是唐朝的一位三流诗人，却因为一首《枫桥夜泊》在日本家喻户晓）。我则写出小林多喜二、紫式部的名字，表示也知道点日本文学。男人在酒桌上最容易成为朋友，即使在日本也是如此。三杯两盏喝进去，头脑膨胀，成了哥儿们似的，我们就处在这种兴头上。福留壮说，按照日本的规矩，成为朋友就要互相交换酒杯来喝（日本确有此习俗），他怕表达不清，又请来翻译解释了一遍。我自然不想违拗他的面子，但总觉得有点那个，不太卫生吧。他见我面有难色，顺手拿起自己盘中一片剔了肉的贝壳递给我权当酒杯，我也照此办理，把自己盘里的一片贝壳给了他。如此交换贝壳饮了一“杯”，于是成了“哥们”。
福留壮虽然不修边幅，却是个十分热情的人，自从那次喝了“换杯酒”以后，他时常到学校的驿馆看望我。日本的旅馆提供的睡衣都是和服，穿起来挺复杂。一天晚上他见我正为这件衣服发愁，就教给我穿戴的方法，前后左右收拾停当，最后还拿起相机为我拍照。照片洗出后他说我很像日本人，我却看着照片上的自己有点像《红灯记》里的鸠山，只是少了那一撮仁丹胡子。
后来的几天福留壮陪同我们去了土佐清水（日本的风景名胜），又一路向东前往大阪和京都。福留壮说有一种“京都豆腐”在日本非常有名，要我们无论如得何品尝一下。于是开车带着我们在偌大的京都到处转悠，去了好几个地方，虽然也有这种豆腐，但他说都不正宗，非要带我们去最正宗的餐馆去品尝这项名吃。最后终于找到了他满意的地方，我们的胃口也被吊的十分高涨。然而待正宗的“京都豆腐”端上来了，其实只不过是竹叶包着的一小块白豆腐而已。豆腐很滑嫩，有点竹叶的清香，但味道寡淡，说不上有什么特色，不免使我们大失所望。而这“日本式”的热情还险些耽误了我们后面的行程。
一年后福留壮随团来到北京回访，作为东道主我们当然也要盛情款待。中华美食丰富多彩，远非“京都豆腐”所能比。在酒水方面，我们选择了最具北京特色的烈性白酒——北京二锅头。那天晚上，我因为有课没能参加欢迎宴会。当我下了课走出教学楼时，正赶上日本代表团回来，福留壮看来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一左一右两个人搀扶着他。我迎上去和他打招呼，他趔趔趄趄走过来和我拥抱，用日本式的中文说了一句：余桑（余先生），北京，二锅头的，好喝！”引起周围的人一阵大笑。
我和福留壮好多年都没有联系了。近年来中日关系比较紧张，作为“知华派”的福留壮先生不知在日本生活得可好？
2013年5月
佛缘处处颐和园
颐和园是一座著名的皇家园林，也是旅游热点之一。当人们置身园内，多流连于精致的亭榭楼台、绮丽的湖光山色，而其间众多的佛教建筑却很少有人留意。其实，颐和园在初建时，无论在设计思想还是建筑艺术上，都深受佛教的影响，园内许多重要建筑都与佛教有关。
作为园内的主要建筑，在万寿山从前山到后山的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的佛教建筑有大报恩延寿寺（遗址在今排云殿）、佛香阁、智慧海、香岩宗印之阁（四大部洲）等。
现今的排云殿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所建，是慈禧太后当年为自己举行六十大寿庆典的场所。但在清漪园时期，这里却是大报恩延寿寺大雄宝殿的所在地。乾隆帝在《御制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碑记》中说：“山居昆明湖之阳，加号曰万寿，创建梵宫，命之曰大报恩延寿寺。殿宇千楹，浮屠九级……以兹为乐林、为香国……”可见，这里要建造的是一块梵土佛国，并且规制十分宏大。与此相适应，在寺后的半山腰上，建起了一座九层宝塔，名延寿塔。但此塔在建了八层之后，乾隆帝忽然改变了主意，下令把即将完工的宝塔拆毁，而在原地改建佛香阁。关于乾隆帝毁塔建阁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大概与园内景物的协调有关，或以为西山本来多塔，再建则有重复雷同之弊。佛香阁建成之后，以其宏大的气势，使颐和园前山的景观为之一变，也与周边皇家气派的建筑更加协调。
从佛香阁往上，至山顶最高处就是著名的智慧海。智慧海是一座砖石结构的无梁佛殿，这座建筑的外墙上塑有1110尊琉璃佛像，看上去五彩纷呈，耀人眼目。在其前面的牌坊上方，前后都题有匾额，分别为“众香界”、“祗树林”、“智慧海”、“吉祥云”，连起来恰是一首佛门偈语。智慧海内供奉着三位菩萨：观世音居中，文殊和普贤端坐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