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行湖畔，
碧空如洗，
烟波浩渺的湖面鸥鸟成群，
远处草原上，
几匹骏马在风中奋蹄奔跑，
呼伦贝尔大草原显得格外宁静。
呼伦湖：北方第一大泽
一切还得从1亿年前说起。
今天的蒙古高原，那时还是一片汪洋。由于激烈的地壳运动，这些汪洋有时也变成一片片深浅不一的沼泽。到了距今300万年至200万年前，随着地壳的持续挤压，在这片汪洋和沼泽之间，先后产生了两条大断层，它们被地质学家称为西山断层和嵯岗断层。两个断层之间，一个原始的湖泊正在孕育。距今1万年前，这个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多年的湖泊终于形成，只不过，与今天相比，这个1万年前的湖泊还只是雏形，它过多的水量总是由几条与它相连的河流带走，直到送进遥远的太平洋。1万年的岁月弹指而过，今天，它已成为草原深处的一个内陆湖。
这就是呼伦湖。蒙语里，人们总是亲切地称它为达赉湖，意思是像海一样的湖。这座面积达2339平方公里的湖，它既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内蒙古第一大湖。
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把呼伦贝尔草原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闹市，倘若此说成立的话，那么作为呼伦贝尔草原最大亮点的呼伦湖，就是闹市中最具人气的十字街头。从自然地理讲，它是中国北部乃至整个亚洲干旱地区数千公里内唯一的大泽；从人文地理讲，它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又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意气风发的青春时代。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皇帝，他先后消灭了割据中国北部的夏国、北燕和北凉，初步统一了北方。这个皇帝在位时，经常追忆祖先当年从东北密林中走出的艰辛往事。有一年，部下向他报告，说是寻找到了祖先居住的洞穴。拓跋焘很高兴，当即派中书侍郎李敞等人前往祭祀并把祭文刻在石壁上。直到1500年后，考古学家才在长满桦树的密林中发现了这个被称为嘎仙洞的石洞和洞壁上清晰可见的祭文。这篇祭文以拓跋焘的名义向上天表示感谢，同时也向他的先人致敬，“历载亿年，幸来南迁”，这是祭文的关键词——拓跋焘认为，正是祖先当年英明的南迁，才有了后来鲜卑民族的发展。所谓南迁，就是指从北方的密林，迁徙到水草丰茂的呼伦湖畔。
《魏书》中，呼伦湖被称为大泽。“大泽方千余里，决土昏暝沮洳”，意思是说，呼伦湖这个大湖方圆千里，在这一带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据记载，早在拓跋焘建功立业之前几百年，他的祖先推寅出任鲜卑部落酋长时，从今天的大兴安岭东坡的鄂伦春旗一带，迁徙到了呼伦湖地区。这次被鲜卑后裔们念念不忘的南迁，在鲜卑人的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鲜卑人生活在大兴安岭东侧的山地时，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游猎生活，而一旦迁移到呼伦湖地区，这块富饶的土地带来的不仅是生活方式的变化——由游猎变成了游牧；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与周边的汉、匈奴和丁零等民族之间的接触变得更加频繁。最终，到距拓跋焘半个世纪之后的拓跋宏时代，北魏再次南迁，把首都从山西平城迁往河南洛阳，北魏成为当时最强盛的王国之一。细数这个王朝兴起的隐秘原因，呼伦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标记，它是这个边地民族角逐中原的大跳板和中转站。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如同鲜卑人与呼伦湖一样，蒙古人和成吉思汗也与这个北方大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史书记载，初起之时，成吉思汗的根据地在今天的鄂嫩河和肯特山一带，相当长时间里，这位被称为一代天骄的马上英雄，他的领地局限在斡难河和额尔古纳河之间的狭小地带。与他相邻的世仇塔塔尔人，则游牧于以呼伦湖为中心的大草原上。在打败了塔塔尔人并占领了呼伦湖及周边草原后，成吉思汗的实力以几何级数方式增长，短短几年时间，他就统一了蒙古各部。可以说，正是呼伦湖，让成吉思汗掘得了帝国事业的第一桶金。这个风起云涌，曾令欧洲人谈虎色变的草原帝国，倘若把它比做一株参天大树，那么大树的根就是呼伦湖。
以呼伦湖为中心的草原是整个亚洲最肥美的草原，这样的草原一方面能够比较容易养活成吉思汗大军，另一方面，这里出产能征惯战的三河马。冷兵器时代，这些善于奔跑的生灵无疑就是所向披靡的战车。正因为拥有大量马匹，成吉思汗才天才地制造出了他的战争杀手锏：他的将士每人至少有马3匹，将士们可以轮流乘骑，以便保持来去如风的速度；此外，他的军队一般很少配备粮食，战士们饥食马肉，渴饮马奶，既灵活机动，又便于长途奔袭。
正是依靠这种独特的战术，成吉思汗从额尔古纳河南迁到呼伦贝尔草原不久，就在呼伦湖畔打败了他早期最大的敌人札木合，紧接着，又打败了世仇塔塔尔人，从此独霸大草原。以呼伦贝尔草原为依托，成吉思汗终于有了与女真人的金朝和汉人的南宋分庭抗礼的资本。正如他后来写给长春真人邱处机的诏书中所说的那样：“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
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后，当成吉思汗早已化为地下枯骨时，他所开创的蒙元帝国在农民起义浪潮下土崩瓦解，末代皇帝元顺帝不得不放弃中原，逃往塞外，他选择的逃跑之地仍然是呼伦贝尔草原，他企图回到祖先借以起家的呼伦湖，以便能有卷土重来的机会。明成祖朱元璋深知这片草原对蒙元的重要性，他审时度势，派大将蓝玉远征，蓝玉在呼伦湖的姐妹湖贝尔湖附近彻底灭了元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蒙元这个草原帝国的兴起和灭亡，都和呼伦湖密切相关。或者说，呼伦湖见证了一个铁血帝国的生与死，艳与寂。
鲜卑人和蒙古人之外，历史上曾经不时南下牧马，搅得中原王朝坐卧不宁的契丹人、女真人，都曾经把呼伦湖作为自己的根据地，用翦伯赞的话来说，那就是呼伦贝尔草原“不仅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而且是他们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他们利用这里的优越的自然条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由东而西，征服内蒙中部和西部诸部落或更广大的世界，展开他们的历史性的活动”。呼伦湖作为呼伦贝尔草原的中心和水草最繁茂、物产最丰富的黄金地带，它的历史意义显而易见。
今天的呼伦湖有一个著名景点，那就是成吉思汗拴马桩：在湖的西北，距湖岸10多米远的湖水中，耸立着一根高10米，周长15米的柱石。相传，当年成吉思汗与塔塔尔人交战时，遭到塔塔尔人的伏击，他趁黑夜逃到柱石之下方才得以脱险，是故得名为成吉思汗拴马桩。民间传说虽然不足为凭，但也从一个侧面隐约证明：呼伦湖和成吉思汗，和蒙古人，以及与蒙古人有着亲缘关系的鲜卑人、女真人和契丹人之间，都曾有过水乳交融的历史往事。
野生动物的悲欢家园
呼伦湖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平均水深将近6米，如此浩淼的水面出现在亚洲干旱半干旱草原，完全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异数，它对呼伦贝尔草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生态系统的影响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以呼伦湖为中心所形成的呼伦湖水系，面积将近1万平方公里，可以说，如果没有呼伦湖，也就没有呼伦贝尔草原，至于发源或流经呼伦贝尔草原的数以百计的大小河流，则完全将是另一番模样。因此，当初有关部门决定成立达赉湖自然保护区时，其理由就是“保护整个达赉湖水系的生态系统及其发育形成的大面积的湿地，以及广阔的呼伦贝尔草原，拯救那些已濒临灭绝的生物物种，使该地区保持生物多样性”。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达赉湖成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2年，被接纳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达赉湖自然保护区内最主要的受保护者是鸟类。保护区管理局在区域内分设了6个保护站，每年春天，当大批鸟儿飞来时，各个站点也就进入了一年里最忙碌也最兴奋的季节。对这些保护站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多见鸟儿，少见人烟——事实上，那些偏远的保护站，除了偶尔有盗猎者们光顾外，就只有保护区屈指可数的几个工作人员和一天到晚吵个不停的鸟儿了。保护站的墙上，挂满了观测日记，密密麻麻地记载了绝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各种鸟类的名字。春季、秋季什么时间来的鸟，数量多少，哪些种类，什么时间离开，全都一一记录在案。
保护站工作人员介绍，达赉湖保护区共有鸟类17目41科191种，种属占全国的1/5。所有鸟类中，属于国家二保的32种，国家一保的8种，列入世界濒危物种的3种。
乌兰泡是位于呼伦湖和贝尔湖之间的一个小湖，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但它却是整个达赉湖自然保护区最核心的部分，这里河汊纵横，水草繁茂，鱼类众多，同时又远离人间烟火，因而成为鸟的天堂。在保护区的诸多鸟类中，最珍贵最有趣的当数大鸨和蓑羽鹤。
可以说，大鸨是受尽人类冤枉的鸟。古代，人们把经营妓院的女人称为老鸨，就是从这种鸟引发出来的。相传，大鸨天生只有雌鸟而无雄鸟，它们行为放荡，是一种能和任何雄鸟配对的“万鸟之妻”。许多古书都言之凿凿，比如《国语》就说：“鸨，纯雌无雄，与它鸟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说：“闽语曰鸨无舌，……或云纯雌无雄，与他鸟合。”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则说：“……鸨鸟为众鸟所淫，相传老娼呼鸨出于此。”
大鸨之所以背上这样的恶名，和它的雌鸟与雄鸟长相差异太大有关：保护站工作人员讲，雄鸨高达1米左右，两翅展开，可达2米多，每只的重量都在10公斤甚至20公斤以上；与雄鸨的高大威猛相映成趣的是雌鸨，它们身高不到半米，重量只有三四公斤，看上去和一只鸡没有太大区别，以至于有些地方根本不叫它大鸨，而是另取了个名字叫石鸡。不要说是古人，就是生活在呼伦湖畔的牧民，也大多不知道这看起来差异巨大的两种东西，竟然是同一种鸟。据估算，大鸨在我国有300只左右，1998年，保护站工作人员曾在克鲁伦河南岸观测到约50只的大鸨群，这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最大大鸨群。此外，工作人员还曾在呼伦湖发现过大鸨的幼鸟，这更是史无前例之事。由于大鸨数量稀少，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已把它列入世界濒危鸟类红皮书。
全世界的15种鹤类中，中国分布9种，而乌兰泡保护站区域内就有6种。每年4月中旬，当呼伦湖上坚硬的湖冰才刚刚开始融化时，蓑羽鹤就成群结队从温暖的南方飞来，它们要在这里生活整整半年，度过一个食物丰盛、远离人类威胁的春天和夏天，直到9月中旬，才开始结伴往南飞。
蓑羽鹤性情羞涩胆小，不仅远离人类，即便是其他鹤类也不相往来，故而有鸟类学家把它戏称为闺秀鹤。在当地朋友的陪同下，我们手持高倍望远镜，小心翼翼地靠近了乌兰泡一个长满芦苇的角落。据说，这里曾常出现它们的倩影。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和扫描之后，我们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鸟类美人——它们体态修长，羽毛黑白相间，只不过，白的面积大，黑的面积小，像是白袍上缀了几根黑飘带。它们三五成群，伸出长长的嘴在浅水里觅食，小声的鸣叫很快被淹没在鸥鸟们肆无忌惮的合唱里。
在达赉湖自然保护区，鸟是主角，充当配角的则是黄羊。黄羊是草原上最常见的野生动物，这种几十上百只群体生活的动物，当它们结伴从草原上奔驰而过时，绿色的草原上像多了一块棕红色的地毯。但是，人类活动同样给这个数目巨大但性情温和的种群带来了毁灭性影响：上世纪60年代，举国饥荒之时，肉质鲜美的黄羊成为再好不过的肉类来源；80年代，边境开放，每当冬季之夜，草原上车灯闪烁，枪声不断，每年被猎杀的黄羊多达数万只。
像非洲的角马一样，黄羊也是一种年复一年迁徙往来的动物，以前，它们在以呼伦贝尔草原为中心的蒙古高原上自由来往，冬季向南，夏季向北。但自从北京到乌兰巴托的铁路建成后，铁路两旁高高竖起的铁丝网阻挡了它们的自由之旅。前几年，中蒙两国之间的国境线上又筑起了铁丝网，黄羊迁徙线路自此完全中断。保护站工作人员说，曾有不少迁徙中的黄羊奔跑到铁丝网下，它们听着铁丝网另一端的同类的呼唤，竟然奋不顾身地冲向铁丝网，想要从上面越过去。但这一切都只是徒劳——它们一次又一次的跳跃只换来了头破血流，不少黄羊活活挂死在国境线的铁丝网上。这些渴望故乡的生灵，最终惨死在与故乡只有一网之隔的异乡。
作为世界级生物圈保护区和世界重要湿地之一，呼伦湖以它汇聚大小河流而汪洋如海的胸怀，滋润了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因而，人们形象地称它为“呼伦贝尔之肾”。呼伦湖水量丰沛的年头，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草也更茂密，气候也风调雨顺；而一旦它的水量减少，往往会造成草原气候恶劣，牧草枯黄。从这一意义上讲，呼伦湖不仅是大草原之肾，也是大草原之灵，有了它，也才有了呼伦贝尔草原数千年来的生机与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