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动的马魂
蒙古族有句谚语，叫做“岸上有多少马，水中就有多少鱼”。其实，尽管草原上骏马成群，但若与呼伦湖中的鱼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与绝大多数湖泊不同，呼伦湖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具有吞吐性质的湖。以呼伦湖为主体的三湖（呼伦湖、贝尔湖、乌兰泡）和三河（克鲁伦河、乌尔逊河、达兰鄂罗木河）六者相通。当呼伦湖水量过多时，湖水顺达兰鄂罗木河进入额尔古纳河，再经黑龙江流入太平洋，使呼伦湖含盐量减少，成为淡水湖；当呼伦湖水量过少时，海拉尔河河水顺达兰鄂罗木河进入湖中，补给湖水不足。这种独特的水系形式，使呼伦湖成为各种鱼类生存的天堂。另外，近两个世纪以来，呼伦湖地区主要居民为新巴尔蒙古人，他们信仰藏传佛教，把湖中的鱼视为马魂，禁止任何人捕食。这样，多年以来，呼伦湖中鱼群密布，多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每年四五月春暖冰融之际，从贝尔湖游入呼伦湖的鱼，按史书的说法，那是“衔尾而北，发达唯唯，河渠几无隙地，航行为之不通”。在乌尔逊河上行船，不时会有几十公斤重的鱼从水里跃到甲板上。如果遇上生殖期，“鱼类孵化有声，震撼湖岸，饮马者若不加驱策，则马畏不进”。李墨田先生是呼伦贝尔市电视台前台长，也是呼伦湖的研究者，据他讲，他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坐一条小船顺乌尔逊河航行，一群群大鲤鱼挤满了河道，驮着小船顺流而下，以至于船被拱得东倒西歪，差点把他的朋友掀到水里。
史料记载，最早在呼伦湖上捕鱼的是俄国人。那是1900年，当俄国军队以镇压义和团为名从满洲里一带进入中国后，一些俄国人趁边境空虚，乘机结伴到呼伦湖捕鱼。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白俄涌入中国内蒙和东北，其中一部分人即进入呼伦湖地区以捕鱼为业。中国人捕鱼则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一些来自山东、河北的农民携家带口闯塞外，千里迢迢来到草原，呼伦湖丰富的鱼类给他们带来了活下去的机会。到了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呼伦湖也落入敌手，日方成立了株式会社组织捕鱼。但呼伦湖上大批量的捕鱼作业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降，达赉湖渔业公司——即今天的呼伦湖渔业集团，成为呼伦湖三湖三河最主要的捕捞企业。
在渔业公司工作了30多年的张师傅告诉我们，除了极少数几年外，呼伦湖每年的捕捞量都在8000吨以上，最多时可达1万吨。张师傅回忆说，1984年冰融期间，与贝尔湖和乌尔逊河相通的哈拉哈河水位暴涨，大量鱼类顺水涌入乌尔逊河、乌兰泡和呼伦湖内。位于乌尔逊河中游的乌兰岗建有一个用来阻拦鱼群洄游的栅栏。张师傅说，当时的栅栏下密密麻麻，全都是鱼，大的有几十上百公斤，小的三五公斤不等，如果拔掉4根拦鱼栅上的铁条，每小时可接鱼20吨以上。后来几天，拦鱼栅下段河中出现了一条五六百米长的鱼群带，这些在激流中首尾相衔的鱼类竞相跃出水面，令人眼花缭乱。旁边的小河沟里，有人用箩筐扣，有人用木棍打，一会儿就能收获几百公斤鲜鱼。
说起呼伦湖上捕鱼，张师傅如数家珍。他说，呼伦湖的捕鱼方法有两种，称为明水和冰下。明水捕鱼一般在八九两月进行，与内地的捕鱼方法大同小异。值得一说的是冰下捕鱼。由于地处中国极北之地，呼伦湖每年的封冻期长达几个月，而冬季里鱼群活动能力较弱，又是聚集越冬，相对容易捕捞，从而成为呼伦湖捕鱼的主要季节。
冰下捕鱼主要采用冰下大拉网作业，这种方式在呼伦湖渔业史上已有80年历史。我们去呼伦湖时正值盛夏，远未到冰下捕鱼期，因此无缘一见，但从张师傅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想见其壮观景象：冬季的呼伦湖覆盖着厚达1米多的冰层，捕鱼小组的车直接在冰面上行驶。捕鱼前，由组长选择一个冰面平坦和鱼群集中的地区，并划定下网眼和出网眼位置，插上不同颜色的旗帜作标记。接着，工人们开始用专门的工具在冰面上打网眼，网眼是5平方米左右的长方形，别小看这5平方米，坚硬的冰面需要好几个人长时间的劳作才能完成。打完网眼之后就该下网了，装在爬犁上的渔网得通过网眼慢慢下沉到水中。每个网眼之间相距30米，分别由长32米的连接着引纲的引杆牵动着长达700多米的大鱼网，在冰下的湖水中形成平行扇面后徐徐推进。一般来说，一网要运行5公里左右。下网完成之后就是激动人心的出网，以前是由马匹拉动绞盘，把沉重的渔网——当然还有网里的鱼——拖出水面，现在则是用汽车拉。随着渔网慢慢出水，活蹦乱跳的鱼儿顿时让沉寂的冰湖一片欢腾。
一个正在变咸的噩梦
呼伦湖静静地躺在大草原深处，已经有1万年以上的历史了。近百年来，呼伦湖的水位不时发生变化，它时大时小，但总体基本保持在2000平方公里以上。然而，近20年来，由于受全球气候变暖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这片美丽的蔚蓝之地，已经出现了一些不祥之兆——它正在变小、变咸。
在呼伦湖的小河口游览区，有一片酷似海滩的沙滩，沙滩上不时可见已经破碎的河蚌硬壳。一道100多米长的木制小桥从岸边通向湖里，游人得从小桥上走过去，才能与湖水亲密接触。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姓胡，是喝着呼伦湖水长大的“土著”，老胡告诉我们，由于周围工业企业极少，呼伦湖的湖水几乎没受污染。但是，这些年来，呼伦湖的水位正在不断下降，仅仅去年，湖水就后退了100多米，因此景区方面才不得不修了这座小桥，与其说增添了一道风景，不如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补救。至于沙滩上早已死去的河蚌，那是由于湖水水位下降后没来得及撤离的牺牲品。老胡还说，1995年5月，呼伦湖刮了一场罕见的西南风，在沙尖子一带，多达五六十吨的河蚌被大风从湖里刮到岸上。
呼伦湖集团多年来的观测结果表明，呼伦湖水位的确一直在呈下降趋势，而湖水水位下降意味着两点，一是鱼类减少，鱼类减少则会导致湖水的富营养化。事实上，正如呼伦湖集团水产环保科研所的牛喜祥先生所说，他们从1984年开始跟踪湖水状况，湖水的富营养化已经越来越严重；二是湖水变咸，对照国际通行标准，呼伦湖属于微咸湖，而如果水位下降到一定地步，量变引发质变，呼伦湖就会成为咸水湖。一旦成为咸水湖，这对湖中生息的淡水鱼类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此外，呼伦湖还是湖畔的扎赉诺尔矿区最主要的水源地，可以想象，一旦呼伦湖水变咸，将引发这一地区的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活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车行湖畔，碧空如洗，烟波浩渺的湖面鸥鸟成群，远处草原上，几匹骏马在风中奋蹄奔跑，呼伦贝尔大草原显得格外宁静。从遥远的鲜卑人到成吉思汗，再到今天，这片被呼伦湖水滋润的土地一直就是中国北部最美丽最动人的风景，当那些激动人心的历史成为悠悠往事，呼伦湖也就此展开了新的命运。
逝者如斯：一条河的灿烂与落寞
冯玉祥的感动
1943年11月和1944年6月，时任国民政府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两度马不停蹄地从陪都重庆赶往川南自贡。自贡是一座新兴的、才成立一年多的城市。在那里，冯将军聚集民众，慷慨陈词，号召募捐。募捐结果令冯玉祥大为惊讶，这个小小的自贡市，两次的募捐金额竟高达1.2亿元之多，并创下22项全国纪录，仅金戒指就多达800余只，个人捐款在10万元以上者达101人。其中一个叫余述怀的商人在团体捐献之外，又个人捐款1200万元。120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西南联大教授的待遇在国内属于顶级的，每月工资约6000元，也就是说，这笔钱相当于2000位西南联大教授的月薪总和。另一位叫王德谦的商人则捐了1000万元，两人双双突破全国个人捐款的最高纪录。冯玉祥将军被自贡感动了，感动之余，这位著名的“丘八”诗人即兴赋诗一首，诗虽打油，却能看出他的一腔真情：“巍巍自贡市，贤才多济济。各地都像你，飞机大炮坦克车，齐齐都能买新的。各地都像你，我们一定打过鸭绿江，还我自由新天地……”
自贡之所以让见多识广的冯玉祥感动，能够在短时间里捐出如此巨款，倒不是这里的人民就比其他地方的人民更爱国，而是基于一个不容忽略的现实：这座新兴的城市要比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地方更为富有。其实，早在1942年冯玉祥前来动员募捐之前，这座城市就已捐款购买了两架飞机，这两架飞机分别取名为“盐工号”和“盐船号”。飞机的名字已经透露出历史的玄机：这座城市的富有和慷慨，都源于人类熟悉到了熟视无睹地步的最为普通的物质：盐。
诸种动物中，大概没有别的什么比人更需要盐了，据说逃入深山的喜儿之所以成了白毛女，就是因为她无法补充年轻美丽的身体所必需的盐分。在整个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自先秦到当代，盐一直作为国家专控商品而存在。经营盐尤其是生产盐，便成为一条致富的终南捷径，在古代中国，它所产生的利润，可能只有贩毒才能与之相比。
自古以来，盐的生产方式不外乎三种，即海盐、池盐和井盐。海盐也就是所谓的傍海煮盐，只需把海水煮干，就能得到粗糙的盐巴；而池盐则产于山西等地的盐池中，开采也较为方便。但是，由于地理原因，远离大海的内陆不可能获得海盐，大多数地方也缺少池盐，因而井盐的开采就应运而生，而自贡，恰好是1000多年来最为兴盛的井盐基地。
1938年4月，当时已迁至成都的南京金陵大学为了拍摄一部反映井盐工业的科教电影，派出一支摄影队到自贡，带队的是一位年轻的摄影师，名叫孙明经。孙明经在自贡停留了3个月，用一台16毫米柯达特种摄影机和一台120蔡司依康照相机，摄制了一部22分钟的科考纪录片《自贡井盐》和880多幅照片。这是古老的自贡井盐第一次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被介绍给广大的民众。今天，当我审视这部纪录片和这些照片，还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大半个世纪前中国以及全世界最大的井盐基地的盛况。孙明经认为，地球上很少有哪个城市像自贡一样，地下既埋藏着丰富、优质的盐卤，又拥有大量易于开采的天然气。丰富的卤水加上廉价的燃料，这是古代盐业生产的两大决定性前提。正是有了这两个决定性前提，当时自贡盐场巨头、四川盐务局局长缪秋杰曾对孙明经开玩笑：如果自贡不以盐业作为支柱产业，那么上帝会很生气。
几乎就在孙明经前往自贡的同一时期，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也来到自贡作了一次考察。在他的考察报告中，这位科学家以颇为兴奋的笔调写道：“游子初抵此者，闻各处盐井机械叮当之声，以为身入欧美工厂矣，此在我国罕见而在内地不啻凤毛麟角。”
一座因盐而兴的新城
井盐开采，大概是技术家族里沿袭时间最长的一种，它的历史，可以从上个世纪一直上溯到遥远的先秦。据载，井盐开采的发明人应该是秦国蜀守李冰，也就是那个修建了都江堰，从而造就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的著名水利专家。也许是因为都江堰名气太大，从而遮蔽了这位水利专家的这另一大发明。
其实，李冰所发明的井盐开采与都江堰水利工程相比，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影响了人类此后生活进程，进而改变了地球面貌的伟大发明——正是以他的井盐开采技术为蓝本，此后才有了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人类也才得以进入以汽车、飞机和精密机器为标志的后工业时代。
不过，李冰在成都平原所发明的井盐开采技术的集大成者却是自贡先民。今天的自贡市辖富顺、荣县两县和贡井、沿滩、大安、自流井四区，向来有盐都之美称，而据民间指称，盐都开采出的第一滴用于制盐的卤水，是在距自贡市区30多公里的富顺县城。那是晋朝太康年间，一个叫梅泽的少数民族首领外出打猎时，偶然饮用了一股源自石缝间的泉水，发现那水居然是咸的。于是，梅泽猜测地下一定有盐分存在，他号令族人，用极其简陋的工具往泉水之下掘进了300尺，终于，盐分极高的卤水奔涌而出。把卤水盛进大铁锅里慢慢煎熬，雪白的盐就诞生了。
关于此事，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有明确记载：“梅泽，本夷人，晋太康元年因猎，见石上有泉，饮之而咸，遂凿石三百尺，盐泉涌出，煎之成盐，居人赖焉。”梅泽死后，后人因他发现盐泉有功，立庙纪念，再后来先后被追封为通利侯、金川王。但近年来的史料研究表明，梅泽并非是最早在富顺境内采盐的人，在比他还要早200多年的东汉章帝时期，富顺就开凿出了著名的富世井——后来富顺设县时，也是以井为名。史书称此井“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剑南盐井，唯此最大”，它从东汉时期凿成产卤，一直到明朝正德年间才停废，其间历时达1400年之久，堪称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