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岑兄：
昨日接到六月一日报附文学旬刊三十九期杂谈内西谛先生提倡“憎厌之歌”、“悲怨之曲”，反对桃色雾的恋爱观。我自己的近来的诗虽多悲调，但对于西谛君这个意思，却不敢赞同。我觉得中国民族现代所需要的是“复兴”，不是颓废；是“建设”，不是“悲观”。向来，一个民族将兴时代和建设时代的文学，大半是乐观的、向前的。有惠特曼雄放无前的伟大乐观，所以也有了美洲少年勇进的建设气象。法国颓废派的文学不足以振兴法兰西的民气（西谛先生所指的悲怨之曲决非颓废的文学，我深知道）。而罗曼罗兰的乐观文学于将来法国、将来的欧洲，必定有好影响。所以我极私心祈祷中国有许多乐观雄丽的诗歌出来，引我们泥涂中可怜的民族入于一种愉快舒畅的精神界。从这种愉快乐观的精神界里，才能养成向前的勇气和建设的能力呢！
德国民族现在所处的境地，可算是世界上最困苦、最可悲了。比起中国真差得十倍不止。但我搜遍它最近的文集诗歌，不看见一首关于时代的悲调。他们国民人人自信德国必定复兴。这种盲目的乐观，就是德国将来复兴唯一的基础。
中国民族老气太深，已经没有这种盲目的乐观了么？我不相信。
至于恋爱的诗，我觉得少年人歌颂恋爱，老年人反对之。少年的民族亦然（中国的诗经及古歌谣，外国的古歌谣，波斯的Hatis）。我们现在愿自居少年的民族么？老年的民族呢？
中国千百年来没有几多健全的恋爱诗了（我所说的恋爱诗自然是指健全的、纯洁的、真诚的），所有一点恋爱诗不是悼亡、偷情，便是赠妓女。诗中晶洁神圣的恋爱诗，堕成这种烂污的品格，还不亟起革新，恢复我们纯洁的情泉么？
我自己受了时代的悲观的影响不浅，现在深自振作。我愿意在诗中多作“深刻化”，而不作“悲观化”；宁愿作“骂人之诗”，不作“悲怨之曲”。纯洁真挚的恋爱诗，我尤愿多多提倡。
宗白华（七月九日，柏林）
（原刊1922年8月22日《时事新报·学灯》。）